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旨趣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旨趣
政治與思想的相互影響，自古至今，從未間斷；或是政治指導思想方向，或 是思想改變政治方針，互為表裡、互為體用，相互激盪，相互緊張，構成了政治 思想史上璀璨的光輝。自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以來，即便思想具有高度的原創性，
但在經過紛亂時代的洗禮下，各家思想內涵的相互吸收與融合已成為必然趨勢，
因此，或形成同源異流1，或向另一層次整合2，為以後中國政治哲學的發展，奠 定了基礎與方向。
從這個脈絡出發，筆者對於西漢武帝朝時儒家思想的獨尊，便具有濃厚的興 趣，因為，我們知道在武帝朝前的漢家統治思想，一直以黃老學3為最高指導綱 領，為何在漢武帝主政時，便改弦更張了？換句話說，當時的儒家思想裡到底有 什麼樣的內涵而使統治者能放棄既有的典範，從而轉向支持，並使之獨尊？當 然，筆者決不是以優勝劣敗的觀點來看待此思想史上的變遷，這是因為在不同的 時空環境之中，不同的主政者在面對諸多內外主客觀因素的考量下，所為的統治 治術與政治決斷。因此，錢穆先生說的好，「學術之盛衰，不得不歸於時君世主 之提抑。」4
漢武帝即位後，政治上大一統時代已經來臨，由於漢承秦制，秦朝政治制度
1 如黃老學派與老莊學派。
2 如法家的援道入法。太史公曰：「申子之學，本於黃老…韓非者…而歸本於黃老」，《史記．老 莊申韓列傳》。
3一九七三年底，大陸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的發掘中，發現了一批極有價值的古代帛書資，
尤其《老子》乙本卷前的古佚書《經法》、《十大經》、《稱》、《道原》四篇最為重要，根據唐蘭與 余明光等學者考訂，認為這便是見於著錄而久已失傳的《黃帝四經》。《黃帝四經》不僅是現存最 早也最完整的黃老道家作品，同時也被認為是真正呈現黃老之學的代表著作。（余明光, 1988、陳 鼓應, 1995、陸建華,1999、黃漢光, 2000、王博, 2000）
當然，先秦至漢代時期論述黃老思想的書籍，絕不只有《黃帝四經》。但受限於筆者的能力與處 理主題，筆者選用一本最具代表作品為探討黃老學之依據。
4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自序〉，臺北：三民書局，1981 年 3 月，頁 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的設計，本是法家就君主專制一人大權在握所為之精心設計，因此，不可避免的，
政治上的大一統，便意味著專制政權的成形。黃老思想雖是當時的統治主流，也 有著尊君與君臣名位不可移的概念，但始終缺乏如法家般對皇帝一人至高無上的 集權論述。5同時，「君上靜因無為」的治道，也很難形成或轉換為法家式的君王 遂行意志的「有為」架構或理論。秦帝國的覆轍，使漢王朝不可能公開擁抱法家，
但在政治權力不斷集中於君王的情形下，面對漢王朝對內對外的統治需求，要武 帝行君上無為之治，便有著本質上的衝突。
因此，在黃老學無法為現實高漲的君權提供合理化的理據，越發無法配合專 制的情形下，即便是雄才大略的武帝，也感到政治合理性薄弱所帶來施政上的困 惑。6面對政治局面與政治需求的極不相合，如何能重新建立一個符合實際狀況 並為專制帝國打造的統治思想，對武帝而言，實屬當務之要；相較於其他家之言，
儒家好有為、貴等差、明尊卑、力主尊王攘夷等論述，是可行之道。於是，建元 元年（武帝即位第一年），大量提拔儒生7，任用儒士為相8，為的便是想以儒學取 代黃老。
然而，即便儒學有上述優點而利於武帝的施政與定名止紛，但黃老的尊君理 論與刑名法術，相較於先秦儒家對於君主道德化的要求，適用在實際政治運作 上，更易使統治者樂於接受；同時，先秦儒學對於臣的從「道」不從「君」之主 張，與君權存有潛在的緊張關係。雖然，武帝因為統治需要公開選擇了儒家，但 黃老畢竟在漢初有著重大的收效，對於政經社會貢獻良多，而且有著自成一套的 君人統治治術。因此，在面對這種進退維谷之際，武帝只好下召求賢，並在詔賢 良進行對策9時遇見了董仲舒，才得以順利實現。
5 黃老要求人君一切作為必須守法合道，徹底摒除個人私欲，採用因順與刑名的措施，無為而治。
6 從武帝在第二策的策問中，我們便可得知：「朕夙寐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
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子大夫待召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
