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先秦儒學與君權的緊張關係
第二節 君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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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31
臣或弒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 主自取之。32
荀子所尊的君主，不是徒具虛位或只有權勢的庸君，而是一個無美不備，能 任、能分、能和的聖王。33如果現實君主身處君位而不行禮義，只享權利而不盡 義務，此時則天下無治，政治組織便會瓦解而退回原始社會的狀態，弱肉強食，
眾人相奪，天下悖亂。如此人君已失其格，而無君之實，縱使居其位，隨時有著 覆轍之禍。是故，荀子之「君」，實為有條件之「尊」，此條件為修身、愛民，能 夠以德化民之治人聖王；雖然主張君主地位之至尊，無敵於天下，但還是離不開 其應扮演的角色，荀子強調禮義的重要性與對聖王的渴望，較之於孔孟二聖，更 為殷盼。
綜合以上所述，先秦儒家孔孟荀三聖，一方面承認君主的支配統治權，對於 主君必須加以尊崇，這是由於其地位而產生的權利。但另一方面，君之所以為君，
有其應扮演的角色義務，這種角色期待，是先秦儒家的關注重心；如果人君能行 仁義，保民、養民與教民，則人民自然效忠與尊崇，反之，如果忘卻其應盡之義 務，則也不需要加以尊敬了，更有甚者，如果賊害人民，則起而反抗或誅殺暴君 也是其咎由自取。
第二節 君臣關係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34身為臣，一方面屬 於被統治者，一方面又承統治者之令遂行指示；就階層而言，夾在君與民的中間，
31《荀子‧正論》。
32《荀子‧富國》。
33「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和；
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荀子‧正論》。
34《韓愈‧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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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互動而言，直接面對君主與人民，正所謂上令下達，下情上稟；臣對民有示範 作用，對君有示警功能，因此，君臣之間能否有著良好互動與持續運作，往往是 是影響政權穩定與君主自身權威的關鍵要素。以此角度出發，先秦儒學對於君臣 關係上有著如何之論述，是本節論述的重點。
壹、孔子：
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35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36
孔子認為，如果國家政治清明，君主能以禮待臣，則身為臣應盡力效忠：「子 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37何謂忠？諸如「盡己之謂忠」、
「事上竭誠」、「臨陣以勇，見危授命」等。38同樣地，如果是在野之士，則應 該出仕為國君做事；「邦有道則仕」39。但倘若君不君，則臣可不臣，所謂不臣，
就是不再效忠，畢竟，「道不同，不相為謀」40，故而子曰：「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41，便明白闡述了君臣之間的相對與雙向關係；享權利便需盡義務，反之 亦然。
對於人君有過失，孔子一方面認為作為臣下應當提出諫言，使國君能匡正己 失，另一方面君主應「慎獨」，最好能有諫臣在側，時時注意自身行事是否公允，
期能效法聖人。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42
35《論語‧八佾》。
36《論語‧八佾》。
37《論語‧顏淵》。
38《論語‧憲問》。
39《論語‧衛靈公》。
40《論語‧衛靈公》。
41《論語‧先進》。
42《論語‧憲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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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邦國無道，孔子也清楚表明，應設法保全自己，避免遭殺身之禍。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43 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44 而孔子對待昏君的態度是如何？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45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46
邦國既無道，留之無從實踐理想政治，不如歸去，另覓明君，故此孔子周遊 列國。然而，天下果真無明君以實現王道時，則退隱明志。所謂退隱，並非隱居 山林，實是待其時，待沽也。職是，孔子在面對昏君時是採取退隱明志的不仕抵 抗，彰顯了「士志於道」的態度。
貳、孟子：
對於孟子而言，理想的君臣關係應以堯舜作為最高的典範：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兩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 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47
然而，理想狀態求之不可得時，對於現實上存在的君臣間之關係，孟子也有 明確的表示，亦即君臣權利義務的相對性：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
43《論語‧憲問》。
44《論語‧公冶長》。
45《論語‧衛靈公》。
46《論語‧述而》。
47《孟子‧離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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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48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
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為舊君有服，
