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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春秋繁露》與先秦儒學在君權問題上的異同

第一節 《春秋繁露》中的君權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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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春秋繁露》與先秦儒學在君權問題上的異同

任何一位思想家,不可能不受制於所處的時代與環境,特別是對於君權議題 的論述,隨者政治場域與政治現實的不同,產生不同的表述。董仲舒的時代,歷 經了秦漢的大一統,君王晉帝位,稱天子,其背景與先秦時已大大不同,為了「得 君行道」,見容於當政者,董氏必須調和先秦儒學與君權間的緊張關係,而這部 分,便是本章所欲加以探討的。究竟,董氏是如何將先秦儒學的德治思想置入於 專制體制中?另一方面,如果統治者恣意妄為,先秦儒學「從道不從君」的理念 要如何貫徹?同時,在世俗化的過程中不免會對原有的學說加以轉化,俾利見容 於主政者,如此與先秦時期的差異為何?要瞭解這一切必須探求《春秋繁露》中 對於君權的相關論述,方可體察,也唯有如此,才能得知《春秋繁露》與先秦儒 學在面對君權問題上的異同。

第一節 《春秋繁露》中的君權論述

君權為《春秋繁露》最關注的重心之一,本節將完整論述其如何透過「天」

的概念,一方面建構君權天授的神化君權理論,另一方面將儒家的德治思想引入

「天」的內涵之中。

壹、以天之授與建構君權來源的正當性

一、君權天授

「天」的概念,早在商周時期便已出現,特別是《書》經中有相關記載;周 朝的建立如何與天的意旨密切攸關,以及天命如何運作於古代中國。1當時對於 至上神,或稱「帝」,或稱「天」,由周初文獻《詩》經、《書》經來看,天與

1 傅佩榮,《儒道天論發微》,台北:學生書局,1985 年,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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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可以互換使用,因此具有共同的含意。天、帝混用的事實可能出自政治上的考 慮;亦即,設法勸服商朝遺民:天與帝都代表同一位至高主宰,並且周朝建國係 由這一位「統治者」(Dominator)所認准。但是,縱使在商周之際,天的地位也比 帝更為傑出。2

關於君權源自於天的說法起源很早。《書》經中曾言云: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3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4

這兩段話反映了古代的神權政治。君王的任務是「代天行道」,而與人民的 關係是相互依存的。為輔相上帝,君王被尊為民之父母,除了保護他們外,也要 能規勸其向善,引他們追隨道德本性的指示。君權天定的信念確實反映了神權政 治的影響,但是這種神權政治的重心卻在立下道德典範,而非僅限於行使政治權 威。5因為天命不是一勞永逸地賦與;天命的無常,故而君王必須一再與天續約。

《詩》經與《書》經中有云:「天維顯思,命不易哉。」6、「周雖舊邦,其命 維新」7、「皇天無親,惟德是輔。」8這裡的「德」字原義要比現今我們認知的 更為深刻,孟洛(Donald Munro)曾正確指出:

「德」字原指人對天定法則所持的一貫態度;理想的德,是指這種態度表現 於恪遵天定法則的日常行為中。個人與天的交往要靠這種態度來維持;因此,德 具宗教性格。到了周朝,「德」字進一步代表統治者所賞賜的恩惠,因為人們相 信這種作法符合天的一項主要命令。於是,德自然而然在百姓心中產生敬愛與忠 誠,並群而歸向行德之人。9

2 傅佩榮,《儒道天論發微》,台北:學生書局,1985 年,頁 27。

3《書‧多方》。

4《書‧泰誓》。

5 傅佩榮,《儒道天論發微》,台北:學生書局,1985 年,頁 32。

6《詩‧周頌》。

7《詩‧大雅》。

8《書‧蔡仲之命》。

9 Donald J. Munro, The Concept of Man in Earl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85).

此譯文引自傅佩榮,《儒道天論發微》,台北:學生書局,1985 年,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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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經裡提到的:「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10便是以「馨香」來形 容「德」,而登聞於天,把天與人聯結起來。因此,德與天命的關係並非只是外 在的聯繫,而是內在的因果;有德者獲享天命,德行是決定天命的唯一條件。11如 此,天、君德與人民,構成了古代中國的天命觀與統治正當性。

《春秋繁露》一方面承繼商周以來天命的觀念,將天視為是至上神,無所不 知,無所不能,所謂「天者,百神之大君也。」12一方面認為天是萬物的本源,

「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13天既然是群物之祖,則天對人具有無上 的權威,人世間所有的行為或制度,便必須依照上天的意旨。至於如何能舒展天 之意志,《春秋繁露》透過傳統的受命觀念,認為上天會派遣其「德侔天地」之

「子」,代行為之,以統理天下,故曰:

