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本研究關注的課題是國與國之間共構歷史教材的歷程,如何跨越不同的民 族立場及地理疆界,與他者論述進行橫向的協商與討論,如何處理歷史記憶的 差異,進行跨國越界的歷史書寫;再者,共構版本與國家版本之間,在架構與 內容上有何差異,以下針對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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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架構是逐漸發展出來的,是先透過文獻探討對東亞三方的教材共 構有初步瞭解,再透過移地研究逐漸搭起整體的認識概念,從移地研究中累積 對共構的觀點與意識,並非在研究之初持有特定的信念與觀察角度進行移地研 究,而是紮根於移地研究中的探討,瞭解全貌、釐清問題、分析研究,提出省 思與建議。
本研究架構之研擬,乃為達研究目的:其一,探討跨國共構歷史教科書的 背景及發展現況;其二,瞭解中日韓共構《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的歷程及其 相關實務問題;其三,探究《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文本內涵及其與中日韓歷 史教科書的差異;其四,以中日韓為例,探討跨國共構歷史教材的意義及問題 反思。
針對研究目的一,從相關文獻及文件的蒐集與探討,瞭解國際共構教科書 的緣起與經過,以縱貫的時間軸拉出跨國共構教科書的發展歷程,瞭解變革軌 跡;次者,探討德法、德波、以巴教科書共構案例,瞭解其發展現況;再者,
透過相關文獻的閱讀,梳理歷史記憶、歷史教科書對話、教科書修訂等理念精 要,作為後續評析之基點。
針對研究目的二,以中日韓三國在 2005 年出版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
之成書,瞭解三個國家之籌組歷程、運作機制、歷史爭議處理與衝突的解決。主 要的資料來源為訪談三國之編撰者,取得第一手資料,並輔以相關研究文獻、書 籍及記錄文件、新聞報章報導等資料。
針對研究目的三,三個國家如何詮釋特定的歷史事件,可透過中日韓三個國 家的歷史教科書進行瞭解,因此,將先探討《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的章節架構 與內容特色,再透過與三個國家版本的比較,瞭解共構版的特色,及三方形塑後 的歷史知識與國家版間的差異,此部分以文本分析為主,輔以訪談,進行相互檢 核與再確認。
最後,從上述的研究脈絡,以中日韓為例,探討跨國共構歷史教材對東亞 和平或歷史教育的意義,並抽繹出對歷史記憶的處理、及反思共構教材的實務 問題,並提出共構教科書未來實務方面可能性建議、及後續研究課題之建議。
研究流程如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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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取徑與方法
一、研究取徑
跨國是一種「觀看的方式」(way of seeing)(Bayly et al., 2006),透過跨國可 以了解不同國家的觀看方式,接合不同複雜體系的社會、文化、人類的活動,瞭 解複雜的連結、網絡、行動者,有助於跨越不同政治區域的關係,將教材共構放 入更大的脈絡,從而提供另一種視野,解釋如何而來、身處何處,及理解世界的 方式。
跨國後的視野有助於提升到國際或區域等越國層次,針對東亞三方共構,研 究者分別於中國大陸、日本、韓國三地移地研究,透過跨國的觀看,捕捉不同想 法的生命經驗,彼此交叉檢視,避免落入控制或抵抗的困境或論述,也挑戰自我 的預設觀念,瞭解共構歷程與社會環境脈絡,及不同國家參與人員間的相互作用 與關係,才易對這個議題有更深刻的瞭解,觸及事件的豐富度與複雜性,從而做 出較周全的解釋或省思。因此,研究者的視野跨出臺灣,跨越方法論上的國族主 義,同時研究者自己也要跨國作實徵研究,只在臺灣做研究無法掌握跨國活動的 現象,應跳脫出理論空想的世界,隨著流動的人、物、想法在不同地點做研究(王 宏仁、郭佩宜,2009:14)。
Schiller(2005)區分跨國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與全球研究的分析層次 不同,認為跨國研究是跨越國境的過程與網絡,不受制於國家疆界但同時重視國 家在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國家的轉化。Kearney(1995)指出跨國主義關懷跨 越國家的流動與權力關係,並涉及意識型態與權力關係(引自王宏仁、郭佩宜,
2009: 5)。文本的生產具多重脈絡性,這個脈絡通常也是意識型態角力所在。
共構不只是靜態的文字,更是動態的重組與建立的書寫過程,不同國家一起 共構也反映某種世界觀的調整與改變,此需要跨國的視野,從彼此歷史認知與教 材編撰的互動網絡,呈現其複雜的共構面貌。本研究採取跨國取徑,試圖打破時 空的限制,將跨國面向放入研究架構中,實際走訪中、日、韓三個國家,從三方 共構的歷程與文本,去描繪跨國共構的過程與關係,觀看個別國家的參與者及三 方所交織的網絡關係,瞭解參與者構建的跨國想像(transnational imagery)與修 辭(rhetorics),其意義與影響,並提出理想的共構模式與取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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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歷史教科書涉及對特定事件的觀點立場與詮釋方式,如同 Schissler(1989)
所言,教科書承載了政治的敏感性,是分析社會及歷史意識的重要來源。需要深 度的理解脈絡,才易觸及事件的豐富度與複雜性(Nicholls, 2006),因此,為達到 研究目的,本研究透過文獻、文件分析、移地研究之焦點訪談、內容分析等方法,
瞭解與探討三國共構歷史教材的發展歷程及瞭解教材特色。
(一)文獻分析
