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構歷史教材的背景

三國學者共同編寫的背景，一者是三國學者間學術交流逐漸頻繁；另一方面，

歐洲歷史對話的成果，引起東亞部分國家的迴響；最重要的是，日本歷史教科書 的問題因扶桑社出版教科書，舊傷疤再度被掀起的產物，以下分別就這三點背景 說明之。

壹、跨國學術交流逐漸頻繁

東亞地區紛擾已久的歷史認知歧見，已持續數十年了。1990 年代開始，

UNESCO 在許多場合試圖促使中日韓三方合作，但當時日本政府沒有意願加入。

官方層級雖無法達成協議，但三國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學術機構和個別教師的研討會持續進展，深化了 NGOs 的意見交 流（Pingel, 2008: 195），如 1982 年因為歷史教科書爭議，在日本成立了「比較 歷史/比較歷史教育研究會」（Comparative History/ Comparative History Education Study Group），1982 年的主軸，對共同的過去採「比較」觀點，1984 年並舉辦 了東亞歷史教育研討會（Minoru & Ryūichi, 2008）。

1991 年至 1992 年，韓日兩國共 30 位學者參與歷史共同研究，主要目的是 檢視日本和南韓的歷史教科書對近代史觀點的描述。然而，後來逐漸發展為檢視 日本高中歷史教科書中近代史的呈現（Kazuhiko, 1998）。Kazuhiko（1998）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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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日共同研究，為日方參與者之一，他認為最顯著的成就是有機會透過日本和韓 國雙邊的觀點，研究日本高中歷史教科書，雖然兩國要共構教科書還有許多問題 要克服，但這次的共同討論提供今後歷史教育和歷史研究一個更清晰的任務意義，

就是持續分析兩個國家的教科書，選擇共同的主題進行研究，加深韓國和日本人 民之間的理解。

1997 至 2007 年間，韓國首爾大學和東京學藝大學的歷史學者和歷史教師，

持續 10 年研究史前至現代史之間的日韓關係，並相互檢視及分析現存教科書。

1999 至 2005 年，67 位日韓的女性主義學者，從女性主義的觀點看近代及現代 史。2001 年韓、日兩國政府達成建立「韓日歷史共同研究委員會」的協議，雙邊 共 22 人進行為期 3 年多的共同研究，第一屆委員會的工作重點是掌握韓日對兩 國關係史上的學說及解釋的異同點，確認了雙方對爭議性歷史問題的認知落差，

深化互相理解和認識（Park, 2011）。此外，2001 年日本與海外中國學者合編的

《超越國境的歷史認識》一書，透過交流探討中日兩國的歷史問題。凡此種種，

不論是共同編輯學術書籍、或是學術間共同研究等活動逐漸形成一股風氣，帶動 合作研究的風潮，這些都賦予共同研究或共構教材的基礎。

而中日韓三國的學者編撰歷史教材的契機，除了與學術界和民間的交流逐漸 頻繁與密集的社會背景。2001 年 7 月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近 代日本的內外政策 1931-1945」，許多日本、韓國、朝鮮的研究者參加，「當時 日本的荒井信一，茨城大學的教授、俵義文，二十一世紀兒童與教科書負責人、

韓方的江倉一，記箸大學的教授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拜訪（C02-041012）」， 希望以東亞的地域共同體的觀點，檢討相互的歷史認識，舉辦歷史教育學術會議，

以日本的歷史教科書為核心，增長年輕一代對歷史的認識，發展東亞未來和平的 合作（荒井信一，2006），最後三方學者達成協議，在韓國開了「東亞歷史意識 與和平論壇」的預備會，並確定首次論壇在南京舉辦。

2001 年的時候，中日關係不是特別好，日本科學文部省通過右翼出的新歷 史教科書，引發中日韓的反響……他們來大陸開會，提出了三國合作的問題。

當時還沒有說到寫書，就是共同的對日本的右翼有一個批判，我覺得還挺 好，……當年的年底還是當年的年初就到韓國去了，我和朱成山一起去了，

去漢城大學，專門商量建立一個機制，叫做東亞和平論壇，每年輪流在三國 開會，在漢城確定的，這是首次預備會，為了表達中方的誠意，我跟朱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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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首屆就在中國開，南京是標示性的地方。（C02-041012）

2002 年 3 月首屆論壇名稱為「東亞歷史意識與和平論壇：日本歷史教科書 的問題」，日本、韓國與中國學者針對日本的「新歷史編輯會」所編撰的歷史教 科書，肯定大東亞戰爭史觀共同商議對策。在論壇會場上除了提議三國輪流舉辦 論壇，王希亮（2005：46）指出有日本學者建議由三國學者共同編寫一部面向中 小學生的教科書輔助讀物，透過三國學者的歷史認知，讓三國的青少年瞭解「真 實」東亞近現代史，⁵⁶消除日本右翼學者編寫的新歷史教科書的影響，促進東亞 三國的和平發展以及青少年之間的交流。此一提議得到了中國和韓國學者的贊同 與回應，認為光是批判還不夠，不如三個國家編寫一本歷史教材，能與日本新歷 史教科書編纂的教科書相對抗。同年 8 月並在首爾召開第一次計畫會議。

貳、歐洲歷史對話為東亞帶來靈感

德國的教科書合作經驗跨越歐洲，產生廣泛的影響。例如韓國和日本也學習 歐洲處理歷史遺緒問題的經驗，韓國和日本還曾在首爾與德法、德波委員會的成 員研討，討論將歐洲解決歷史政治問題的經驗用於亞洲鄰國的可能性與侷限性

