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檢閱
第二節 兩岸關係中的「理性」 、 「感性」與「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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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時，是否也以利益為最主要的衡量依據，還是存在其他面向的考量？影響臺灣 民眾態度的關鍵因素又是為何？本文以為此值得進一步探究。
第二節 兩岸關係中的「理性」、「感性」與「威脅」
不論是中共寄望以經濟讓利爭取臺灣民心，進而完成統一的目標（耿曙 2009；
陳德昇 1994,45-71；趙建民 1994；劉震濤等 2006），或是臺灣對於應贊成或反 對兩岸擴大經貿交流的爭辯（耿曙 2009；張亞中 2000；陳博志等 2002；群 策會 2004; Kastner 2009; McDonald 2009, 233-63），雙方皆有政治考量。因此，
兩岸經貿向來具有貿易難與政治切割的特殊性，兩岸經貿絕對不是單純的貿易利 得問題，多數臺灣民眾視兩岸經貿往來為「與對手貿易」（陳陸輝等 2009;
Liberman 1996）。
中共為了完成和平統一大業，對臺灣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面維持軍事 權力威嚇，一方面訴諸民族情感，另一方面則擴大經濟利益的誘因（施正鋒 2004, 120-121），而臺灣的回應與抉擇也因此可區分為威脅、認同與經濟利益三大面 向。
理性與感性兩觀點的抗頡無所不在，而且臺灣民眾面對兩岸議題的立場選擇 時，不只面臨了理性與感性的抉擇，往往還受到中國威脅感受的羈絆。本節首先 整理與討論著重個人利害考量及強調趨利避害的「理性自利」與重視個人信念、
認同、情感的「感性認同」，以及存乎於內心的「威脅感受」三類因素，再就兩 岸既有之文獻進行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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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兩岸關係的「理性」民意結構：利益追求
「理性選擇」觀點主要基於「自利」與「理性」的預設(assumption)，理性 選擇學派假定：人是理性個體，會有意識地以最小成本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
(self-interest maximization)，因此，人在政治活動中也會選擇最能極大化個人利 益的方案。這種基於理性選擇面向的政治行為即被稱為「理性自利」(Sears 2001, 14-40)，而自利行為則被定義為具有目標導向，且利益的要件為中短期、關於物 質、且與個人切身相關(Sears and Funk 1991)。持「理性自利」觀點者亦主張對國 家族群等群體的認同與奉獻皆與利益密不可分，因為該作為是出自於個人對自我 利益得失的判斷，其誘因皆為自我預期可由所認同的團體彌補利益損失或得到更 多好處。個人之所以產生認同或做出奉獻，肇因於人們發現認同感愈強烈者總能 獲得好地位，抑或因為所認同的群體可提供相對安全舒適的環境，亦即個人對群 體的認同是因為感到認同是有利的(Hardin 1995, 16)。換言之，任何認同的選擇 皆非原生的，且不可能超乎利害，都是經過深思熟慮或是有目的的理性選擇行動。
因此，認同是利益彙集的結果，而非於特定歷史情境經由共同的社會化過程所產 生。
而被認為是重要且直接的理性因素莫過於經濟利益，既有的兩岸實證研究也 檢證了經濟區塊（耿曙、陳陸輝 2003）、兩岸經貿交流等現實經濟利益確實是 左右臺灣民眾對兩岸議題政治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吳乃德 2005；陳陸輝等 2009; Keng, Chen and, Huang 2006）。近年來兩岸持續擴大交流，存在於兩岸關係 之中的經濟利益隨之劇增，因此，本研究認為確有必要持續關注「理性自利」對 臺灣民眾政治態度的影響力，尤其值得觀察其在臺灣民眾對兩岸交流議題面向所 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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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兩岸關係的「感性」民意結構：符號政治
「感性認同」的看法與強調個別行為者利害計算的「理性選擇」觀點恰好相 對立，「感性認同」著重於情緒、認同等情感，並將由此所喚起的政治行為稱為
「符號政治」(symbolic politics)。此派學者主張民眾對於身處錯綜複雜且資訊紊 亂的環境感到憂慮與無力，因此轉而依附政治菁英提出的政治符號，藉以簡化複 雜的政治世界、減輕壓力及內在的焦慮與不安，而政治菁英亦藉由提供團體認同 或對領袖的依附等政治符號，吸引民眾注意、動員民眾，甚至讓民眾將精力轉而 投注到群眾暴力或政治順從(Edelman 1964; 1971)。「符號政治」認為個人的政治 態度具有情感與信念的成份，是在其社會化過程所形成，經常隱而不顯，當遇到 特定政治議題時，則會依接收資訊的符號而喚起記憶深處相應的符號節點，進而 形成立場(Sears 2001, 14-40)，亦即民眾對於議題的立場態度，主要決定於其在成 長過程形塑而成的既有政治定向(Sears 1993, 120)，且符號政治的既有政治定向，
對於民眾的政治態度具有最穩定、一致性約束力與最有影響力的特性(Sears 2001, 18)。因此，政治符號可以啟動民眾的政黨認同、政治意識型態（自由主義或保 守主義）、族群態度、種族偏見等「既有的政治定向」(predisposition)，並使其產 生習慣性反應(Sears 1993, 120)。亦即存在於每個人心中的情感面認同作用，對政 治行為具直接影響力。
美國既有研究發現，民眾考量是否支持特定政策時，「符號政治」的情感認 同因素勝過理性計算的自利考量(Lau and Heldman 2009; Lau and Sears 1978;
