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研究設計
3.2 本研究內容分析法操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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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傳播過程與內容分析關係模式
資料來源:“Conten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by O.R. Holsti, 1969, Mass Reading; Addison-Wesley.
3.2 本研究內容分析法操作過程
3.2.1 抽樣
本研究從 深化治理關係的觀點進行研究，希望探索立法委員所應用的 Facebook是否有成為電子參與新途徑的潛力，研究聚焦在立法委員的使用行為，
其應用的策略、參與的意涵，並比較會期與選舉期間的差異，基於這些目的，本 研究篩選研究對象的原則如下。
為了契合深化應用社群網站深化治理關係的理念，本研究將選取具備直接民 意基礎的區域立法委員區域立委做為研究的群體，主要聚焦在國內兩大政黨─國 民黨以及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對於Facebook的使用策略上。本研究為了比較立法委 員在會期和選舉期間應用的策略差異，本研究總共分析立法委員發佈的訊息在會 期（2012年10月1日至2012年10月31日）共951則；在選舉期（2011年12月1日至 2011年12月31日）共1,808則。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必須是有過經營選區經驗的第 七屆立法委員，並經歷過立法委員選舉且當選的第八屆立法委員，核對立法院全 球資訊網(http://www.ly.gov.tw/innerIndex.action?v=leg)的資料發現，總共有4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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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立委符合資格。扣除沒有使用Facebook，以及不接受好友申請也沒有開放訂 閱功能，無法得知其Facebook訊息內容的委員之外，總共42人。
由於母體僅有42人，若對各個立委的社會分歧進行分層抽樣很容易影響到母 體的代表性，因此本研究將直接使用母體作為研究對象。鑒於部分立法委員對於 Facebook的使用不只一個，而且Facebook也有個人帳號和粉絲團之間的分別，本 研究以下列原則做為篩選同時具有多個Facebook帳號的立法委員「主要」使用的 依據：
1. 最後使用的時間：立法委員在多個Facebook帳號之間的塗鴉牆訊息量、
和發布的間隔不一致，本研究以最後由該帳號發布的訊息時間做基準進 行比較，以兩個禮拜為單位，淘汰過久沒有使用的Facebook帳號。
2. 連結的方向：若時間無法做為判別的依據，或是多個帳號都有持續更新 訊息，本研究將以資訊轉貼的來源做為判定立法委員「主要」與「次要」
使用的依據，像是立法委員林淑芬粉絲團的資訊來源是從個人帳號轉貼 來的（如圖6所示），證明主要使用的是個人帳號。
圖6：Facebook轉貼連結圖
資料來源:立法委員林淑芬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linshufen.fans
3. 若上述兩個原則仍無法辨別立法委員使用Facebook的主從關係，將採用 可親近性較高，建立Facebook互動關係門檻較低的粉絲團做為優先的研 究對象。
篩選結果整理如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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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孔文吉、簡東明(Uliw. Qaljupayare)。民進黨 立法委員 陳亭妃、葉宜津、許添財、管碧玲、林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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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活分享：立法委員透過Facebook分享自己的行程、日常活動的感想，
以及對選民民眾的關懷，例如圖7當中，蔡正元委員分享自己收到生日禮 物的喜悅，讓Facebook上的民眾知道。
策略 概念化定義 操作化定義
1. 立法委員透過Facebook分享競 選資訊。
2. 立法委員透過Facebook分享政 見、政策的觀感。
3. 立法委員透過Facebook分享民 主政治運作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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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生活分享的策略
資料來源：蔡正元 (https://www.facebook.com/tsaichengyuan?fref=ts)
