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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漢藏的影響與在地土著勢力的結合

第二章 永寧普米村落當代處境的歷史縱深

第一節 來自漢藏的影響與在地土著勢力的結合

在當代的行政區劃上,永寧鄉位於雲南省西北處與四川省的邊界上,處麗江市 範圍內金沙江東岸的寧蒗彝族自治縣的最北端。永寧鄉西側的金沙江畔台地為同 屬寧蒗縣的拉伯鄉,跨過金沙江再往西則是迪慶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縣(原中甸 縣)與同屬麗江市的玉龍納西族自治縣;永寧鄉東側與北側則毗鄰四川省涼山彝族

自治州,北面為木里藏族自治縣,東面則為鹽源縣。70

當代永寧鄉的鄉政府以及鄉內最主要的街市位於川滇邊界上最寬廣的一座山 間盆地──永寧壩子上。永寧壩子面積有 47.23 平方公里(寧蒗彝族自治縣志 1993:70),是寧蒗縣境內第二大平壩、也是縣境北部最大的平壩。壩子內海拔約 2500-2700 米,四周環繞的高山在 3800-4500 米之間(宋恩常 1986;嚴汝嫻、宋兆 麟 1983)。壩子四周匯入的水流屬雅礱江水系,由壩子東北方流入四川鹽源縣境內 的谷地。壩子東側有斷層形成的瀘沽湖,西側則是分隔金沙江水系與雅礱江水系 的山脈,山脈以西即是由北往南流向的金沙江峽谷(參見寧蒗彝族自治縣志 1993:77-80)。

「永寧」此地方之名稱,始於西元 1279 年時元朝將此地土酋歸附所設置的土 官改稱「永寧州」,以及之後明清兩朝繼續授予土酋官職而延續到西元 1950 年間 的永寧土司政權。「永寧」所指的地區範圍,在不同時代的政治脈絡中有大有小,

但皆以永寧壩子為中心。當代永寧鄉的範圍皆屬 1950 年以前永寧土司的轄區,而 當代拉伯鄉以及與永寧鄉南側毗連的翠玉傈僳族普米族鄉71、紅橋鄉部分區域,在 1950 年以前也隸屬於永寧土司。本文中的「永寧地區」指的即是以永寧壩子為中 心的政治治理單位的範圍,1950 年以前指的是永寧土司政權,1950 年以後則指行 政規劃上當代永寧鄉的範圍。

當代永寧鄉內居住有官方認定為摩梭人、漢族、彝族、普米族、納西族、壯族、

藏族的多種人群,並以摩梭人人口最多。在永寧土司統治的時期,土司轄下主要 土著居民是納日麼些與普米西番,其他的人群都是在土司統治後期才陸續遷入永 寧。雖然從過去到現在,在永寧與永寧壩子的範圍都是以摩梭人的人口最多,過 去永寧土司亦是納日麼些所擔任,但當代永寧普米族人仍流傳有認為「普米」的 地位比摩梭人要高、跟土司一樣大的說法。這樣向我主張的報導人說明,因為以

70 以下述及少數民族州縣皆簡稱州縣名。各行政區劃位置可參見附圖。

71 翠玉傈僳族普米族鄉以下簡稱翠玉鄉。

前土司統治的時候,永寧壩子上的奴婢都是摩梭、沒有普米,而且普米有權力可 以反抗土司,摩梭不行;甚至還有人提及,最早永寧土司好像是普米,但後來不 知道為什麼才變成摩梭。則中共統治此地以前的土司秩序,似乎仍是當地人藉以 理解兩人群關係的依據。其實人們所記憶的土司統治末期的制度,一方面是由中 央王朝勢力介入此地設置土官以來逐漸發展、穩固下來的,一方面也反映了自土 司制度形成之始普米西番與納日麼些這兩群人即已共同居住在此地的長期關係。

以下,我即試圖說明蒙古南征途經此地以來,永寧在地秩序與土司政權演變的情 形,來呈現在漢地政權勢力進入多種土著人群居住的此地以來,兩人群在此地的 關係的變遷和累積。我也由其中說明,可能是普米自身相對於摩梭較為勇武與互 不相服的平等性格,促成了土司制度中對於兩人群的安排規範。