Cooper(1989)將文獻探討作為整合研究之主要架構,說明了文獻探討的工 作應該是貫穿整個研究,而非如一般將其獨立為一章。文獻探討在對於過去某主 題的相關研究做統整的探究,從中歸納結果或推論新的意義。因此,本研究的文 獻探討融入整個研究歷程中,貫串整合性的探討。在進行研究前,回顧並檢視相 關文獻,從文獻中萃取要點,瞭解現有的研究基礎,檢視過去理論弱點,藉以強 調研究之必要性及與本研究的差異,引發新的觀點;再者,在討論議題、論述相 關概念時適度加入文獻論辯討論。
具體而言,文獻蒐集的範圍涵括:第一,國際教科書對話有關的背景,與共 構教科書/教材相關的研究,如國際教科書改善機構(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ext-book Improvement)15創立者 Eckert(1972)概述國際教科書對話的發展、北歐歷 史教學共同委員會(Norden Asoociation’s Joint Committee for History Teaching)的 成員 Vigander(1950)述及北歐國家教科書對話的經驗、現任 GEI 主任 Lässig,
(2013)引言衝突後社會的共同歷史計畫現況、參與德波共構的 Pohl(2011)說 明其歷程與困難;第二,與中日韓三方共構歷史教科書的發展歷程相關文獻及評 論此方面蒐集了與中日韓三方編撰歷史教材的相關研究,包含書籍、期刊、碩博 論文等,如 Obinata(2006)、Minoru 與 Ryūichi(2008)、Wang(2009),Park(2011)
及 Otsuki(2011)及俞柳柳(2011)等。第三,歷史記憶觀點、跨國對話及與歷 史教科書相關的文獻。歷史記憶的理念探討主要以 Halbwachs(1992),及國內學 者的相關探討(如王明珂,1993,1997; 蕭阿勤,1997,1999)作為初步理解,
跨國對話的相關研究,蒐集了前 GEI 副主任 Pingel(2011b)進行探討;第四,
15 GEI 前身,於 1951 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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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共構相關的議題,作為分析時的養分,如喬治梅森大學衝突分析與解決研究 所 Korostelina(2013a, 2013b)的探討。
文獻探討部分主要針對已有的學術成果進行探討與評論,也擴大上述研究文 獻的範圍,藉由多元性的來源,探索更多可能性。
(二)文件分析
不同類型的文件具有不同的意義,舉凡書信、報紙、檔案記錄和書籍,同時,
可使用三角檢證的方式來獲致更深層而清楚的瞭解。有些文件雖然只是研究某個 單一類型,但可能在某些問題和方向上,提供豐富訊息。使用更多文件,就更容 易瞭解更細緻的差異,對方法學的多元主義來說,相當重要(McCulloch, 2004)。
文件是社會與歷史的概念,其能提供連續性與改變的有力證據,社會機構組 織掌握了有關過去和當代事件豐富的記錄累積,這是個人觀察法和統計測量所做 不到的(McCulloch, 2004)。研究與促進教科書品質的有關機構,產出不少重要 性文件,例如,GEI 協助德國與幾個國家簽訂教科書協定、UNESCO 在二戰後對 國際教科書的對話扮演重要角色(Faure, 2011: 22-23),舉辦國家層級教科書分析、
支持雙邊計畫或組織多國教科書研討會,同時出版許多與教科書相關的建議書或 指引手冊,1949 年 UNESCO 出版《改善教科書與教材以促進國際理解手冊》(A Handbook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extbook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as aids to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1974 年代後,GEI 與 UNESCO 合作,推廣跨國教 科書研究與修訂,至今仍維持良好的合作關係(Nicholls, 2006),16出版如 1974 年《為國際理解、合作、和平及人權與自由相關教育之建議》(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Co-operation and Peace and Education Relating to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及由 GEI 的 Pingel 撰寫《UNESCO 教科書研究與教科書修訂手冊》(UNESCO Guidebook on Textbook Research and Textbook Revision)1999 年出版第一版,2010 年出版修訂版等。
透過文件分析除了可瞭解這些機構在教科書對話與跨國教科書研究上的工 作重點,也可看出隨著社會、政治、文化環境的變遷,教科書修訂之實質內涵演
16 1988 年共同主辦「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with a View to Recommending Criteria for Improving the Study of Major Problems of Mankind and their Presentation in School Curricula and Textbooks」
研討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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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有助於掌握歷史背景的發展深度。
此外,報紙與期刊是一個很重要的公共資源,特別是其中還包含著許多當代 政治與社會的重要訊息(McCulloch, 2004)。以中日韓共構歷史教材為例,在三 個國家及國際新聞媒體皆有即時的相關報導,雖其準確性易受媒體主的意識型態 左右而有待商榷及檢證;但某種程度也提供另一面向的認識,亦會涵蓋外國媒體
此外,報紙與期刊是一個很重要的公共資源,特別是其中還包含著許多當代 政治與社會的重要訊息(McCulloch, 2004)。以中日韓共構歷史教材為例,在三 個國家及國際新聞媒體皆有即時的相關報導,雖其準確性易受媒體主的意識型態 左右而有待商榷及檢證;但某種程度也提供另一面向的認識,亦會涵蓋外國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