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 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 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 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逐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49
這裡，孟子完全發揮了孔子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觀念；君如何 待臣，臣便如何對君盡忠，這就是君臣關係上的前提。而相較於孔子，孟子更具 體闡述為臣之道，認為臣不僅要能「格君心之非」，更有立「不召之臣」的堅持。
這跟孟子強調「道尊於勢」、「德高於位」有很大的關係。且看孟子是如何論述 作為臣的態度，亦即忠的表現：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 君不能謂之賊。」50
孟子認為忠於君的臣，對君主應盡力規過勸善，即「諫爭」，同時對於流言 蜚語也應挺身澄清，如此方能謂忠君。然而，如果陳善閉邪而君主不聽，一意孤 行恣意妄為，此時孟子認為一般異姓之臣，應該掛冠而去；而貴戚之臣，則可以 實行廢立；
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51
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52
48《孟子‧公孫丑下》。
49《孟子‧離婁下》。
50《孟子‧離婁上》。
51《孟子‧萬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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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求去不成或者不忍求去，這裡，孟子的主張較之孔子更為激進；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53
孔子認為天下無道則隱，待而沽之，孟子則發揮人的積極能動性，縱使過於 理想，曲高和寡，不過，這種道尊於勢、以德抗位的精神，留給後世美好憧憬。
參、荀子：
荀子認為忠君順君是身為臣應盡的義務，因為君是禮義的發動者，沒有禮 義，就不能行治，則世界便回歸原始弱肉強食的生態。君既是禮義的頒佈者，作 為臣應努力完成君主的命令，才是忠的表現。荀子曰：
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54
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55
從這可以看出荀子的尊君思想。然而，荀子特別對於何謂忠順做出了說明：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 君謂之篡。56
如此，我們便可瞭解，荀子所謂的忠順，端視利君與否而受其命，如果命令 是不利於君主但卻從命，則為諂臣，相反的，違背君主的命令，積極或消極的不 接受其命令，這才是忠的表現。此外，荀子更進一步將忠的表現具體化，並按等 次加以分類，有大忠、次忠、下忠與國賊，荀子曰：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
52 同上。
53《孟子‧盡心上》。
54《荀子‧君道》。
55《荀子‧儒效》。
56《荀子‧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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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 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57
所以大忠者，是能以德性感化君主，而次忠者，是能以德性輔助君主，這裡，
臣的德行成為盡忠與否的標準。荀子認為臣侍奉君應持恆不懈，戮力盡忠，在明 瞭忠的定義與種類後，荀子明白地將良臣歸類為「諫、爭、輔、拂」四類；
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 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 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患，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 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58
此四種類型的臣屬，皆是違背君主之命令，荀子卻公開大加讚揚，認為是人 臣之典範。因此，不難看出，雖然荀子尊君，但在君臣關係上還是保有著相對性，
堅守「從道不從君」59之態度。
另一方面，荀子對於聖君的渴望在其思想裡處處可見；「今人之性惡，必將 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60，「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61。如果聖君為治，身為 臣當然只要依命行事，如此，天下便可大治，所以，荀子曰：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事暴君者，有補削無 撟拂。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 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62
但現實上，荀子也深知聖君難求，假使為臣卻侍奉了中君或暴君，荀子認為 對於中君則盡力規勸，切勿諂媚，對於暴君則盡力補救與匡正，避免當面諫爭，
57 同上。
58《荀子‧富國》。
59《荀子‧子道》。
60《荀子‧性惡》。
61《荀子‧君子》。
62《荀子‧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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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公然抗命，只能努力輔佐。
深究荀子的主張不難理解為何暴君亦須侍奉，因為暴君之所以暴，恰恰是因 為依其性惡而未加以教化，也就是未受禮義師法，因此，作為臣應該盡力去導化 其性情受禮義之規制，如此，暴君或可端正行為走向正道。當然，對於暴君放伐 的看法，荀子深表支持 —「桀紂無天下，湯武不弒君」63。如果真的遇上了無法 以禮義教化的君主，那臣民則可起而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