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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的創意行動與媒體策略理論架構圖
回饋組織、延續社運能量
「調整部份工時工作者最低時薪」抗爭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建制化
組織有足夠的知名度
使勞工願意選擇九五聯盟作為申訴管道
組織推廣之議題為公眾所接受
理性化組織以各種創意行動與資訊津 貼作為論述向公眾推廣議題
組織累積小個案以成 為大議題並推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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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從「年少輕狂」到「轉大人」
因為我從民國九十六年起擔任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的執行委員，期間做了許多 活動的影像記錄，也和其他執委一起執行各種媒體行動，亦協助前來九五聯盟投 訴的案主。所以本文以行動者的角度，在事件的參與與行動中再回頭進行反思與 分析，並回應到原先的問題意識：有關影像記錄在社會運動組織中扮演的角色，
這也牽涉到非營利組織的媒體文化策略。
我們可以看到在臺灣解嚴以後，到八０年代末期，社會運動興盛極為興盛，
你從什麼時候沉默的？
從恐龍統治了森林的年代 從地殼第一次震動的年代 你已死在過深的怨憤裡了麼？
死？不，不，我還活著——
請給我以火，給我以火！
--艾青＜煤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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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台灣的社會學者認為是台灣在「台灣退出聯合國」與「全球經濟危機」
之後，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遭到挑戰，加以「解嚴」降低了社會運動的代價，所 以台灣社會運動的產生有其政治機會上的條件。雖然在九０年代後，台灣的社會 運動就逐漸冷卻，但是正式立案的非營利組織卻可以讓社會運動狂飆的能量延續 下去，作為後續動員的基礎。而「勞工運動」正如其他領域的社會運動，在台灣 適當的政治機會上乘勢而起，又因為《勞基法》於民國七十三年七月底公佈施行，
也提供台灣工運興起的法律基礎，其「理性化」的表現形式，就表現在各種「勞 工團體」與「工會」的組織上。而這些「理性化」的過程，也延續到近期發生的 社會運動。
而在臺灣，學生參社會運動，「和工農階級站在一起」，也有相當長遠的歷史。
台灣的學生運動起先是建立在學生自治、校園民主自由的脈絡下，但是在民國七 十五年開始的鹿港反杜邦運動之後，社會實踐也逐漸被納入學生運動的脈絡裡去 思考。直到解嚴前後，台灣民間發起的各項社會運動場域，都可以看見許多熱血 學生的參與。
但是在台灣的社會中，大學是資本主義體制下分工與再生產的一環，理論 上，大學生其實是臺灣中產階級的預備隊，因此這些參與學運的大學生大多仍是 具備了「半知識份子」的性格，用左派思想理論去框架他們所認知的社會不合理 的現象，而其實校園和社會的藩籬並未真正地打破，所以社會上再怎麼激烈的自 力救濟運動，仍和學生的日常生活有隔離。後來，部份以大學生為主體發起的社 會運動，如「反高學費」、「調漲部份工時工作者基本時薪」等，則相對連接起了 大學生的日常生活與工農階級的處境。
除了大學生社會身份的中產階級性格以外，學生運動的另一個困境是：由於
「學生」基本上是一個過渡性的身份，所以一旦這些參與運動的青年學子們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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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身份，這股運動能量該如何在他們的生涯中延續下去，而非只是「年少輕狂 的一段奇特經歷」？
東海人間工作坊曾經想要嘗試用經濟體的方式，讓這些一同參與學運的夥伴 們能繼續聚在一起，所以他們頂下一間牛排館，由社團學長姊掌廚、學弟妹在外 場端盤子，名之曰：「悲情城市」牛排館；也曾經打算用「米老鼠燈罩」的家庭 代工來經營這個「校外經濟體」事業。後來分別因社團集體參與野百合學運與學 生們的不擅製作而宣告失敗。所以東海人間工作坊的資深學長笑稱這個學運社團 的校外經濟體經營實驗是「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
而野草莓學運也曾經想要以「組織化」的形式延續其運動能量。野草莓學運 的導火線，是在民國九十七年底，因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所引發的台灣民族意 識與集會遊行惡法爭議。這股運動能量，不僅在靜坐期間所獲得的高額捐款以信 託方式讓有需要的人權團體申請，參與學運的學生們也利用部份捐款在同安街租 了一個倉庫作為聚會點，並命名為「野空間」，但是在租約到期後，野草莓成員 或離開、或投入其他領域的運動、或另行開店經營一個新的聚會所，但都不再以
「野草莓」的招牌掛牌經營。
至於本文是以「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為例。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的成立，也是 從異議性社團學生於民國九十三年底在和平基金會辦公室聚會開始，然後自民國 九十四年起展開對「部份工時工作者之基本時薪」的抗爭，而後於民國九十六年 八月正式立案為社團法人，持續接受勞工申訴，並以此為基礎延續過往的運動能 量。
