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照伍子胥故事的流變，載體形式、接受對象與創作目的皆對故事產生變化 的推力。當接受者是為底層百姓時，更需配合民眾期待心理與需求改變情節、增 加故事的精彩度，以吸引民眾。相對於庶民，士大夫階層所接受的伍子胥故事又 是在什麼文化力量下被塑造的呢？伍子胥故事的書寫除了與民間傳說、宗教信仰 與民眾預期心理息息相關，時代的價值觀亦影響情節變化與伍子胥形象。從《左 傳》為伍子胥事蹟留下文字紀錄後，伍子胥故事及形象變化亦反映時代的價值觀。
綜觀《左傳》、《國語》、《呂氏春秋》、《韓非子》等對伍子胥事蹟有所記載的先秦 文本，可觀察到伍子胥形象由多元的狀態逐漸向「忠」靠攏的現象，並且影響後 代文本對伍子胥故事的撰寫。
若要釐清「忠」與伍子胥之間的關聯，必先對「忠」之內涵進行分析。「孝」
概念觀念的體系較「忠」概念生成得更早。對父母行「孝」在古人道德價值觀中 乃天經地義，而「忠」則是國家體制產生後才有的道德概念。佐藤將之《中國古 代的「忠」論研究》一書中認為，「忠」字於春秋、戰國時期所代表的意涵已不 相同。其將《左傳》中對於「忠」與「忠信」的用例進行歸納368：
367 針對《伍子胥變文》中道家思想呈現與情節安排之關係，詳見小野純子：《敦煌變文主題及 其相關問題之研究——以董永變、舜子變、伍子胥變文三篇為主》，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1985 年，頁 65 至 86。因道教的內容與起源並非本研究欲探討之主題，故於此 皆不贅述。
368 參見佐藤將之：《中國古代「忠」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年），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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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一種國家道德 第貳章對神聖的真心 第參章對百姓的真心
第肆章為公家或社稷效勞的忠臣 第伍章比較廣義、或一般的誠懇之心
佐藤將之認為，「在《左傳》中的『忠』幾乎沒有意指『臣下』對『主上』個人之 忠誠」369，且「《左傳》的『忠』之主要對象應該涉及對於國家共同體的忠誠，
也就是公共的『忠』」。370因此，《左傳》中所言之「忠」應是對國家、社稷的忠 誠，並非對國君一人的忠誠，且「在《國語》、《左傳》以及中山王陵彞器銘文中 的『忠』和『忠信』概念幾乎是決定國家社稷存亡的最高價值」。371對比現今的
「忠」，《左傳》與《國語》時期的「忠」是將國家與社稷之利益置為優先。佐藤 將之指出：
雖然在春秋時期到戰國早期許多「忠」和「忠信」用例是就「君臣關係」
而言的，其作者所要主張的重點，實在於宣揚對國家社稷或對代表國家社 稷之諸侯的忠誠。因此，就算臣民對君主有貢獻，但若此貢獻只限於達成 君主的私利，則《國語》和《左傳》的作者並不將之稱為「忠」。如此，
「忠」的實際對象並不針對君主本人而言，其究竟對象乃是超乎君主的共 同利益。372
由此可知，在《左傳》及《國語》中，「忠」發揮的主要對象為國家與社稷，且
369 佐藤將之以〈成公九年〉范文子讚美楚囚之評語進行分析。《左傳‧成公九年》載：「楚囚，
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 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 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佐藤將之認為「對《左傳》的作者 來說，在『忠』的含意中『君臣』之間的互動是次要的，而個人心中的『無私』之德行才是主 涵」。參見佐藤將之：《中國古代「忠」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年），
頁57。
370〈宣公十二年〉載：「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衞也。」佐藤將之認為此 處表示荀林父「盡『忠』的終極對象還是『社稷』」。參見佐藤將之：《中國古代「忠」論研 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年），頁 57。
371 佐藤將之：《中國古代「忠」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年），頁 36。
372 佐藤將之：《中國古代「忠」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年），頁 177 至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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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究竟目標是國家的安定」373，以此作為依據的行為才可被認為是「忠」。甚 至，「在作為『君德』的功能上，『忠』和『忠信』概念逐漸被視為君主為了『獲 得頻種的親附』的德目。」374可見「忠」於此指的是對國家與社稷的認同。正因 春秋戰國以來的社會變化、新國家型態及社會的形成，「促進了對社稷的認同，
因而從春秋到戰國早期之『忠』和『忠信』之意涵原來就與政治意義息息相關」
375，因此，「忠」概念於此時的核心意涵即是「能貢獻國家社稷的繁榮和安寧之 行為，以及其實踐者的『誠懇』之心態」。376
「忠」概念發展至戰國中期則以「國家人民的利益」作為主要考量因素與核 心內涵，並且透過諫言的方式呈現其效果。佐藤將之認為，若「忠臣」與國君進 行正面的互動，那麼「臣下試圖矯正主上之誤」的行為便是「忠」。在「諫言」
提出後，國君此採納並且使己身言行舉止合乎道德規範，如此國家便會安定繁榮。