元征雲南與在地秩序的改變

對永寧一地政治秩序與歸屬的確切記載始自元代史書。72在唐時,永寧所處的 地域位於吐蕃、唐、南詔三方勢力的交界與相爭地帶之中,據方國瑜(2008a:37-42) 對當時此區域的地名考釋,永寧所處的地區曾納入吐蕃勢力範圍之內73。後來南詔 從吐蕃手中奪得永寧以東、以西同有麼些分布的昆明與鐵橋城74,大理取代南詔後 則未能掌控此區。

西元 1253 年,忽必烈南征大理,率軍分三路進入雲南,忽必烈走中路,「至金 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摩娑蠻主迎降」75。直到今天,永寧當地仍傳說忽必烈曾

72 《元史‧地理志》記:「永寧昔名樓頭賧,接吐蕃東徼,地名答藍」(轉引自周汝誠、郭大烈 2009:198)。

方國瑜指出「賧」是依據土語稱州之音所記,如當今仍有許多稱為「甸」的地名。方國瑜(2008b:102) 指出答藍是藏語對此地的稱呼,我的普米報導人也告知我藏語裡的永寧為「tʰɑ²²lɔŋ⁵¹」,普米語為

「liŋ⁵⁵」,納日摩梭語中為「l̥i⁵⁵di²²」,洛克(Rock1999:247)則記當地納日麼些人稱永寧為「里堆」,

自稱永寧人「里新」。

73 《舊唐書‧吐蕃傳》載,建中四年(公元 783 年)唐與吐蕃會盟,劃定以大渡河為疆界,大渡河西 南屬蕃界。(方國瑜 2008a:38)永寧所位處的雅礱江、金沙江流域即位於大渡河之西。

74 方國瑜考據昆明城應為今天之四川鹽源縣,鐵橋則位於雲南玉龍納西族自治縣巨甸鄉之北。(方 國瑜 2008a:29-31)

75 《元史卷四‧本紀》第四,世祖一。轉引自馮丁丁(2011:13),明宋濂等撰,中華書局標點本。

在壩子西側開基河畔稱作「日月和」的草坪地紮營76,史書亦載永寧與麗江的麼些

76 參自 Rock(1999:250),和鐘華(2000b:337)。我在田野調查中則聽聞報導人講述木底箐的普米稱溫 泉的四村普米所在河谷為「nwæ ²² diŋ⁵¹」,意為「兵的地方」,報導人說明可能忽必烈南征的時候軍 與其子被其弟所殺等事例。(楊麗娥 2002:21-22;亦參見郭大烈、和志武 1999:259-260)

80 如茶罕章管民官於至元二十二年(1285 年)改為麗江路宣撫司,領有北勝府(今永勝縣境內)、順州 (今永勝縣內)、蒗渠州(今寧蒗縣南部)、永寧州(位於永寧壩)、通安州(位於麗江壩)、蘭州(今蘭坪縣)、

寶山州(今玉龍縣北部)、巨津州(今玉龍縣巨甸鎮)、臨西縣(今維西縣)。(郭大烈、和志武 1999:253-255)

81 在民族學者進行雲南民族識別的調查時,即聽聞「西番」傳說在忽必烈時由北方遷入寧蒗(方國 瑜等 2009);而玉龍縣與香格里拉縣(原中甸縣)內都有普米西番的墓碑上記載隨忽必烈渡江征戰而 遷移此地的事蹟(普米族簡史 2009:14);民族學者更是常引用清人余慶遠《維西聞見錄》的記述──

「巴苴,又名西番,亦無姓氏。元世祖取滇,渡自其宗,隨從中流亡至此者,不知其為蒙古何部落 也。」──來說明雲南的普米西番是忽必烈南征大理的時候隨元軍遷移到雲南境內的,包括尤中 (2002),何耀華(2002),熊永翔(2011:48-49),《普米族簡史》(2009:14),馮丁丁(2011)等。

82 我主要是在玉龍縣北部魯甸鄉與蘭坪縣河西鄉、通甸鎮的普米村落得到這些說法。這些地區的 普米報導人也有提到,普米在這之後因為作為統治階層、勢力大或太過殘暴,而受到其他族反抗與 追殺,因而再度遷徙;或是認同於元人而指出普米在八月十五不過節,因為這是天下殺普米的日子。