但是這些組織都是要面對「學生」的過渡身份，其成員在各自的生涯上如何
「轉大人」，以擴大格局並長久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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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論述的底蘊
美國學者Lester M. Salamon 在他的文章＜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中認為：促成近代全球第三部門蓬勃發展的壓力至少有三個：從下而上(below) 的自發性草根力量、從外部(outside)介入的外力推動，像是各種公共或私人的機 構所辦的活動，以及從上而下(above)的政府政策。
提到台灣的學生運動，很難不提到野百合學運，資深新聞工作者何榮幸在他 的書裡，標注當年參與野百合學運的學生們為「學運世代」。當年年少輕狂的學 生們在那個國民黨一黨獨大年代，提出的訴求是解散國民大會、重建新的憲法秩 序、召開國是會議、人民民主參與，是一種對多元民主政治的期待。在眾聲喧嘩 的時代過後，那些學生後來有的進入體制，從事由上而下的民主政治推廣；也有 的學生後來走向基層、推動人民自主結社，由下而上地以各種社會力量繼續有組 織地提出訴求。
而當各種社會力量以社會運動作為對統治階層溝通的中介時，除了狂飆的情 緒以外，也要提出理性而有力量的「論據」，並在「論據」之後提供一套「論述」
進一步說明其「論據」，以成其「論據」的底蘊，而提出「論述」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提出草根人民的「生活世界」，以挑戰統治階層的系統世界，進而促成改變。
樂生青年聯盟（簡稱樂青）是台灣近代的學生運動中，型態相當特殊的一股 學運勢力，苦勞網執行長孫窮理曾經名之以「樂生世代」，將這場學運標注為當 代台灣學生運動的代表。樂生青年聯盟的組織型態，或許有一個優勢在於其議題 有一個固定的「可聚會場所」：樂生療養院，所以人的聚合容易，學生們經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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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生療養院區裡舉辦工作坊、音樂會、園遊會等活動，和院民生活在一起，也為 了發展樂生和新莊地區的社區關係，而在院區舉辦「樂生社區學校」。也因此，
樂生青年聯盟在樂生保留的抗爭路途上，也就有許多院民感人的故事可說。
樂生療養院院民與樂生青年聯盟包圍當時的行政院長蘇貞昌官邸
從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的案例分析來看，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的執行委員們長期 從事勞資爭議的個案服務，也以此為基礎從事「改善台灣勞動體制」的倡議行動，
而將青年勞動者們的「生活世界」以議題倡議的方式對台灣的勞動體制與社會價 值作溝通，使台灣勞動體制的「社會系統」和青年勞動者們的「日常生活」得以 建立較良好的關係，也使長期以來不合理地壓迫青年勞動者生活的勞動體制有了 鬆動的可能。
一個和青年勞動九五聯盟起源近似的前例是台灣勞工陣線（簡稱勞陣）。台 灣勞工陣線的前身是勞工法律支援會（簡稱勞支會），是在民國七十三年五月一 日時由一群知識份子組成，尤其在同一年七月底，國民黨政府在美國的工會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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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聯合對台灣施壓的情形下公佈施行《勞基法》，勞基法乃成了台灣勞工據理 力爭的有力武器，為台灣的勞工運動提供了法律基礎，於是那時的勞支會也接許 多個案，執委們一邊從事法律的諮詢服務，一邊宣揚勞工意識，其中最有名的就 是民國七十五年，新竹玻璃勞工自救會接管工廠的案子。到民國七十六年七月解 嚴，各種勞工自力救濟運動更加蓬勃，勞支會面對新形勢，而於隔年秋天改名為
「台灣勞工運動支援會」，脫離個案服務的階段，全力協助自主工會的組織、教 育、與串聯，也就是在這段期間，原本在綠色小組的鄭文堂毅然決定投入組織工 作而加入勞支會，並將桃客事件的整個過程拍成一支錄影帶：「用方向盤寫歷 史」。到了民國八十一年，台灣政治民主化基本上已經完成，但勞工問題依然存 在，於是勞支會再度改組為「台灣勞工陣線」，以示脫離「支援」的角色，積極 團結勞工、改造社會。同樣地，勞陣也因為其法律服務的案件多，才有這個底蘊 去提出對勞基法等各種法案的修訂。
所以我們可以從各組織的論述發展看到：非營利組織如果要有「基礎」去提 出草根人民的「生活世界」，就需要組織平日的第一線服務。或更精確地說，是 組織者與群眾紮實的接觸、捲動群眾參與，並在與他們的群眾同在的過程裡看到 群眾的生活。
第三節 非營利組織發展與其媒體文化策略的內在鑲嵌
非營利組織如果要有「管道」去提出草根人民的「生活世界」，就必須要在 這個由政府與企業掌控媒體公共領域的環境之下，搶奪對社會議題的詮釋框架。
非營利組織如果要有「管道」去提出草根人民的「生活世界」，就必須要在 這個由政府與企業掌控媒體公共領域的環境之下，搶奪對社會議題的詮釋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