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普米族」與在地社會已有研究回顧
上一節我由永寧普米族人所在的更大區域與人群脈絡中的婚姻實踐來定位探 討永寧這一群採行走婚的普米族人在了解滇川西部人群特性上所具有的意義，由 此說明我的問題意識在於了解此地普米族人如何容許不同婚姻形式並且維持自身 與同地區摩梭相區別的身分。這一節我則聚焦於分別討論普米西番與採行走婚的 納日麼些的相關研究，一方面由普米西番的已有研究定位本研究對於了解普米西
番這一群人的意義，一方面也回顧目前學者討論滇川一帶普米西番與納日麼些社 會構成的成果與限制，以說明本論文為何以「家」與「根骨」為主題來回應此問 題意識。
說普米語的人群目前分布在滇川西部甘孜州、涼山州、麗江市、怒江州的範圍 內，其人口總數約有五至六萬人27。不過，雖然普米西番的分布區域廣闊，在多數 地區是零星分散與其他人群雜居，僅在人口比例最高的木里縣、寧蒗縣與蘭坪白 族普米族自治縣28有較多的普米西番村落在連續的地域上聚居，而即使在聚居區的 村落也時常與其他人群毗鄰而處29。普米西番所分布的這一塊連續區域，其實又可 依據中共建政前的政治秩序而分為三類：在金沙江以西的蘭坪縣、玉龍縣、維西 傈僳族自治縣30區域的土官在 1723 年遭到撤銷，歸由清廷派任的流官治理(《蘭坪 白族普米族自治縣槪況》編寫組 2008；麗江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n.d.；雲南省 維西傈僳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 1999)；金沙江以東的寧蒗、木里、鹽源等地的土 司統治則延續到二十世紀上半，而寧蒗、鹽源的土司都是由納日麼些擔任，政治 制度也相似，普米西番是在土司踰矩時有權制衡的平民(參見雲南省編輯組 2009a，
2009b；嚴汝嫻、宋兆麟、劉曉漢 2009；郭大烈、和志武 1999)；木里的統治者與 主要平民都是普米西番，並採行與納日麼些土司不同的政教合一體制(參見四川省 編輯組 2009；龍西江 1991；胡文明 2002a)。則木里、寧蒗、蘭坪這三地就正好 分處三種不同政治秩序之下，導致了三地普米西番在近代以來的社會文化表現也 有所差異。普米西番在當代國家的民族識別中，在省界的兩側分別被官方劃歸為 普米族與藏族，其實也是導因於普米西番分布地域的差異，以及各地經歷史累績
27除了雲南境內的普米族在 2000 年的官方普查當中約有 33600 人(普米族簡史 2009:3)，四川木里 縣境內的普米藏族據 1995 年出版的《木里藏族自治縣志》記載約有 22000 人(轉引自 Wellens 2010:54)，
《鹽源縣志》則記載境內藏族自稱為「普米」，於 1990 年的人口普查有五千多人(轉引自普米族簡 史 2009:3)。
28 蘭坪白族普米族自治縣以下簡稱蘭坪縣。
29 但是普米西番在這三縣也並非平均分布於全縣，只是在幾個鄉鎮較為集中。木里縣內較集中於 依吉、寧朗、桃巴、博科、俄亞等鄉，寧蒗縣內在永寧、拉伯、翠玉、紅橋、金棉、新營盤、西川 等鄉有較多人口聚居(寧蒗彝族自治縣志 124-125)，蘭坪縣則是以河西、通甸兩鄉的人口最集中。
30 維西傈僳族自治縣以下簡稱維西縣。
而在當時所處的政治秩序。
為了推進國家的民族識別工作，官方委託的學者於 1954 年在雲南開展了對各 地土著人群的調查。經過兩次調查，學者認為分布於蘭坪、寧蒗、麗江(今玉龍縣)、
永勝等縣內被稱作「西番」的人群，使用獨立的語言，在社會文化上可與雲南藏 族和康藏西番區別，應當視為單一民族(方國瑜等 2009；林耀華等 2002；雲南省 民族事務委員會 2002)。1960 年雲南官方召集了「西番族」代表開會，決議將族 稱根據該人群自稱而改為「普米」，並在 1961 年獲得中央認可，「普米族」正式被 確認為中國的一個民族(普米族簡史 2009:140-142)。
1950 年代在雲南進行調查的學者，其實也認知到當時西康省(今四川西部)境內 也有「西番」的分布，並認為應當在調查後與雲南境內「西番」比較是否要劃為 同一個民族(方國瑜等 2009；林耀華等 2002)。但當時毗鄰雲南寧蒗縣而隸屬西康 省的木里土司轄區31，在 1953 年即因土司與共產黨的協商而成立為藏族自治區，
境內「西番」也在 1952 年的人口調查中就被歸為藏族(Harrell 1996；Wellens 2010:51-54)，對於四川境內「西番」的民族識別調查則是到 1961 年才進行32。則 普米西番在兩省分屬於普米族與藏族，一方面是因為「普米西番」是「西番」當 中分布得最南而唯一延伸到雲南境內的一群33，才使他們在雲南省進行民族識別調 查時被認定為單一民族，而沒有像其他四川西部各有自稱與語言的「西番」全然 被含括在「藏族」之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普米西番分布的地域在更大政治秩序 下分屬不同行政區劃的權責體制，中共勢力進入當時在地政權的勢力與主動性，
31 木里土司隸屬於鹽源縣，鹽源縣在清以前皆屬四川省，民國時西康省成立才改隸西康省(木里藏 族自治縣概況編寫組 1985:4-5)。