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于文系而不得聘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漢書．董仲舒傳》。
7 「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漢書．
儒林傳》，頁 3118。
8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漢書．董仲舒傳》，頁 2525。
9 關於對策時間學界尚有疑義，筆者認為應在元光元年（武帝即位後六年）才為妥適，因在竇太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董仲舒是西漢著名的儒學宗師，景帝時期被任命為春秋公羊學派的博士，有
「儒者宗」10或「群儒首」11的稱謂。職是，董氏思想體系定以儒家為依歸，不然 難以獲得當時士人的認同。然而，《史記》曾記載「景帝不任儒者；竇太后好黃 老之術」，所以，我們可以瞭解，董氏是完全活在黃老思想的氛圍中。武帝在策 問的主題都圍繞在天人之應與古今之驗，旨在闡釋「天人相與」。同時，垂詢中 亦以堯舜與周文王相比，表現了捨「無為」、取「有為」，尊儒學、退黃老的傾向。
而董氏則是因勢利導，透過災異符應與陰陽刑德的天人相感之論述，為武帝建立 一套任德不任刑、正心以正天下的儒家治國方略。
整體而言，從第一策後，我們不難發現武帝對於董仲舒的期待甚殷，因此才 有後面的第二策與第三策。同時，我們可以相信，透過對策的策論，武帝與仲舒 之間的認知與想法有了更深一層的瞭解，因此，作為「儒者宗」的董氏，才敢在 第三策的策問裡明白地向武帝奏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12，武帝隨即表示贊 同。自此，儒家從學術上的思想轉成為官方意識型態，定於一尊，而所確立的政 教合一和統治思想，是爾後帝制中國的基礎13，成功地彰顯出政治可以運用其力 量影響學術思想，而思想也可以運用手段來達成政治理想。
《賢良對策》決定了儒家的興盛與黃老的衰落，實現了思想上的大一統，但 是，如筆者先前所言，關鍵的思想接合是如何的論證與形成？很明顯的，雖然一 切的主導者都是漢武帝，然而，董氏如何一方面吸收黃老，另一方面轉化與調和 先秦儒家的理論，成為超越黃老學的全新思想體系，這是很值得探究的，但畢竟 是策問與政治主張，雖然代表著其基本思想傾向，然受限於篇幅，僅能算是董氏
后去世後方為可能；從多數說。
10「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漢書‧卷二十七上‧五行志》。
11 劉歆曰:「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有所統壹，為群 儒首。」《漢書．董仲舒傳》。
12 此為後世所做的詮釋。原文為：「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 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 書．董仲舒傳》。
13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一——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85 年 7 版（臺 6 版），頁 63-16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政治哲學的入口，無法全面系統性地探索其思想，必須回歸其代表著作 —《春 秋繁露》，才能窺知全貌。
綜合前面所言，要使儒學能定於一尊，首先須有能力回應政治上大一統後，
關於君王地位、角色與權力的重塑。因而，在理論建構的過程中，《春秋繁露》
對於君權議題上是如何的論證？而先秦儒學在這個議題上的看法如何？兩者間 的異同為何？此外，黃老思想是如何見容於統治者，並成為漢初政治的指導綱 領？換句話說，思想理論與政治實踐上是如何的互動？在黃老之學的代表作 —
《黃帝四經》中，可以尋覓出什麼線索，從而使我們明瞭黃老得勢的理由？最後，
《春秋繁露》是如何調和先秦儒學與君權間的緊張關係？這部分的論證，對於大 半生活在黃老思想裡的他，從中獲得了什麼樣的啟發？換言之，《春秋繁露》是 如何吸收黃老學之精要，充實儒學的理論基礎，以建構新的理論框架，進而超越 了黃老？種種問題，便為本篇論文的關注重心，期望於探究之中，能夠完整論述 作為關鍵接合的《春秋繁露》，是如何讓儒學獨尊，進而全面轉化為儒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