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14

不僅如此,《春秋繁露》進一步將受命觀帶進大一統後的政治秩序,認為君 王必須接受天命方能稱王,透過更改正朔,變易服色,制訂新的禮樂制度等措施,

統一頒佈天下,藉此向世人宣告其已受命於上天。

《春秋》曰:「王正月。」……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

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異姓非繼仁,通以己受之 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15

君王既受命於天對人間進行統治與管理,則臣民尊崇天便要服從君權,正所 謂「天子者,則天之子也」16;「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17 如此將 天與君權結合,形成了所謂的君權天授。君王成為天在世間上的代表與化身,秉

10《書‧酒誥》。

11 傅佩榮,《儒道天論發微》,台北:學生書局,1985 年,頁 45。

12《春秋繁露‧郊祭》。

13《春秋繁露‧順命》。

14《春秋繁露‧順命》。

15《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

16《春秋繁露‧郊祭》。

17《春秋繁露‧為人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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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天意,替天行道,貫通天地與人,則君權便有著唯一與神聖的特性,不容挑戰。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

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18

《春秋繁露》不僅在天人之間建立了一套政治上與道德上的聯繫感應關係,

證成了君權天授的至高性,同時在世間秩序上,也極度強化君王的地位;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19 君人者,國之本也。夫為國,其化莫大於崇本。20 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21

人之得天得眾者,莫如受命之天子。22

君王是國家的根本,君權為各種權力的總樞,治理國家,施行教化,沒有比 崇尚根本更重要的事。尊君就是崇本,崇本就是奉天,因此君權無人敢與之抗衡,

故能無敵於天下,正所謂「屈民而伸君」23,把君權無所不包、無所不統推到了 絕對性的地步。

《春秋繁露》雖然承繼了傳統的天命觀,建構了自成一套的君權天授理論,

但殷周時代受命的意義是有德者獲享天命,君德是君王受命的唯一條件,同時,

對於君王來說,天命是無常的。然而,《春秋繁露》在這裡將古代受命的聖王轉 化為大一統下的人君,不僅替王朝的統治者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也將現實上的 皇帝聖王化。職此,現實的王權被擬化成為「聖朝」和「聖王」,於是「聖」與

「王」,「政」與「道」高度的一體化,從此開創了新的「政教合一」的體制,

也樹立了王權的新典範。24

18《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19《春秋繁露‧立元神》。

20《春秋繁露‧立元神》。

21《春秋繁露‧威德所生》。

22《春秋繁露‧奉本》。

23《春秋繁露‧玉杯》。

24 楊 陽,《王權的圖騰化——政教合一與中國社會》,臺北:星定石文化出版,2002 年,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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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君法天

(一)事天以盡孝道

天子既然受命於天,則便如子受命於父,故須盡人子之道,尊天、敬天,事 天如父。

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為父,事天以孝道也。25 如何事天?即君王必須依天之意志行事,也就是以天道為依歸,因此,王者 不可以不知天。如何知天?王者必須能明陰陽、法四時、辨五行。而何謂陰陽?

四時?五行?《春秋繁露》云:「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

列為五行。」26如此,天地運行的規律,乃透過「陰陽」、「四時」與「五行」逐 漸開展。則人君在政事上,亦應為是,正所謂「為人君者,其法取象於天。」27

為人主者,予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時;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

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28

從「知天」進而「配天」,君王必須明陰陽之入出而法陰陽之道,即任德遠 刑;依四時之律動而若四時之行,則生殺予奪合於義;辨五行之逆順而依五行相 生,則因材授官。如此,王者便能配天。

(二)法天以實現天道

君王除事天以盡孝道,知天以行政事外,還必須法天以實現天道。所謂天道,

即天之仁;「天志仁,其道也義。」29、「仁,天心也。」30故王者應法天行仁於天 下。

25《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26《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27《春秋繁露‧為人者天》。

28《春秋繁露‧天地陰陽》。

29《春秋繁露‧天地陰陽》。

30《春秋繁露‧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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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諸人,法其數而以起事,治 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於仁。仁之美者在於天。天,仁也。天覆育萬物,

既化而生之…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察於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人之受 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31

王者既參通天、地與人,貫通天道與人道,則法天之道在於實現人道,即 行仁,如此便將儒家的德治思想帶進來,因為只有人道才可以與天道相參合。「法 天行仁」的目的,還是為了實現人道。

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

有是非逆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知廣大而有博,唯人道為可以參天。32

因此,將儒家的倫理帶進天心,則法天的效果,消極的目的讓百姓不為亂,

積極的理想則達堯舜之治,故君王應時時自省,法天以修德。

為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時而必忠 其受也,則堯舜之治無以加。33

《春秋繁露》透過「天子受命於天」而闡述了一系列的「人君法天」理論;

透過王者貫通天、地與人,建立君王依天而治的思想。天以仁,故天道就是行仁,

透過王者貫通天、地與人,建立君王依天而治的思想。天以仁,故天道就是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