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春秋繁露》對黃老的吸收與超越
第三節 借用黃老形名法治而補強帝王治術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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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之義，皆取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故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 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臣兼功於君，陰兼功於陽。舉而上者，
抑而下也。35
作為黃老學媒介萬物的陰陽理論，只是對自然界抑或人類社會中矛盾現象的 概括，目的是為了追求一種不過也還不及的和諧狀態。陽陰之分，或有先後之序，
但並無高下之別。《春秋繁露》一方面吸收了法家「三綱」之內涵，一方面借用 黃老的陰陽理論，論證了「三綱」為「天」之道，從而鞏固了「以君為綱」的階 級體制，並將宗法倫常之關係絕對化。如此，便造就了一個以君權為核心，等級 分明的統治秩序。這便是《春秋繁露》將黃老對陽陰「先後與平等」的概念，轉 化為「主從與尊卑」的絕對性之吸收與超越。
第三節 借用黃老形名法治而補強帝王治術之不足
黃老學將「道」從自然的概念延伸至社會生活與政治領域，本是一種積極進 取的君人南面治國之術，所謂「唯執道者能上明於天之反，而中達君臣之半」36； 透過天道運行的常規，把握死生、存亡、禍福、逆順等轉化律則，而明瞭君道和 臣道所應存在的分界。這個分界，便是「主臣當位」與「君臣各守其職」，總括 而言，乃為「主執度，臣循理」37。這個「度」，便為法度，君主不但生法、執法，
還要講究各種馭下之「術」。38這種統馭治術在漢文帝與景帝時見用於世，發揮著 良好的功效，因此，《春秋繁露》將此種君人南面之術加以吸收，以充實儒學理 論，以下將分述之。
壹、生殺權柄，執之以樹威
35《春秋繁露‧基義》。
36《黃帝四經‧經法‧道法》。
37《黃帝四經‧經法‧六分》。
38 陳鼓應，《黃帝四經今註今譯》，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頁 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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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學認為人主要牢牢掌握生殺與奪的統治權力，才能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和駕馭臣下。
主失位，臣失處，命曰無本，上下無根，國將大損。39 為人主，南面而立。臣肅靜，不敢蔽其上。40
主上執六分以生殺，以賞罰，以必伐。41
《春秋繁露》吸收了上述觀念，承認政治運作中的權力關係，認為君主必須 以執權為基礎和保障，擁有權力是統治的先決要件；只有君主擁有絕對的權力、
威儀和地位，方得以統馭臣民，進而有效治理國家。
為人主，居至德之位，操生殺之勢，以變化民。42
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威不可分……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君 賤則臣叛……固執其權，以正其臣。43
君主的權力絕對不能與臣下分享，否則君將不君，臣將不臣，還談何治。
貳、量能授官，積賢以自彊
黃老的無為治術在於君靜臣動，君無為臣無不為，君執要而臣用詳。故君主 在治國上必須倚靠群臣以為事，臣要效其勞，故人君必須起賢用才，量能授官，
如此便能積重賢以自彊，而治國通太平之道。
王天下者，輕縣國而重士，故國重而身安；賤財而貴有知，故功得而財生。
39《黃帝四經‧經法‧六分》。
40《黃帝四經‧經法‧六分》。
41《黃帝四經‧經法‧六分》。
42《春秋繁露‧威德所生》。
43《春秋繁露‧保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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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不失其處，任能毋過其所長，去私而立公，人之稽也。45 伐亂禁暴，起賢廢不肖，所謂義也。46
對於重士與尚賢，本是儒學的一貫主張，但用賢起才的目的，是為了行德，
對人民施以風行草偃之效。《春秋繁露》承繼儒家的原則，但吸收黃老的君道思 想，即「欲為尊者在於任賢」47。黃老君道的核心內容便是「至尊」與「貴神」，
君王要能至尊，則必須有一群賢者替其效勞，治理國家，如此方能高高在上而無 須事必躬親。這也是《春秋繁露》所言「承備具之官」48的道理，具體收效便是
「群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中」。49 天積眾精以自剛，聖人積眾賢以自彊。50
故為人主者，……任群賢，所以為以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為尊也。51 治國者以積賢為道……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上下相制使，則百家 各得其所……百官各得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52
為人君者……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為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 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為剛也。53
參、深察名號，責實以賞罰
44《黃帝四經‧經法‧六分》。
45《黃帝四經‧經法‧四度》。
46《黃帝四經‧十大經‧本伐》。
47《春秋繁露‧立元神》。
48《春秋繁露‧離合根》。
49《春秋繁露‧保權位》。
50《春秋繁露‧立元神》。
51《春秋繁露‧離合根》。
52《春秋繁露‧通國身》。