不過,對於永寧普米族人的情形,雖然在民族學者早期調查中也有提到跟隨忽

會主要人口的情形即由土官設置以前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初期。

逐漸鞏固的土司制度所反映的兩人群關係

在已有文獻中可追溯的永寧第一任土官是明初洪武十五年(1382 年)任職的卜 都各吉。雖然民族學者依據二十世紀初期永寧土司家的語言、禮俗確認永寧土司 為納日麼些,而志書中所收錄土司家傳記的歷代土司世系88也可上溯至卜都各吉。

不過,據明代成書而於清乾隆時收錄到四庫全書中的《土官底簿》「永寧府知府」

條目的記載:「卜都各吉,瀾滄衛西番人,先係本州土官。」(不著撰人 明)這就使 得對於永寧土官最初的族屬一直有兩種看法:一是由永寧土司家祭師背誦之系譜 與志書記載土官世系之連續由父子或兄弟相襲,而認定卜都各吉為摩梭,並認為 史書中對卜都各吉為西番的記載有誤(寧蒗彝族自治縣志 1993:656)89;一是認為最 初永寧土官為普米西番,後來才因某些原因而轉為摩梭擔任。

我認為,由既有的文獻與田野材料都無法完全確認永寧土司是否曾為普米西番、

或是自始即是納日麼些。但是對於明代永寧土司的相關記載以及學者們用來支持 土司曾為普米西番的相關訊息,其實呈現出即使由某一部份人擔任土司,此地人 群之間也並非完全是誰臣服於誰的關係;在地的納日麼些與普米西番可能勢力相 當而曾經互相爭鬥,但即使由一部分人群擔任土司的秩序由來自中原王朝的權威 固定下來,土司的權力仍需與其他在地人群建立一種受到認可與制約的合作關係。

而由納日麼些擔任土司、普米西番作為百姓但有權力反抗土司的安排,即可能來 自普米西番原本在此的有較大勢力、具較強悍的勇武性格,或是普米西番社會關 係的平等特性。

在認為永寧土司最初為普米西番的看法中,一說是本族出現爭權的糾紛而推舉

88 來自《永北直隸廳志》所收錄十九世紀末期永寧土司阿恒芳與阿應瑞在襲職前呈報官府的各代 承襲圖譜(兩人各在 1879 年與 1894 年襲土司職位)。(參自施傳剛 2009:31;雲南省編輯組 2009a:104-110)

89 以納西族或納日人為主體來書寫歷史的學者則大多略去對「卜都各吉,瀾滄衛西番人」這一記 載的討論,而直接將永寧土司認定為納西族或納日人(如郭大烈、和志武 1999;楊麗娥 2002)。

摩梭繼任(寧蒗彝族自治縣志 1993:656),一說是土司家缺嗣而招贅納日頭人使血 統轉變(普米族簡史 2009:86-87),一說是麼些土司為西番後代、西番土司因長期娶 摩梭女子而使血統轉變(Shih 2001;施傳剛 2008:31-39)。

其中施傳剛(2008:31-39;Shih 2001)的討論相對較細緻。在史料上,他指出明 代史書中對於「西番」與「麼些」一直有明確區分,並認為《土官底簿》的記載 可信90。針對西番本身,他指出一方面永寧四周皆有西番分布,一方面西番傳說其 祖先跟隨忽必烈而南遷,則就如近代永寧土司所聲稱,其祖先很可能確實是蒙古 軍官,而此軍官實為元軍徵招的西番。更重要的是,施傳剛提出普米西番與摩梭 之間的關係來支持其論點,包括:當地普米西番與摩梭在文化上的相近,西番具

其中施傳剛(2008:31-39;Shih 2001)的討論相對較細緻。在史料上,他指出明 代史書中對於「西番」與「麼些」一直有明確區分,並認為《土官底簿》的記載 可信90。針對西番本身,他指出一方面永寧四周皆有西番分布,一方面西番傳說其 祖先跟隨忽必烈而南遷,則就如近代永寧土司所聲稱,其祖先很可能確實是蒙古 軍官,而此軍官實為元軍徵招的西番。更重要的是,施傳剛提出普米西番與摩梭 之間的關係來支持其論點,包括:當地普米西番與摩梭在文化上的相近,西番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