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黃老在漢初得勢之探究
第一節 漢初經濟社會的客觀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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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讓眾臣甘受指使而不得不努力有所作為，並以此來成就國君的大有為。
三、術的多樣化：從陰陽四時的消息生殺，主刑德並用、王霸雜陳的南面之 術。此南面之術綜合了儒、法、名、陰陽的心得，至於墨家的功利自然寄寓其中，
但無論如何，諸子百學都只能是「術」的地位，只有道家才處於「道」的地位。
四、法的必然化：黃老給予了法的形上基礎，視法令皆出於道而有其必然性，
如曰「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管子．心術上》）「道生法」（《經法．
道法》）。這和老子「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五十七章）的立場並不一致。
透過上述所言，可以清楚瞭解黃老思想的內涵，如此才能探討黃老之學與漢 初政治的關係，便於深究漢初尊奉黃老的原因與目的。從此脈絡出發，本章第一 節以漢初經濟社會的客觀情勢作為論述起點，探討外在環境是如何提供黃老學
「清靜無為」的思想。第二節以漢帝國建立時的情況，探討在「共天下」的基礎 中所產生的弱勢君權，如何提供了黃老學「君主虛靜」與「因循為用」之思想；
第三節則以西漢初期承襲秦朝的政制，在「尊君卑臣」與「以法為治」的制度條 件下，給了黃老學「形名」與「法治」理論的發揮空間。
第一節 漢初經濟社會的客觀情勢
經過秦末農民起義和楚漢戰爭後建立起來的漢王朝，它所繼承的天下，實際 上是個爛攤子。無論從政治上或經濟上的形勢來看，對漢王朝都是嚴峻的。政治 權力上的不穩固，使統治者誠惶誠恐；經濟上的匱乏，使統治者無法有為而忐忑 不安，劉邦便曾說：「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5據《漢書．食貨 志》載：
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謹。凡米石五千，人相食，
5 (漢)班固撰：《漢書》，卷 1 下〈高帝紀〉，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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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之蓋臧，自天子不能具 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6
由漢初開國之際的經濟情況來看，受到秦帝國的殘酷統治，加上連年戰亂，
社會生產遭受嚴重破壞，易子而食的現象也不是傳聞。面對此一窘境，「反秦之 弊，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7就成了當時社會上的必然趨勢與要求，
也是統治者因應客觀環境所必然採取的措施。因為，天下已經不起再一次的動 亂，身為統治者，施政首要之務就是要穩定政經局勢，其中最關鍵的是要儘速恢 復生產，讓人民有飯吃。從劉邦統一天下後的「罷兵賜復」與「招募流亡百姓」
一系列措施便可以瞭解；
「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 復之十二歲，其歸 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複故爵田宅，
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 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 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8
上述作法，便是要解放勞動力，使之投入生產。因此，為了能儘速恢復與發 展凋蔽的經濟，「清靜」、「無為」與「休養生息」便是統治者外顯於社會的統 治模式與特色；透過與民休息而達裕民置產的目的。
此種客觀上的情勢導致統治者不得不為的措施，正恰好與黃老學的代表著 作 —《黃帝四經》中的相關主張相契合；
［省］苛事，節賦斂，吾奪民時，治之安。無父之行，不得子之用；無母之 德，不能盡民之力。9
行非恆者，天禁之；爽事，地禁之；失令者，君禁之。三者既修，國家幾
6 (漢)班固撰：《漢書》，卷 24 上〈食貨志〉，頁 1127。
7 (漢)班固撰：《漢書》，卷 89〈循吏傳〉，頁 3623。
8 (漢)班固撰：《漢書》，卷 1 下〈高帝紀下〉，頁 54。
9《黃帝四經‧經法‧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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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毋逆土功，毋壅民明。……。是故王公慎令，民知所由。天有恒日，
民自則之。爽則損命，環（還）字福之。天之道也。10
統治者除了避免苛捐雜政而擾民，最重要的是不要違反人民的農時，並且像 父母疼愛子女般去對待人民，則人民自然努力生產效忠。唯有滿足人民的基本需 求，社會才會穩定，也才利於統治，因此，統治者應當慎令，摒除個人私欲與無 必要的加諸，人民有需求再給予，如此方為統治之道。
統治者除了消極的勿奪民時外，也應當積極節制而適度地運用民力，配合天 時地物，以導引人民投入生產，使人民富足；
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時，時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 在節。知地宜，順時而樹，節民力以使，則財生。11
劉邦接連的措施，形成了「與民休息」的方針與基礎，隨後的惠帝在蕭何歿 後，任用曹參為新的丞相，《史記．曹相國世家》曾記載：「其治要用黃老術，
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12曹參在新任丞相前，當了九年的齊相，
而其治道在於清靜無為，使人民自定。13在相漢後，一如治齊；「曹參代之，守 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14；「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15是以
《漢書．刑法志》載：「蕭曹為相，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 滋殖，刑罰用稀。」16；《史記‧平準書》亦載：「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 義而後絀恥辱焉。」17
如此，便是《黃帝四經》中所稱：
10《黃帝四經‧十大經‧三禁》。
11《黃帝四經‧經法‧君正》。
12 (漢)司馬遷撰：《史記》，卷 54〈曹相國世家〉，頁 2029。
13 曹參為齊相時，向膠西擅長黃老學的蓋公請教為政之道，蓋公為言治道在於「清靜無為而民 自定」，同上注。
14《史記‧曹相國世家》。
15《史記‧曹相國世家》。
16 (漢)班固撰：《漢書》，卷 23〈刑法志〉，頁 1097。
17 (漢)司馬遷撰：《史記》，卷 30〈平準書〉，頁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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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富則有佴（恥），有佴（恥）則號令成俗而刑伐（罰）不犯。18
自曹參為相，治術用黃老，五十餘年，統治者皆受其影響，並開創了史書所 稱的文景之治：
及孝文即位，躬脩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嚴懲亡秦之政，論議務 在寬厚……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寖息。19
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檢。孝景尊業，五六十載 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20
錢穆先生曾對漢初的清靜無為政治作了一說明，認為：
漢初政府純粹代表一種農民素樸的精神，無為主義即為農民社會政治思想之 反映。因此，恭儉無為，休養生息，遂為漢初政府兩大信念。因亂後社會經濟破 產，人心厭亂，戰國晚年黃老一派消極思想，遂最先在農民政府裡得勢。21
漢初崩壞的經社情勢，使得統治者不得不採取相應之道；一方面透過「官民 間的無為」— 官不擾民，共求發展生產，富裕民生，達成「民務稼檣，衣食滋 殖」，另一方面，透過「律法上的無為」— 律法的運用，務在寬緩疏簡，達到
「刑罰罕用，罪人是稀」，特別是兩項政綱的一併頒佈，更能促進相互間的交互 影響而收效益彰。雖然以上舉措是漢初統治者為了解決經社窘境而不得不為的統 治模式，然而，這些條件卻在客觀上給了以「無為」和「與民休息」為主要特徵 的黃老思想，提供了良好的外在環境。
18《黃帝四經‧經法‧君正》。
19《史記‧曹相國世家》。
20 (漢)班固撰：《漢書》，卷 5〈景帝紀〉，頁 153。
21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商務出版，1994 年修訂 18 版，頁 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