反之，若「忠臣」與國君產生了負面的互動，國君並不採納諫言，言行舉止僅為 追求個人利益，如此臣下便可選擇脫離君臣關係。377由此可知，在戰國中期儒墨 二家論述中，「『忠』概念尚未成為單方面要求臣下『一定要死忠於上』的片面倫 理」，「忠」與「不忠」在戰國早中期之依據乃在於「某一個人的想法或行為是否 合乎（1）國家利益、（2）人民福利，及（3）道德原則」。378 再者，戰國早中期
「忠」概念的內涵需要「國家本身的利益」、「天下人民之利益」、「合乎道德倫理」
三者作為支撐，而是否符合國君需求或私利則是次要的。379因此，「忠」概念隨 政治關係因而產生變化，在戰國早中期，人臣「忠」與否取決於社稷，但至戰國 末年，人臣之「忠」則被歸於具體的君臣關係下。380隨著國家權力高張，「忠」
概念於此由對社稷負責的「君德」層次，轉換成以國君為對象的「臣德」範疇，
可見「忠」概念的實質內涵歷經了細緻的改變。
回歸至對伍子胥的刻劃，《左傳》中並無書其「忠」，到了戰國末年《呂氏春 秋》及《韓非子》，文本中對於伍子胥「忠」的刻劃不僅增多，更以「忠」、「忠
373 佐藤將之：《中國古代「忠」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年），頁 178。
374 佐藤將之：《中國古代「忠」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年），頁 178。
375 佐藤將之：《中國古代「忠」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年），頁 70。
376 佐藤將之：《中國古代「忠」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年），頁 70。
377 此論述參見佐藤將之：《中國古代「忠」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年），頁86 至 87。
378 參考自佐藤將之：《中國古代「忠」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年），
頁87。
379 參考自佐藤將之：《中國古代「忠」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年），
頁88。
380 參考自佐藤將之：《中國古代「忠」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年），
頁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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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等評價之，除了可見思想家透過論述發揚政治思想，更可見「忠」概念演變 的過程。從原先的「君德」，以國家、社稷之福祉作為目標，發展至「臣德」，作 為人臣個人實踐的道德。因此，「『忠』概念名正言順地成為較為清楚的『臣德』
倫理概念，而重新誕生的『忠』概念支配了以後兩千年的東亞政治、社會之價值 觀以及意識形態」。381故於《左傳》中並不寫伍子胥「忠」，當時的「忠」概念應 是範疇更廣泛且崇高者，而後隨著韓非子、荀子等針對時代需求對「忠」提出辯 論，在「忠」概念轉變下，伍子胥的「忠」才逐漸被突出。
不同於佐藤將之認為「忠」的意義隨時代而改變的說法，簡宗梧則認為《左 傳》僅強調伍子胥「智」、「仁」、「勇」、「孝」等形象，而不言其「忠」是別有用 心。面對母國——楚國，伍子胥興兵攻郢，難免為人所責難，因此《左傳》剪去 伍子胥傾覆楚國的身影，僅寫夫槩王等人之英勇、破楚之氣勢來暗示伍子胥居中 斡旋的動作。最後再以鬬辛兄弟對話為伍子胥行動的合宜性提出詮釋，「可見《左 傳》運用高度的結構技巧，美妙的文辭，塑造伍子胥的形象，也闡發了君臣之義、
仁孝智勇之德」。382在文學與史學脈絡下，《左傳》不書伍子胥「忠」與作者所欲 闡發的君臣大義相關。蔡師妙真認為「《左傳》以『社稷為主』的民本觀念為封 建君臣「隸屬」關係解套，對忠或不忠的評判，就容易回歸「任事態度」的檢驗，
而非「服事一人」的行為約束」383，因此《左傳》不言子胥「忠」，使讀者能夠 保有對伍子胥行為解讀的權利，將「忠」與「不忠」的解釋交給讀者，卻又在敘 事的同時傳遞《左傳》作者欲言的價值，使得「忠」價值的內涵不再只是扁平的 概念。
在官方、時代氛圍等力量的介入下，忠、孝概念與復仇觀念受到政治環境的 影響而受到側重或相形失落，如此道德價值的變化亦左右了伍子胥形象的塑造。
除了「忠」，「孝」概念亦影響伍子胥記事及形象演變。「忠」、「孝」皆為儒家中
「仁」的範疇，而《左傳》載子尚於行前告誡子胥之言，亦是作者所欲倡明者，
因此伍子胥故事由流傳、被文字記載後，已可見各文本的作者依循「忠」、「孝」
等概念來鋪陳、強化情節的手法。
言及「孝」概念，便不可忽略伍子胥「復仇」大戲的演出。《呂氏春秋》已 有「鞭墳」記載，到了《史記》，司馬遷將伍子胥復仇的過程鉅細靡遺得描寫，
而各朝代的復仇觀點亦左右著伍子胥「復仇」過程的鋪衍。
381 佐藤將之：《中國古代「忠」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年），頁 182。
382 簡宗梧：《鎔裁文史的經典——左傳》，（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頁 119 至 122。
383 蔡師妙真：〈變焦鏡頭——《左傳》價值辯證手法〉，《興大中文學報》，第 21 期，2007 年 6 月，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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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復仇」觀的起源，林素娟認為：「早在先秦時期，在安撫鬼靈、維護
針對「復仇」觀的起源，林素娟認為：「早在先秦時期，在安撫鬼靈、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