32 普米研究文集(胡文明編 2002)節錄方國瑜著作的文章〈關於笮人的事蹟〉(方國瑜 2002)中提到 1961 年四川省志館調查四川境內西番的報告內容，而雲南省民族事務委員會與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西南民族學院及涼山州相關單位在 1981 年才又對川西南的「西番」進行調查(劉輝強 2002)。
33 雲南境內的普米西番也都是由北方今天四川境內的地域遷徙而來的，學者多認為是跟隨元軍征 大理而南遷的，但我認為在此之前或之後也都有普米西番是因游牧、尋找新居地而遷入雲南境內。
在下一章會對此稍作討論。中國學者由此解釋為何普米西番在雲南成為普米族，在四川卻是藏族，
認為四川境內的普米西番與其他西番一同受到藏族影響較大，在雲南境內普米西番周遭互動的人群 則不相同，因而成為不同民族(何耀華 2002；普米族簡史 2009:24)；但這樣的看法就忽視了我在此 提到兩地屬於不同行政區劃以及土司政權性質不同的因素。
以及共產黨在當時的交涉方式等多種因素所共同造成的34。(亦參見 Wellens 1998；
Harrell 1996，2001)
因為歷史政治背景而導致被劃分為不同民族以及在社會文化表現上的差異，也 間接導致了不同地方上的普米西番受到研究的比重與材料取得難易的差別。當前 雖然不少以「普米族」為名的調查、文集也會收錄到四川普米藏族的相關材料(如 胡文明編 2002；普米族簡史 2009；宋兆麟 2009；普米族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 1990；普米族民間歌曲集成編輯組 1995)，但是要查找特別針對四川境內普米藏族 的訊息仍比較困難，因為原本被稱作西番的各人群會被歸屬在藏族之內統一敘述，
而難以區別資料所來自的人群，且目前這部分的研究也較少35。即使是雲南境內不 同地域的普米族的材料也不平均，大致有東、西(北、南)兩側的差異。金沙江以東、
尤其寧蒗縣境內北部的普米族人，因為位於具有「母系」制度而大受民族學者關 注的永寧土司境內，在二十世紀中期官方進行少數民族歷史社會調查時，這一區 域的普米西番即受到較細緻的調查而有較多材料累積，也就是我前一節所提到的。
金沙江以西、以南一側的普米族村落則更為分散，僅蘭坪縣河西、通甸二鄉較為 聚集，普米族相關的調查寫作與材料編纂也主要集中針對於蘭坪縣內的普米族人 (如雲南民族調查組、王樹五 1990；熊貴華編 1997，2000)。36雖然近年來中國學 者對普米族當代處境的研究就較多以西部/南部區域的普米族為對象，但是這些個
34 二十世紀上半葉滇川交界各土司對自身轄區的權威尤以木里土司仍有較大的掌握，寧蒗、鹽源 的納日麼些土司轄區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期多有動亂(楊麗娥 2002)，相較之下木里土司境內 則被認為是在木里土司掌握下而戒律森嚴之地(參見李霖燦 2002)。
35 比如《木里藏族自治縣概況》、《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縣藏族納西族社會歷史調查》等官方文獻 中，都統一以「藏族」來描述被稱作西番的各種人群，我們必須先得知普米藏族分布的鄉鎮才能確 知哪些部分敘述的是普米藏族、哪些是其他藏族。要查找四川境內普米藏族的材料，也會被包含在 學者於川西對各種西番或藏族的調查當中，比如中國學者幾篇討論四川涼山州「西番」的文章(龍 西江 1991a，1991b；蒙默 2002)，以藏彝走廊為框架進行的調查報告(如伍呷 2007；李錦 2008)。
除了零星的調查資料以外(如楊曉魯 1989；林俊華 2005)，目前只有 Wellens(2010)針對普米藏族的 社會與宗教實踐而有較深入的討論。
36 最早的對普米族人的調查報告即是訪談來自寧蒗與蘭坪兩縣的族人所寫就(雲南民族調查組、王 樹五 1990)。針對寧蒗北部普米族人的調查材料包括：王樹五(1990)，王樹五、嚴汝嫻(1990)，周 裕棟(1990)，宋兆麟(2009)。關於金沙江以西的普米族相關材料，除了許鴻寶(2002)對麗江普米族的 調查以外，主要就是熊貴華所編的《普米族志》(1997)與收錄於《普米族百年實錄》(傅仕敏編 2010) 當中的各篇關於蘭坪境內普米族的文史資料。
案研究仍稍嫌零碎，相比於金沙江以東的情形仍較少議題的累積與社會形構的討 論。37
除了民俗學材料的調查編纂以及語言學上的研究以外，當前對於普米西番此人 群特性有較多材料累積並且可形成討論的主題，主要在於由歷史上的淵源或與其 他人群的關係而對此族群主體的界定，由婚姻與親屬制度切入的對社會型態的論 述，以及對於宗教儀式實踐的紀錄與意義闡釋；這些討論就主要是以金沙江以東 的普米西番的材料為主，同時也與此區普米西番的特性密切相關。
歷史淵源的討論一方面來自國家推動各民族歷史的書寫，一方面也是國內民族 學者與本族菁英的關懷，藉由上溯與古代華夏文明以及漢文史籍中記載的古代人 群之間的關係來定位「普米族」於中國歷史上的角色；國外學者則藉由普米西番
歷史淵源的討論一方面來自國家推動各民族歷史的書寫，一方面也是國內民族 學者與本族菁英的關懷，藉由上溯與古代華夏文明以及漢文史籍中記載的古代人 群之間的關係來定位「普米族」於中國歷史上的角色；國外學者則藉由普米西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