53《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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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學認為治術的第一步，是透過「形」與「名」的概念，來給人事萬物定 制。其後，便可依名核實，觀察任用的賢才名實是否相符，如此能有效統馭臣下。
天下有事，必審其名……審查名理終始，是謂究理。……刑（形）名出聲，
聲實調和，禍灾廢立，如景（影）之隋（隨）刑（形），如向（響）之隋（隨）
聲，如衡之不臧（藏）重與輕。故唯執道能虛靜公正，乃得名理之誠。54
帝王者……執六枋（柄）以令天下，審三名以為萬事□，察順逆以觀於霸王 危（存）亡之理，知虛實動靜之所為，達於名實□應……然後帝王之道成。55
三名：一曰正名立而偃，二曰倚名法（廢）而亂，三曰無名而強主滅。三名 察則事有應矣。……名實相應則定，名實不相應則靜（爭）。名自命也，物自正 也，事自定也。三名察則盡之情偽而□惑矣，有國當昌，當罪先亡。56
《春秋繁露》也指出施政首要在辨察名號，名正與否是事物是非順逆的根源。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
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57
既然「名」是辨別是非曲折的依據，則必須合乎真實。因此，為君者對臣下 必須深察名號，挈其名以考其質，以期名實相符；名實相符則賞，名實不相符則 罰，同時，賞罰信而有徵。如此，攬名參實而賞罰分明，則臣下安敢不盡力效忠。
故為君者，虛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影，以行賞罰之象。挈名考質，以 參其實，賞不空行，罰不虛出……聖人由之，故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58
黃老學已經關注到政治過程中的權力關係，以及君主應具備的統治治術，對
54《黃帝四經‧經法‧名理》。
55《黃帝四經‧經法‧論》。
56《黃帝四經‧經法‧論》。
57《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58《春秋繁露‧保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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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國政治體系的穩定有著重大影響，正所謂「不知王術，不王天下」59。《春秋 繁露》承認政治過程亦為政治運作的一環，因而特別將黃老學的人君南面之術加 以吸收，達到「功出於臣，而名歸於君」。如此，儒學除了強調「大有為」之外，
也有一套君人南面的無為治術了。
59《黃帝四經‧經法‧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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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篇論文以《春秋繁露》為主軸，透過比較「先秦儒學」與「黃老思想」兩 大面向開展論述，圍繞著核心議題 —「君權」，希冀探究《春秋繁露》如何使獨 尊儒術成為可能。《春秋繁露》代表著政治思想，「獨尊儒術」意味著現實政治，
思想與政治的互動，從古至今，未曾間斷；或是政治指導思想方向，或是思想改 變政治方針。本篇論文便是最佳的例證。一方面，現實的政治迫使思想內涵的轉 變，為了得君行道，不得不汲取他家的優點以為所用；另一方面，在政治思想的 成功整合後，便影響了現實政治，改變了指導方針。
漢武帝即位後，政治上大一統時代已經來臨，由於漢承秦制，秦朝政治制度 的設計，本是法家就君主專制一人大權在握所為之精心設計，因此，不可避免的 意味著專制政治的成形。然而，秦帝國的覆轍，使漢王朝不可能公開擁抱法家，
但在政治權力不斷集中於君王的情形下，以「君上虛靜無為」為主要內容的黃老 指導思想漸漸地無法配合武帝對內對外的統治需要了。雖然，法家歸本於黃老，
兩者就君權的論述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譬如黃老也有著尊君與君臣名位不可移 的思想，但始終缺乏如法家般對皇帝一人至高無上的集權論述。
這是因為黃老學透過「道生法」的概念而闡述君權，「道」為萬事萬物的最 高依循與根源，使得統治者受到了限制，而其最高的政治理想是「君上虛靜無為」
之治，代表著君王除了順天行法，用刑名之術外，不能有其他個人的私欲措施。
因此，要形成如同法家式的專制君主，以及人君可以依其意志遂行有為之事，是 很難有立足點的。面對黃老學無法為現實高漲的君權提供合理化的理據，越發無 法配合專制的情形下，儒學登上政治中心的舞台，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雖然，先秦儒學一貫主張將君主道德理想化，而容易忽略現實政治上的實際 運作部分，同時，對於臣的從道不從君之主張，與君權存有潛在的緊張關係。但 若撇開這些部分不提，儒學的政治思想是以君主作為政治運作的重心，而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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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貴等差、明尊卑、力主尊王攘夷等論述，對於鞏固政權是極有幫助。職是，
漢武帝在即位之初，便公開大力提高儒生的地位，希望能以儒家取代黃老。董仲 舒抓住了此次的機會，為了「得君行道」，將儒學登上政治舞台，則相關先秦理 論與君權有所衝突部分必須加以修正，特別是關於「忠君」與「君臣關係」的主 張，以期適應專制體制，見容於主政者。
董仲舒轉化了先秦儒學的統治君主道德理想化的觀念，而承認現實君權，並 由於專制君主有絕對的統治權力，因而先秦思想中原本不重視君權的部分，轉化 為忠君、合理化君權與鞏固君權的論述。如此轉變的啟發，恰恰是來自於黃老思 想的相關概念，也就是一方面借用黃老而轉化先秦儒學，另一方面吸收黃老而超 越之，形成一個全新的儒學體系。而適用於當時，的確使得儒家為專制君權所接
董仲舒轉化了先秦儒學的統治君主道德理想化的觀念，而承認現實君權，並 由於專制君主有絕對的統治權力，因而先秦思想中原本不重視君權的部分，轉化 為忠君、合理化君權與鞏固君權的論述。如此轉變的啟發，恰恰是來自於黃老思 想的相關概念，也就是一方面借用黃老而轉化先秦儒學，另一方面吸收黃老而超 越之，形成一個全新的儒學體系。而適用於當時，的確使得儒家為專制君權所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