Sears 2001, 14-40; Sears, Hensler, and Speer 1979)。即使是關於通貨膨脹與失業 實質的經濟議題，民眾對於經濟的評估也不準確，因為經濟預測是由個人經濟情 況與政府表現的政黨評價所形塑，民眾對經濟情況的回溯性評價，並不影響其經 濟預測(Conover, Feldman, and Knight 1987, 559-583)。而既有的兩岸研究也指出 省籍、國族認同、統獨立場、政黨認同、使用語言（陳陸輝、鄭夙芬 2003）等
「感性認同」因素，是決定臺灣民眾看待兩岸議題的關鍵因素，且其影響力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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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前述以經濟利益為主的「理性自利」因素（吳乃德 2005）。因此，本研究 認為在考量「理性自利」因素之外，還應著重「感性認同」因素對臺灣民眾兩岸 議題態度之形塑。
總而言之，深入探析上述兩種解釋途徑，即可發現就「理性自利」而言，其 主要內涵在於重視現實與物質利益，考量短程或中程因素，透過理性計算自身條 件，且較具變動性。就「情感認同」而言，則側重政治文化、觀念、認同因素，
其主要內涵在於長期社會化後所塑造出的情感認同或態度等「政治傾向」。近年 來兩岸關係的相關討論也已與理性、感性相連結，如：Hsieh（1995）與吳玉山
（1999）將臺灣的大陸政策，區分為「統一－獨立」的認同選項和「經濟－安全」
利益考量等兩個空間的面向（吳玉山 1999, 153-210; Hsieh 1995, 137-52）。吳乃 德（2005）則以「麵包」與「愛情」比喻影響兩岸關係的「理性」與「感性」兩 種力量，並指出感性認同的吸力大於理性利益的拉力。Keng 等人（2006）則聚 焦於「利害抉擇」的經貿議題，具體闡釋理性與感性兩種力量的交錯抗衡，發現 臺灣民眾對開放兩岸經貿的立場，深受感性認同因素所支配。陳陸輝等人（2009）
將其理論化為「符號政治」與「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 theory)兩個部分，強 調「理性自利」看似左右了民眾對兩岸經貿的態度，但其乃深受認同的制約，民 眾是否贊成兩岸經貿交流的關鍵，在於敵意而非獲利。Keng 等人（2006）亦指 出臺灣民眾的統獨抉擇其實揉合了「理念」與「務實」的選項。此外，臺灣民眾 觀感與政治立場的民意趨勢也顯示，中國大陸的「惠臺」政策只改善了臺灣人民 對中共的印象，並未扭轉臺灣民眾的統獨、臺灣人／中國人認同及政黨傾向等政 治立場（耿曙 2009, 1-32）。綜合上述可知，理性的「利益層面」與感性的「認 同層面」兩者之間的相互競逐，確實左右了臺灣在兩岸議題的未來，而既有研究 發現臺灣民眾在面對「理性vs. 感性」的糾葛與抉擇時，認同經常超越利益（吳 乃德 2005；耿曙 2009；陳陸輝等 2009；陳陸輝、陳映男、王信賢 2012），
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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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兩岸關係中的「感脅」
兩岸之間的複雜關係與爭辯核心，在於中國大陸對臺灣的威脅，尤其是其不 放棄軍事威脅下的政治經濟力量，因此，「中國崛起」帶來的威脅，常被視為是 兩岸關係糾結之所在。然而，許多事實例證卻指出一個國家政經實力的強化並不 必然會使其成為他國的威脅－例如：美國與加拿大、美國與墨西哥關係就不如臺 海兩岸來得對峙。軍事威脅的認知亦是如此，最佳的例證即是英法等軍事實力雄 厚的歐洲國家往往是美國結盟的對象，而北韓、伊拉克、古巴等相對規模較小的 國家之軍事發展反而使美國備感威脅。究竟何謂威脅？威脅感受又是如何形成？
「威脅」被定義為一個代理人或團體有能力或意圖對另一個代理人或團體造 成負面後果(Davis 2000, 10)。關於威脅感受的既有討論，大致也延續了前述理性 與感性的兩大觀點。著重理性面向者，強調權力、軍事實力、資源等層面的不均 衡(Levine and Campbell 1972; Waltz 1979)，是造成威脅的根本，亦即威脅是權力 不對稱的函數(Doyle 1997, 168)。而偏向感性面向者，則認為威脅與認同有關，
當個人自動地將群體分類為內群(in-group)與外群(out-group)的類別化過程後，會 以內團體的規範、信念、價值與態度為基模，並且偏私內群成員，對外團體則產 生偏見態度(prejudice)與歧視(discrimination)，而此偏見態度常常與視外團體為有 能力或意圖對內團體造成負面結果的恐懼有關(Tajfel 1978; Tajfel and Turner 1979;
1986 ;Wendt 1999)。因此，用以區分內團體與外團體差異的共有價值、信念、態 度、規範與角色等集體認同(Campbell 1998; Rousseau 2006, 12)，才是威脅的根源，
亦即威脅是內團體與外團體之間界限的函數。而是否擁有共有的認同(shared identity)，將是決定團體之間威脅認知高低的關鍵，共有的認同感能減少團體之 間的威脅感(Rousseau 2006; 2007)。因為「規範」與「身分」不只影響了國家利 益與政策，也決定了國家之間的關係，「危險（威脅）是詮釋的結果」，而詮釋的 過程（威脅意識的來源）是基於自己情感的傾向與認知的需要，為凝聚自身的認 同，經過主動醞釀、選擇、判斷之後而決定，並非只是被動仰賴客觀因素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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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民的特質(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s)、國家的形態(national types)、國內秩 序的型態(form of domestic order)、生產的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而人民的特質(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s)、國家的形態(national types)、國內秩 序的型態(form of domestic order)、生產的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