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形象不僅受時代的道德價值觀影響，亦與敘事者所在的話語場域息息 相關。文人書寫伍子胥故事，或以子胥典故創作時，書寫中所投射出的皆為自己。
身為「臣」，在政治場域中所為強調的即是「忠」價值，因此文人寫子胥之「忠」
便是言自身之「忠」。子胥的「忠」形象便在士大夫有政治目的的書寫下不斷被 偏重，而「孝」形象則相對受到削弱。自漢至唐，伍子胥的「忠」形象不斷被提 高且強調，此現象與敘事者的立場關係密切。
話語場域、創作者生命際遇、創作目的等因素，皆牽動著伍子胥故事的描寫、
對伍子胥的評價以及當其作為典故被書寫時所呈現的價值觀。榮格指出「心理藝 術作品的題材總是來自人類意識經驗這一廣闊領域，來自生動的生活前景」，因 此，「人生的教訓」、「情感的震驚」、「激情的體驗」、「人類命運的普遍危機」等，
皆構成了人類的心理，而這些創作者生活的一部分透過創作被表現395，讀者便能 從中觀看創作者的心理生活，更可從中見創作者的投射心理。
士大夫運用伍子胥典故進行創作時，因當時代政治氛圍與其所在的話語場域 的差異，進而影響士大夫對於伍子胥形象的揀選，簡言之便是配合場所改變言語 內容。因此，伍子胥形象歷經「初建」、「發展」、「成熟」與「聚焦及變異」等時 期，形象也不斷疊加、突顯，這些皆可看見創作者在其中的投射，而這種心理便 是在當創作者處於某種話語場域中所形成的。
「投射」指將己身特點、感情或意志等投射於他人身上的認知，認為自己具
395 參考自卡爾‧古斯塔夫‧榮格（Carl Gustav Jung）著；馮川、蘇克譯：《心理學與文學》，
（臺北：九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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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某種特質或意志，而別人定與自己相同。文人在看伍子胥遭遇時彷彿也看到自 身遭遇，於是在用伍子胥典故時，面對伍子胥多元的形象，士大夫選擇聚焦於伍 子胥的「忠」形象。透過伍子胥之「忠」寫自身對國君之「忠」，透過伍子胥「不 遇」寫自身「不遇」，透過伍子胥被讒之「冤」寫自身遭讒、排擠之「冤」，此皆 士大夫投射心理的展現。屈原寫「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不畢辭而 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司馬遷寫「弃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李白寫「漢 求季布魯朱家，楚逐伍胥去章華。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皆將自 己投射到伍子胥遭遇身上，藉由認同伍子胥與自身遭遇皆同，從中得到心靈的慰 藉。
從屈原、東方朔、司馬遷，到李白、吳筠、元稹、薛據、李紳等人，在時間 漫長的綿衍下，原本多元的伍子胥形象在文人揀選下，「忠」形象逐漸得到相當 程度的突顯，因諸多文人將自身「忠」而「不遇」、「忠」卻受讒的遭遇「投射」
於伍子胥身上，如此作法亦促使子胥的「忠」形象受到偏重與聚焦，進而影響後 出文本中的伍子胥面貌。
文人懷才不遇，有志難伸為其長久之生命課題，對於文學中的「士不遇」主 題，趙國乾認為：
從個人的角度來看，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決定和造就了詩人是中國封建 社會知識份子中的精華。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要飽讀詩書，以便滿腹經 綸，經世致用。而傳統文化的影響規定了他們的人生道路本就是「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最終目標是輔佐君王，濟蒼生，安邦定國。因此，
他們從小就胸懷天下，有著極大的理想抱負。從而在他們身上也就存在著
「仕」與「不仕」以及如何「仕」的矛盾，即使那些一時身居官位的，也 會因被貶，或官職卑微不能濟蒼生而矛盾重重。396
知識份子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目標，期望自己能夠透過「仕」實現 此最高價值，並且為國家、社稷盡己之責，因此「那些有抱負的知識份子總是希 望能夠矯正君王的過失，使國富民強。但他們這種良苦用心卻往往會遭到專橫昏 庸皇帝的不理睬，甚至會得罪君主」。397是故，知識份子深感壯志未酬而有不遇 之嘆，因而透過創作一抒胸臆間之悲歎，「借助於詩歌抒發這種悲憤情緒，使痛
396 趙國乾：〈中國文學「士不遇」主題的文化審美闡釋〉，《雲南社會科學學報》，2004 年第 3 期，頁120。
397 趙國乾：〈中國文學「士不遇」主題的文化審美闡釋〉，《雲南社會科學學報》，2004 年第 3 期，頁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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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得以理性的昇華」。398歷經漫長的時間流動，伍子胥故事雖越發精彩，所呈現 出的人物形象應是越顯豐厚、立體，然而在士大夫接力式地揀選、突出下，「忠」