(2) 形象建立：立法委員透過Facebook將自身的人格特質、經歷以及專業與 好的人事物做連結，建立自己良善可親的形象。例如圖8當中，林鴻池委 員透過Facebook分享寒冬送暖的資訊，連結讓自己與正面的價值（富有 愛心）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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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形象建立的策略
資料來源：林鴻池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lin22536788?fref=ts)
(3) 代言背書：立法委員透過Facebook發表特定的人物、群體的對於自己的 支持，包含正式的代言。例如，蔡錦隆委員在選舉期間發布鄉土劇藝人 鳥來嬤支持，相挺自己的動態（如圖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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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代言背書的策略
資料來源：蔡錦隆 (https://www.facebook.com/taichunglong?fref=ts)
(4) 動員參與：立法委員利用Facebook散佈動員民眾參與選戰志工、選舉募 款、造勢活動的參與的訊息。例如，林鴻池委員將新埔後援會成立的資 訊放上Facebook，動員民眾參與（如圖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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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動員參與的策略
資料來源：林鴻池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lin22536788?fref=ts)
(5) 攻擊對手：立法委員利用Facebook傳播對於對手的政黨、政策、政治人 物、政見負面的訊息。例如，立法委員陳亭妃批判經建會主委劉憶如不 務正業，也攻擊執政團隊的施政方針（如圖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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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攻擊對手的策略
資料來源：立法委員 陳亭妃(https://www.facebook.com/fififans?fref=ts)
(6) 政治資訊：立法委員透過Facebook提供自身質詢、政見、施政理念，以 及民主政治運作的相關資訊。例如，陳亭妃委員在Facebook上，公布提 出「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的資訊，讓民眾了解 自身所關注、推動的公共事務（如圖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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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政治資訊的策略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資料來源：立法委員 陳亭妃 (https://www.facebook.com/fififans?fref=ts)
2. 參與的層次
除了建立立法委員使用策略的類目之外，本研究也必須在各個策略的參與層 次上作出區別，以了解立法委員Facebook訊息當中，參與的意涵。根據文獻對於
「參與」層次的檢閱來看，UN (2003)將電子參與分為「電子資訊公開」、「電 子化政策諮商」、「電子化決策參與」三種層次，不但可以與過去Arnstein (1969) 解釋實體公民參與的公民參與階梯的各個層次有所呼應（陳敦源，2009），其分 層的概念也與Rowe & Frewer (2005)在以資訊流動解釋公民參與的三種層次相契 合，因此本研究將結合UN (2003)以及Rowe & Frewer (2005)對於公民參與的定義 作為本研究參與的概念。除此之外，本研究認為「參與」應與「互動」作出區別，
從朱斌妤、李洛維 (2009)對於電子參與的描述當中認為，電子參與是保證民眾 知的權利，並且提供安全及多元的發聲管道，這樣才能促進民眾對於公共事務的 了解、信賴與監督，讓不具專業知識的民眾具有充分的資訊參與公共討論，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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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本研究參考Hand & Ching (2011)對於參與的定義，將意見諮詢聚焦在雙向 資訊的傳遞上，在這個層次當中主要是看立法委員與民眾在Facebook上面是否有 達成雙向的對話；在無參與的層次上，由於訊息的內容上並不涉及公共事務，並 不考慮資訊流動的方向。基於這三個層次分層的原則，本研究檢視立法委員應用 Facebook的行為當中電子參與的程度，其概念如表7所示，並舉例說明如下：表 7：立法委員使用 Facebook 參與的層次
資料來源：本研究
(1) 資訊分享：立法委員運用Facebook提供公共資訊給民眾，幫助民眾參與，
但是並沒有與民眾針對資訊進行意見的交換。例如，徐耀昌委員 在 (e-information)
立法委員提供的資訊與公 (e-consultation)
立法委員提供的資訊與公
(non-participation)
立法委員提供的資訊與公 共事務無關。
