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多數僱用關係之認定
第三節 僱用關係的重新詮釋
第一項 「客觀」的意義
僱用關係的內涵：受僱人客觀上為僱用人使用而為其服勞務、受其監督。此 處之「客觀」係指依一般社會觀念，存在受僱用人指揮監督而為其服勞務的客觀 事實而言，已如前述。然而，在此解釋下「客觀」的概念仍然稍嫌抽象。茲應強 調的是，此處的「客觀」係指行為人為本人服勞務而受指揮監督（僱用關係）的 事實非以當事人主觀認定，應依一般社會通念客觀判斷；不同於執行職務採客觀 認定的概念。實務見解對於客觀的解讀及判斷，經常係以「受僱人有執行職務的 外觀，故客觀上係為僱用人服勞務受指揮監督」為判準，似有混淆僱用關係中的 客觀要素、執行職務的判斷標準—客觀說之虞，若將兩個要件的判斷標準混為一
談，則係對僱用關係及執行職務的意義及功能有所誤認115，並不妥適。
在此所欲釐清的問題是，所謂的「客觀」指的是行為人在「外觀（形式）上 看起來」像是受本人指揮監督而為其服勞務（形式判斷），抑或，實質去檢視當 事人之間的關係時，依照一般社會的價值觀，咸會認為一方係受他方指揮監督而 為其服勞務（實質判斷）？這兩種解釋均可被稱為「客觀」，惟某些個案分別在 兩種解釋下，將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116。
以靠行為例，交通事業接受他人車輛靠行，靠行人按月繳交行政管理費，並 以交通事業的名義營運，兩者間可能具備指揮監督的事實，也可能只有借牌營業 的關係。若採形式判斷，車輛登記在交通事業名下，以交通事業的名義營業，從 外觀上看起來駕駛係為該交通事業服勞務而受其指揮監督，無論兩者間是否有指 揮監督的事實，均認為有僱用關係存在；採實質判斷者，假設交通事業與靠行人 之間實質上未必有指揮監督的關係，而僅有借牌營業的事實，兩者間則不存在事 實上僱用關係。
觀最高法院77 年台上字第 665 號判例：「目前在台灣經營交通事業之人，接 受他人靠行（出資人以該經營人之名義購買車輛，並以該經營人名義參加營運）， 而向該靠行人（出資人）收取費用，以資營運者，比比皆是，此為週知之事實。
該靠行之車輛，在外觀上既屬經營人所有，乘客又無從分辨該車輛是否他人靠行 營運，乘客於搭乘時，只能從外觀上判斷該車輛係某經營人所有，該車輛之司機 係為該經營人服勞務，自應認該司機係為該經營人服勞務，而使該經營人負僱用
115 林慶郎（2005），《論受僱人執行職務-‐‑從盜賣股票事件檢視執行職務之判斷標準》，國立台灣 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85 頁。
116 採形式判斷者：林誠二（2012），《債法總論新解—體系化解說（上）》，一版，370-‐‑371 頁；
採實質判斷者：曾柏涵（2017），《為獨立第三人的行為負責？-‐‑民法上「指揮監督」要件之突破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56-‐‑57 頁。
人之責任，以保護交易之安全。」
依此見解，乘客自外觀上只能認定車輛為交通事業所有，車輛之駕駛受該交 通事業指揮監督、為其服勞務，係以形式判斷之，認為借牌的交通事業應為靠行 車輛駕駛的行為負責，而往後諸多車輛靠行的事例大多均援用此一判例見解，承 認被靠行的交通事業與車輛駕駛具有僱用關係。
不單是車輛靠行的案例，在一般情形，實務判決對於「客觀」的解釋亦多有 採形式判斷者。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 1095 號判決：「按民法第 188 條僱 用人責任之規定，係為保護被害人而設，不以事實上有僱傭契約為限，凡外觀上 可令人察知行為人係為他人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為受僱人...。另看護執行 看護職務時，須穿著印有『切膚之愛』字樣之制服，客觀上足使一般人認看護係 為上訴人（編按：財團法人切膚之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服勞務而受其選 任監督」，可茲參考。
雖然實務上多係採形式判斷，但亦不乏採實質判斷的見解。最高法院98 年 度台上字第1401 號判決：「A 為爾灣公司經理人，負責與 IBM 公司處理系爭建 物租賃相關問題，則只要在社會觀念上與其職務有牽連關係之行為，均直接對爾 灣公司發生效力，既為爾灣公司之代表，為其業務執行對外行為及不實陳述，應 認屬爾灣公司之行為，縱令爾灣公司未授權方則揚處理系爭大樓問題，其以爾灣 公司代表人自居，爾灣公司未為反對，應可類推適用民法關於代理之規定，構成 表見代表。...客觀上已足認 A 係為爾灣公司服勞務而受其監督之人，自屬爾灣 公司之受僱人，且其因系爭建物出租糾紛接受媒體訪問，亦可認為與其執行職務 有關，爾灣公司自應與A 之侵權行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本案判決就「客 觀」的解釋，則是實質檢視A 在爾灣公司的執掌、司職，而認為在客觀上足認