成為與伍子胥密不可分的形象。士大夫的不遇既是每朝每代皆有的慨嘆，那麼透 過創作抒發悲憤的現象便不會停止，正因士大夫有不遇之感，因此透過創作委婉 抒慨、或直截斥責，或將和自己同遭遇之人的事蹟入詩、入文，此即為士大夫在 文學上的投射心理。
歷經各朝代士大夫的集體投射，伍子胥的「忠」形象成為士大夫階層深感不 遇、忠而受讒、不見於主時的「掩護」，在這樣的「掩護」下，士大夫們透過創 作與伍子胥對話、惺惺相惜。在士大夫階層的不斷「聚焦」下，伍子胥「忠」形 象於創作中次次被突顯，伍子胥與「忠」之間的鍊結已牢靠地聯繫著。
不僅是士大夫投射心理的作用，「話語場域」亦影響著文人對於伍子胥形象 的揀選。「場域」（field）一詞由布迪厄（Bourdieu, P.）所提出，「場域」是由各種 社會地位所建構出的空間，「是為多面向的社會網絡」399，此空間並非實體的存 在，而是在個人與社會群體之間的想像領域，並且由權力所構成，因此場域之中 的參與者必須具備權力，並且在場域中鬥爭。400布迪厄明確指出「文學或藝術場 域是一個各種力量存在和較量的場域」。401場域是互相滲透的，因此士大夫不僅 屬於文學場域，亦可能屬於某政治場域中，而為了在場域中獲得權力，從而實現 自我價值與理想，或是實踐某些目的時，士大夫便會透過書寫進行「較量」或申 明心志。
因創作者所處的「話語場域」402不同，因此在書寫伍子胥故事或揀選形象時 便有不同面向的考量。在描寫伍子胥的話語場域中，可分為「士」與「庶」二者。
當位於「士」階層的話語場域，創作者突顯伍子胥「忠」與「賢」形象之目的便 是為了「稱忠稱賢」，除了將自身遭遇與心境投射在伍子胥身上，藉以抒發慨嘆，
更是透過伍子胥忠君上諫等事蹟表明自己的忠心耿耿。簡言之，以唐代人臣上書 進諫國君之文為例，劉寬〈陳情書〉謂國君：「陛下不垂明察，採聽流言，欲令 忠直之臣，枉陷讒邪之黨。臣實不欺天地，不負神明，夙夜三思，……陛下若以 此誅臣，何異伍子胥存吳，卒浮尸於江上。」在「士」階層的話語場域中，最重
398 趙國乾：〈中國文學「士不遇」主題的文化審美闡釋〉，《雲南社會科學學報》，2004 年第 3 期，頁120。
399 高宣揚：《布迪厄的社會理論學》，（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38。
400 高宣揚：《布迪厄的社會理論學》，（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38。
401 高宣揚：《布迪厄的社會理論學》，（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82。
402 在伍子胥形象變化的過程中，不僅受文學場域影響，政治場域亦對伍子胥的書寫有所作用，
因此本文將二者合稱為「話語場域」，探討對伍子胥的書寫在面對不同場域及場域中的個體、群 體時，所呈現出的文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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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聽眾」便是國君，書寫者於文本中突顯的價值，勢必會受到場域中聽眾身 份的影響，因此，〈陳情書〉揀選伍子胥「忠」形象，而不用伍子胥「智」或「孝」
等形象作為論述之據。甚至，在人臣上諫文書中，為避免一臣之言無法撼動國君 並且達到勸諫國君的目的，因此在為文中以古代先聖先賢作為借鑒，以收勸諫之 效，是故以伍子胥作為忠於國君的賢臣代表來創作，以古鑑今，便和話語場域對 書寫的影響相關。
相反地，當書寫者處於「庶」階層的話語場域中，而「聽眾」為平民百姓時，
為配合百姓知識水平與心理需求，書寫者在文本中所突顯的價值則可能更為多元。
為了達到宣揚教化的目的，突顯伍子胥「忠」與「孝」形象便是為了「教忠教孝」。 以《伍子胥變文》為例，當聽眾為一般平民百姓時，文本便需符合百姓心中的道 德標準，因此《伍子胥變文》特別突出對伍子胥「忠」與「孝」形象的描寫，以 符合民間所宣揚的忠孝節義等價值。
《講故事——對敘事虛構作品的理論分析》一書指出：「歷史和話語不是顯 示出諸多文本之間的差異，而是顯示出單個文本中敘述的語域的差異。」403在伍 子胥形象變化的歷程中，不僅因話語場域不同，導致伍子胥形象呈現的差異，創 作者對伍子胥故事的描寫、形象的塑造與揀選或是評價，皆受書寫者身份、際遇、
創作目的及接受對象等因素影響。歷經時間的綿衍與文體的擴大，伍子胥故事架 構與人物形象更為豐富。由創作者遭遇觀之，或忠而不遇、或遭受排擠、或受讒 被逐、或隱忍委屈，這些都透過對伍子胥故事的描寫與形象的選擇，將自身的悲 懷投射於伍子胥身上，由此一抒悲憤或得到寬慰。而在創作者身份與創作目的差 異下，為了宣揚忠孝價值，或教化人心，被聚焦、突顯的伍子胥形象便是為了達 成目的的手段之一。不過，創作的目的相當多元，場域也不僅只有「政治」一種 類型，或許某些創作者僅為了「抒情」而寫伍子胥故事或評價伍子胥，並不對其
「忠」或「孝」等形象有所評價，然在不同的詮釋下所呈現出的伍子胥形象或許 亦會不同於創作者原本的預設，甚至進而影響後出的文本。
「忠」或「孝」等形象有所評價，然在不同的詮釋下所呈現出的伍子胥形象或許 亦會不同於創作者原本的預設，甚至進而影響後出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