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伍子胥形象的變異:民間性與神格化的完成
二、 筆記小說中的伍子胥
除了《伍子胥變文》中富含民間色彩、有血有肉的伍子胥形象,受到江潮傳 說的影響,伍子胥形象亦產生了變異。白居易〈祝皋亭神文〉載:「一昨禱伍相 神,祈城隍祠,靈雖有應,雨未沾足,是用擇日一作撰詞祗事,改請於神。」319 可知在當時伍子胥已成為民眾祝禱祈福的對象,是為「神」者。在唐代筆記小說 的書寫中,已可見伍子胥神格化形象的完成。
如李肇《唐國史補》所載:
每歲有司行祀典者,不可勝紀,一鄉一里,必有祠廟焉。為人禍福,其弊 甚矣。南中有山洞,一泉往往有桂葉流出,好事者因目為流桂泉,後人乃
316 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848。
317 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857。
318 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858。
319白居易〈祝皋亭神文〉。錄於[清]董誥等輯:《欽定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卷680,頁 6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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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棟宇,為漢高帝之神,尸而祝之。又有為伍員廟之神像者,五分其髯,
謂之五髭鬚神。如此皆言有靈者多矣。320
《唐國史補》載因伍員神像「五分其髯」,因而被稱為「五髭鬚神」,且百姓認為 其甚是靈驗。於此可見伍子胥形象已然神格化的變異,伍子胥已由一歷史人物轉 變成「神」,受人祭祀。而李玫《纂異志‧蔣琛》則將伍子胥作為水神,描寫地 更為生動。在水神大會中,屈原與伍子胥更有了直接互動:
舞未竟,外有宣言:「申徒先生從河上來,徐處士與鴟夷君自海濱至。」
乃隨導而入。江、溪、湘、湖,禮接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瓮抱石抉 眼之徒歟?」對曰:「然。」屈曰:「余得朋矣。」於是朱弦雅張,清管徐 奏,酌瑤觥,飛玉觴,陸海珍味,靡不臻極。……鴟夷君銜杯作歌曰:「雲 集大野兮,血波洶洶。玄黃交戰兮,吳無全壟。既霸業之將墜,宜嘉謨之 不從。國步顛蹶兮,吾道遘凶。處鴟夷之大困,入淵泉之九重。上帝湣餘 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蹤。所以鞭浪山而疾驅波嶽,亦粗足展餘拂鬱 之心胸。當靈境之良宴兮,謬尊俎之相容。擊簫鼓兮撞歌鍾,吳謳越舞兮 歡未極,遽軍城曉鼓之冬冬。願保上善之柔德,何行樂之地兮難相逢。」
321
此則寫蔣琛因常捕獲巨龜並釋之,因而得到觀水神大會的機會。大會中不僅龜鼉 魚鱉不可勝數,更有蛟蜃自東西馳來,蔚為奇觀。其中「鴟夷君」伍子胥與屈原 皆參與此場盛會,與江神、溪神、湘王等水神歌舞為樂,「鴟夷君」更歌「上帝 湣餘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蹤」,從「大江鼓怒其冤蹤」一句即可與伍子胥 遭遇連結,從而推論伍子胥即為水神「鴟夷君」。
杜光庭《錄異記‧異水》則記伍子胥化為水神之因:
錢塘江潮頭,昔伍子胥累諫吳王,忤旨賜屬鏤劍而死。臨終誡其子曰:「懸 吾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伐吳;以鮧魚皮裹吾尸,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乘 潮以觀吳之敗。」自是自海門山潮頭洶湧高數百尺,越錢唐,過漁浦,方 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激,聞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
320〔唐〕李肇:《唐國史補》,收錄於〔清〕張海鵬輯刊:《學津討原》,(臺北:藝文印書館,
1965 年),頁 20。
321〔唐〕李玫:《纂異記》,收錄於〔宋〕李昉等人編:《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北京:中華書 局,1961 年),頁 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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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祀焉。322
杜光庭載伍子胥於臨終前告誡其子「懸吾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伐吳;以鮧魚皮 裹吾尸,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懸吾首」符合《史記》、《吳越 春秋》等書對於伍子胥臨終之言的記述,不同之處僅「以鮧魚皮裹吾尸,投於江 中」的動作原本是由吳王下令要求,在《錄異記‧異水》則不然。在杜光庭的描 寫下,伍子胥鴟夷沉江的遭遇連結了其臨終之言,再寫潮頭「其聲震怒,雷奔電 激,聞百餘里」,甚至可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將伍子胥江神傳說 由來敘述地更為詳盡。
透過筆記小說對「伍子胥神」的描寫,以及詩人以靈濤、伍員廟作為創作素 材,可以看出伍子胥神格化的形象在民間已蓬勃流傳,且有向士大夫階層流動的 痕跡。在伍子胥「形象聚焦及變異時期」,伍子胥的「忠」形象在士大夫的創作 需求下被聚焦、揀選,藉此作為士大夫心靈投射的對象,因而使伍子胥與「忠臣」
產生密不可分的連結,而伍子胥其他形象則相對失落。而《伍子胥變文》的塑造,
則使伍子胥呈現出符合民間觀眾道德標準的「忠」與「孝」形象,並且使情節更 為曲折、強化伍子胥形象,更為情節增加相應的出場人物,不僅豐富了故事內涵,
亦使伍子胥形象在《伍子胥變文》的塑造下,正式從史傳系統進入民間系統的範 疇。伍子胥形象於此時期不僅在士大夫文學中逐漸向「忠臣」聚焦,也在通俗文 學中變異出不同以往的特殊面貌,民間性的展現與筆記小說中伍子胥神格化形象 的展現,則影響了後代戲曲對伍子胥故事的演繹,為伍子胥故事累積了變化的養 分。
322〔唐〕杜光庭:《錄異記》,收錄於〔明〕張宇初、邵以正、張國祥編纂:《正統道藏》,第18 冊,上海涵芬樓影印本,(上海: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頁 331-2 至 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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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伍子胥形象變化背後的文化價值
在伍子胥故事歷代的轉變下,子胥的「忠」形象越發得到顯揚,甚至壓縮了 原本在《左傳》、《國語》等歷史文本中所呈現出的多元形象,至後伍子胥甚至完 全以「忠臣」面貌存在於世人認知中。伍子胥故事發展至《伍子胥變文》,情節 內容已相當複雜,然伍子胥在唐詩、唐文中所呈現出的形象,仍以「忠臣」為主。
唐代後對於伍子胥形象的書寫基本上已定型,伍子胥已然作為一個歷經艱辛痛苦 只為復仇、忠良卻不遇、直諫而不畏死的賢臣,活躍於文學作品中。在伍子胥形 象歷經建構、疊加、變化的過程中,背後的文化因素是促其變化的最大推手。伍 子胥故事與形象受民間傳說與宗教觀、儒家忠孝及復仇觀、創作者所處政治氛圍 與話語場域影響,進而產生變化,更可見伍子胥故事與形象歷經千年流變所呈現 的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