為A 為爾灣公司的受僱人。
在實質認定下，受僱人必有為僱用人服勞務並受指揮監督的客觀事實，對僱 用人而言，在自己的權限範圍內負責甚為合理。惟被害人與僱用人、受僱人的資 訊並不對稱，被害人自外觀無從判斷受僱人與僱用人的實際關係，在舉證上也有 困難。以形式判斷較為簡易、方便；但是，若當事人之間實際上並無指揮監督的 關係，難免使僱用人的權責不相符，觀實務判決採形式認定的理由，多係以「保 護交易安全」為由，也就是說，被害人或第三人之信賴亦應受到保護，在「僱用 人的權責相符」與「被害人的信賴保護」兩相權衡下，更加著重於後者。
由是觀之，「客觀」的判斷係以形式或實質判斷，實涉及了被害人或第三人 對於行為人外觀的信賴是否應受到保護。究竟「信賴保護」是否可作為僱用人責 任之基礎？而我國有學說認為侵權行為之被害人對行為人外觀的信賴並非僱用 人責任之要件117，蓋契約法不同於侵權行為法，係以不特定多數人的固有利益 為保護客體，其所要保護者為特定當事人的信賴利益，故而以「行為外觀」作為 法律的適用與評價118。另有見解認為在一定條件下，信賴保護與不妨將信賴保 護作為僱用人責任之基礎119。
形式及實質兩者對「客觀」的解讀及認定方式雖有不同，但兩者其實並不矛 盾，觀察前開判決，受僱人在侵害行為發生時，服裝或是設備上均有企業的商標 或名稱可茲辨識，將優先以形式認定之；實質認定者，則是在侵害行為發生時，
自受僱人的服裝或使用的設備無從辨認，但實際上有服勞務、受指揮監督的事實
117 陳洸岳（2001），〈名義借與者之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 94 年台上字第 2303 號判 決簡析〉，《台灣本土法學雜誌》，86 期，235 頁。
118 吳瑾瑜（2001），〈受僱人執行職務之行為—評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116 號判決〉，《中 原財經法學》，6 期，133-‐‑134 頁。
119 詳參：張晏齡（2011），《僱用人責任「僱用關係」要件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287 頁。
存在，而須實質檢視。
若從僱用人責任立法的出發點，「使僱用人權責相符」也曾經為立法者所考 量，否則就不會有第188 條第 1 項但書的免責規定，實質認定應為本條規範的 初衷。而且若以外觀認定將使其他要素（服勞務、受指揮監督等）消失於形式認 定的客觀中，因為以形式或外觀認定，代表行為人只要具備為本人服勞務受指揮 監督的「外觀」，實際上是否有為本人服勞務受指揮監督，其實已不那麼重要，
而無再進一步判斷指揮監督的必要。因此所謂的「客觀」，仍應以實質判斷為宜。
然而，在此必須強調，形式認定固然忽視僱用人對受僱人控制力或支配力的 影響，但現代許多企業的經營模式變化多端，許多僱用關係可能遁入委任、承攬、
借名等關係中。因為現今使用勞務的方式漸趨多元、多變而複雜化，僱用的型態 並不固定，受僱人與僱用人未必有一個外觀可供交易相對人或第三人辨認，又或 者外觀與實質約定並不一致，實務見解在不同個案分別採形式或實質判斷，多半 是為了因應社會交易方式變遷、維護個案正義所做出的權宜之計。
因此「客觀」的概念實有擴張解釋或重新詮釋的必要，且這個必要性已在現 在的實務操作反映出來，為社會趨勢使然。在採實質判斷的前提下，仍必須兼顧、
調和僱用人的權責相符以及被害人的信賴保護兩個價值，形式認定並非完全不能 發揮作用，誠如前述，形式判斷與實質判斷基本上並非矛盾或不能兩立，在不同 的個案上，仍需視該外觀帶給第三人或消費者「僱用關係存在」的強烈程度，外 觀或許能作為僱用關係存在的佐證，但也不能忽略實質判斷服勞務及指揮監督兩 個要素。
第二項 為僱用人服勞務
僱用關係尚有一要素：受僱人為僱用人服勞務。此處「為僱用人服勞務」概 念與「執行職務的認定」不同，前者指的是勞務成果歸屬於僱用人所有的情況，
亦即僱用人可藉由受僱人服勞務而得到利益，屬於僱用關係的內涵；後者則是判 斷侵害行為是否發生於執行職務時，為僱用人責任的要件之一。此處所要討論的 則是勞務成果歸屬的認定。勞務成果歸屬並不限於經濟上，尚包含事實上的成果 歸屬，例如減輕負擔、增加事務進行的便利等120，及法律上的成果歸屬，例如 為他人履行契約義務。
在單一僱用人與受僱人間，受僱人為何人服勞務，並無太大問題。但在多數
在單一僱用人與受僱人間，受僱人為何人服勞務，並無太大問題。但在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