立法委員與民眾在資訊傳遞過 程當中，其內容都與公共事務 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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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資訊分享的層次
資料來源：徐耀昌 (https://www.facebook.com/shaozhi.luo?fref=ts)
(2) 意見諮詢：立法委員透過Facebook提供公共議題的資訊幫助民眾參與，民 眾也針對相關議題提出建議，交換議題的看法、資訊，屬於雙向的資訊傳 播（如圖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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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意見諮詢的層次
資料來源：蔡正元 (https://www.facebook.com/tsaichengyuan?fref=ts)
(3) 無參與：立法委員提供的資訊內容與公共事務無關，無論資訊傳遞的方向 是單向還是雙向，都無助於民眾透過立法委員所應用的Facebook進行電子 參與。例如，陳亭妃委員在Facebook提醒民眾注意氣候變化與流感的資 訊，可以幫助立法委員與民眾之間的關係建立，但是無助於讓民眾獲得公 共議題的資訊，進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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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無參與的層次
資料來源：立法委員 陳亭妃(https://www.facebook.com/fififans?fref=ts)
3.2.3 信度檢測
信度分析是檢測研究者內容分析的類目與分析單位，是否能將分析的內容歸 入相同的類目當中，並取得一致的結果。一致性越高，內容分析的信度也越高；
一致性越低，內容分析的信度也越低，因此，信度的高低直接影響內容分析的結 果（楊孝濚，1992）。為了確保本研究執行的客觀性，研究者雇用兩位政大公共 行政學系的大學生編碼者O、編碼者E協助參與編碼工作。
編碼者經過相關說明之後，便進行登錄分類的訓練，過程當中若有對於分析 類目的疑義，不知道訊息該歸屬哪個類目，會與研究者一同討論相關評斷的基 準，在訓練之後開始進行信度的檢測。本研究以隨機抽樣的方式，從42名立法委 員當中，抽取丁守中、周守訓，以及馬文君三位委員所使用的Facebook進行信度 檢測。在丁守中的Facebook訊息當中，研究者與編碼者O的相互同意度為0.875、
研究者與編碼者E的相互同意度為1、編碼者O與編碼者E的相互同意度為0.875；
周守訓的Facebook訊息當中，研究者與編碼者O的相互同意度為0.75、研究者與 編碼者E的相互同意度為0.722、編碼者O與編碼者E的相互同意度為0.806；在馬 文君的Facebook訊息當中，研究者與編碼者O的相互同意度為0.759、研究者與編 碼者E的相互同意度為0.777、編碼者O與編碼者E的相互同意度為0.815，依據
信度 平均相互同意度 平均相互同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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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知在本研究當中，三人對於策略認知達成的信度，在丁守中使用的 Facebook是0.97，周守訓是0.90，馬文君是0.92，三者的平均值達0.93已高過信度 基本要求（楊孝濚，1992），因此本研究可以對於立法委員應用Facebook的行為 進行有效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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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總共分析立法委員發佈的訊息在會期（2012年10月1日至2012年10月 31日）共951則；在選舉期（2011年12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共1,808則，各 個委員應用Facebook的訊息量如表8所示。本研究先應用敘述統計的方式，找出 立法委員主要採用Facebook的策略是哪些，所使用的策略當中電子參與的意涵的 比重為何，再以成對樣本T檢定，檢視立法委員所應用的主要策略、參與的意涵 是否因為選舉期與會期而有所差異，最後以獨立樣本T檢定檢視立法委員所應用 的策略、參與意涵，是否因為不同的政治系統而有所歧異，其分析結果呈現如下。
本研究總共分析立法委員發佈的訊息在會期（2012年10月1日至2012年10月 31日）共951則；在選舉期（2011年12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共1,808則，各 個委員應用Facebook的訊息量如表8所示。本研究先應用敘述統計的方式，找出 立法委員主要採用Facebook的策略是哪些，所使用的策略當中電子參與的意涵的 比重為何，再以成對樣本T檢定，檢視立法委員所應用的主要策略、參與的意涵 是否因為選舉期與會期而有所差異，最後以獨立樣本T檢定檢視立法委員所應用 的策略、參與意涵，是否因為不同的政治系統而有所歧異，其分析結果呈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