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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非營利組織：社會運動能量的延續
臺灣在 1980 年代掀起了大波的社會運動風潮，然而臺灣在民國七十六年七 月十五日才宣佈解嚴，究竟是為什麼？
臺灣社會學者認為過去臺灣的民間社會受到具有外來政權色彩的國民黨所 統治，而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其是聯合國承認的「代表中國惟一合法政 府」，以及國民黨統治臺灣期間創造出的「經濟奇蹟」，但是前者在民國六十年中 美斷交、臺灣被迫退出聯合國，後者在1980 年代初期的經濟不景氣與多起公害 事件的揭露後，這兩個基礎都在1980 年代初期受到挑戰。而在國民黨統治的合 法性危機出現時，新一代的知識份子參與改革的慾望也升高，加以臺灣教育程度 提升，使得處於過渡階段的大專以上學生人口增加，這些「半知識份子」也就成 為社會運動重要的參與人力。於是，臺灣的政治與社會運動也就交相興起了。但 是在1990 年代台灣社運頻率減弱以後，當初那些社運能量就真的莫名地消失了 嗎？
顧忠華在他的〈社會運動的「機構化」：兼論非營利組織在公民社會中的 角色〉中討論到：台灣早期的社會運動有和政治反對運動密切的共生關係，解 嚴後，開始有「功能分化」的趨勢。所以，該文嘗試用「新制度論」的觀點來 分析台灣第三部門興起的原因與特徵，而第三部門興起對社會權力關係的代表 性意義，則是以「治理」取代「統治」的精神（顧忠華，2003）。
如同西方，台灣的社會運動在九零年代中期也有頻率減弱的徵兆，或是其 表現形式由初期「狂飆式的激情」日益「理性化」，社會運動的承載體漸由「非 正式的運動團體」轉為「正式的組織」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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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結社自由向來被視為理所當然；但是台灣的各種社會運動及民間 組織卻多是從地下經營開始，在解嚴之後才開始紛紛正式立案成為社會團體，
最大的差異就是有了「解嚴」的分野。故而以台灣社運組織自我評估是否「轉 型」為正式立案組織的歷程，便可看到外在環境制度對組織的形塑作用。
對於非營利組織興起的原因，一種普遍的說法是因為「國家失靈」，所以需 要非營利組織來做補位的動作，不過這種說法或許失之工具化，不容易看到組織 者背後的信仰和能動性，我們或許可以說：非營利組織是一種社會運動的「機構 化」，因為「機構化」可以獲取更多資源，累積動員能量，以便做更進一步的社 會改造，也就是一種從「由下而上的統治」到「培力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共同治 理」。
除了例行的公眾服務工作以外，對非營利組織的經營而言，在一個適當的政 治機會點上發聲也是很重要的，在高度組織化的政府與企業掌控媒體公共領域的 環境之下，非營利組織要搶奪對議題的詮釋框架，首先就要先成為強而有力的消 息來源。在對消息來源與媒體互動關係的各種研究取徑中，提倡「消息來源社會 學」研究取徑的 Schlesinger 強調：有三個因素影響了媒體資源的獲得與公關策略 的設計，包括：組織制度化的程度、財務基礎與文化資本。
但是，無論組織制度化程度、財務狀況都不如政府或企業的非營利組織，
在議題框架的競爭上也並非完全絕望。除了非營利組織可以爭取文化資本的支 持，以獲得言論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以外，孫秀蕙在前述 Schlesinger 所說的三個影 響組織的媒體資源獲得與公關策略設計的因素之外，又加進了一個因素：訴求，
因為在公關或宣傳單位有目的的引導之下，一個社會議題常常會因為公關訊息策 略的設計而轉移問題焦點，而影響大眾對該議題的看法（孫秀蕙，1997）；而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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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能永續生存，並為社區提供更好的服務。
所以，非營利組織之所以需要解決財務問題，目的並不是像企業經濟組織 一樣在「獲利」，而是為了能讓組織裡的工作夥伴能繼續走下去。如前所述，
非營利組織種種再漂亮、再偉大的願景，也還是需要放在足夠的物質基礎上，
才能真的去養專職的、以此維生的非營利組織工作者，並進行制度化地分工，
使組織有條件再去作前述的關於組織的公共關係經營，並用各種形式的資訊津 貼向媒體推廣議題，以延續過往的社會運動能量。
下一節將談到作為「知識人」的傳播者們如何在這公共領域再封建化的時 代裡，運用創意行動與媒體策略在社會運動的各個階段扮演「推廣議題」的角 色，並以「影像紀錄」的技術傳播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