（Riemenschneider, 1998: 450），在歐洲歷史對話與和解的經驗，也為東亞帶來 靈感，在東亞，戰後德國普遍被視為一個成功實現與昔日的對手和受害者和解的 國家（Yang & Sin, 2013: 210）。二戰後德國對戰爭的負責、歷史遺緒的處理，贏 得很多國家的敬重，及東亞部分國家的迴響；對照下，日本通常被視為欠缺反省 戰爭責任的國家。

歷史認識的差異必然成為影響國家關係與發展的重要障礙；但是，也有在解 決歷史認識差異方面積極的努力，區域合作的實現是這一努力的結果。如在歐洲，

特別是德國與波蘭、法國之間在謀求共同歷史認識方面進行了積極的努力，這種 努力對於今天歐洲形成的共同體的局面是具有重要意義的。而東亞地區國家間關 係的緊張，則與歷史認識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有相當大的關係，因此進行這一方面 的努力極為重要（步平，2007）。俵義文（2011：37）也提到德國和法國、德國 和波蘭的歷史教科書對話、共同研究對兩國的歷史和解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成

56 東亞三方試圖書寫真實的歷史，但是否能書寫真實的歷史？「沒有任何記述可以尋回過去真 實的情形」，「我根據其他歷史學家的解釋來判斷歷史學家敘述的『正確性』，而根本上，

並沒有真實的敘述，沒有正確的歷史」（Jenkins, 1996:65; 引自蕭阿勤，20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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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歐洲共同體締結的前提一樣，東亞的歷史對話、歷史共同研究的推動工作，也 將實現基於對日本侵略戰爭與加害、殖民地統治歷史的反省之上的歷史和解，確 立起能夠實現和平的東亞共同體的歷史認識。

參、扶桑社教科書所引起的衝突

中日韓共構歷史教材的初衷可說是起於新歷史教科書審定事件（步平，2003：

251），而要瞭解新歷史教科書審定事件，需將脈絡放在日本近年來的歷史修正 主義來瞭解（許育銘，2005；羅志平，2006）。戰後日本利用教科書審定制度，

對教科書中侵略、加害、支配的歷史記述發動三次攻擊，第一次（1955-56）、第 二次（1980-82）是由文部省和自民黨政府發動，第三次是由民間和政府於 1997 年展開大規模攻擊。

有關第三次發動的成因來自 1990 年代是日本對侵略戰爭、殖民反省與謝罪 最強烈的時代。1995 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士（Murayama Tomiichi）公開道歉，1997 年 4 月日本通過教科書中「強迫挾持慰安婦」的描述及南京大屠殺等其他描述；

但同年，也有另一股對反省風潮的反動，民間結成的「新歷史教科書編輯會」（新 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對現行教科書的侵略、加害記述，貼上「自虐」、

「暗黑」、「賣國」的行為（笠原十九司，2006, 2012a），批評國中和高中歷史教 科書誹謗日本，是一種「自虐史觀」的教育，使日本兒童無法對國家的歷史感到 自豪，並認為大東亞戰爭的部分原因是戰爭自衛，並協助亞洲從西方帝國主義解 放（Masanori, 1998; McCormack, 1998）。

因此，2001 年「新歷史教科書編輯會」編寫兩部極右思想與新民族主義的歷 史與社會教科書（羅志平，2009：245-246；Morris-Suzuki, 2001: 303），通過日 本文部省的審定，其中《新歷史教科書》（由扶桑社出版，簡稱扶桑社教科書）

反映戰後日本右翼與保守勢力的歷史認識。書中將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日俄戰爭 說成「日本的衛國戰爭」，用「造成一些死傷」將南京大屠殺輕輕帶過，把侵略 中國和東南亞說成「解放東亞人民」（步平，2012）。「大東亞戰爭肯定史觀」

教科書的出現，使得教科書中有關侵略戰爭與加害問題的記述大為退步，受到中、

韓等亞洲鄰國強烈譴責和反對。扶桑社教科書特別危險的地方不只是歪曲、美化 戰爭，還欠缺人類和平共存的歷史認識（金聖甫，2006）。雖然 2002 年中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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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率低於 0.04％，2005 年為 0.4％，低於原本預期 10％的目標（Park, 2011），

但此教科書內容某種程度上暗示了是在政府許可的範圍，使得日本教科書問題再 度成為敏感問題，引發對立與摩擦，激起周邊國家區域的抗議及漣漪效應。

1997 年應當是改善達到高峰，大多教科書都對戰爭責任有比較清醒的認識，

但是這時候右派就感到壓力了，成立教科書編撰會，這時候我們開始有些關 注了，2001 年出版，當時我們很多學者都覺得這個問題比較大，右派能夠把 教科書編出來影響社會。（C01-040512）

因此，2001 年日本「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及其歷史教科書出版並通過日本 文部科學省的審定可說是促發三國學者共同編撰歷史教材的催化劑與直接的契 機（笠原十九司，2006）。日本的第三波教科書攻擊事件，有別於以往的攻擊，

因此，2001 年日本「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及其歷史教科書出版並通過日本 文部科學省的審定可說是促發三國學者共同編撰歷史教材的催化劑與直接的契 機（笠原十九司，2006）。日本的第三波教科書攻擊事件，有別於以往的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