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公民募資的行動者
第一節 具有政治消費特色的公民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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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民募資的行動者
網際網路做為一個公共領域，人們可在此交換思想，而行動者往往以「個人 角色」，各自集合又流動在不同空間，自上而下的進行調解（Bennett 2003），公 民募資的行動者涉及法令規範、平台架構設計、文本、募資發起方、募資贊助者 等交互影響，每個行動主體、社會規範或共時性等因素都會形塑行動樣貌，繼上 述兩章討論以台灣法令規範、平台屬性、台灣募資專案的主題特色後，理解台灣 公民募資展現了高度政治性，本章接續將討論觸角延伸至公民募資的行動者：募 資發起方、募資贊助者，討論其交相運作的行動特色，首先藉由「政治消費」視 角，理解公民募資是一種政治參與行為，其中的「消費性支持」（buycotts），表 述了募資贊助者身為消費公民，支持專案理念的行動。然而看似主動的公民消費 者，隱藏在賦權的行動意志下，專案中可能也夾帶了隱而未現的政黨意識形態，
在此也突顯了募資發起方以何種角色傳播訊息的重要性，故本章援引「連結式行 動（connective action）」，探討媒體科技與社群平台興起之下，線上政治參與更 加「個人化」，並分析組織權力藏於後的行動策略。
第一節 具有政治消費特色的公民募資
Inglehart（1997）樂觀的認為現代性的政治動員形式更多元，新形式的政治 活動更加活躍，在Web 2.0 時代，線上公共領域也成為了政治參與的場域。因此 Verba & Nie（1972）界定的傳統政治參與如投票選舉等定義已不適用，近年來，
學者並沒有那麼狹隘看待政治參與：政治參與包含投票、政黨活動、抗議活動、
政治消費主義和有針對性的交流形式，而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政治消費主義可 被視為政治參與的一種形式（Stolle & Micheletti 2013）。
本研究認為消費者在每次進行消費決策時，都如同為生活投票，而這些行為 都將匯集成一股民意，潛移默化影響企業或政府，猶見公民募資展現了政治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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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理念，並挹入金錢以實踐行動，這種帶有公民意識的行為，可看做是一種廣 泛的政治性參與，此概念也與De Zúñiga（2014）等人提出的「公民參與」概念 不謀而合，他們認為購買行為本身不一定是為了影響國家，但與公民參與一樣，
這些行為也會產生政治後果，如同 Charbit & Desmoulins（2017）恰如其分地強 調「當公民募資行為進入了日常生活，更可以理解為一種新型的公共生活參與。」
許多學者同意Teorell（2007）等人的定義，贊成政治消費的參與者是更積極的政 治參與者，而政治消費主義做為非常規且廣泛的政治參與形式，擴大了政治參與 的範圍，甚至滲透進生活政治（Baek 2010；Dalton 2008；Van 2012）。因此，進 一步將政治消費主義概念化，可將政治消費看作是當代政治參與，更是一種生活 方式政治的展現（Copeland 2014）。
取徑政治消費的特性看公民募資
政治消費主義是一種政治化的消費行為，並且是人們表達社會或政治偏好 的工具（Katz 2011; De Zúñiga, Copeland, & Bimber 2014）。Boström , Micheletti
& Oosterveer（2019）整理出四種基本的政治消費的行動模式，包含抵制消費
（boycotts）、話語性政治消費主義、消費支持，以及生活方式的政治消費主義。
其中，後兩者的行動特色也展示出了公民募資的政治消費實踐。
「抵制消費」是指拒絕購買商品，基於對生産和消費的社會關注的拒買行 動（Boström , Micheletti & Oosterveer 2019），表現型式可能是消費者保護運動或 是抵制企業拒買的行為，一般認為，抵制消費屬於消極式的政治消費（Castellano 2018）；「話語性政治消費主義」則是一種溝通行動，透過對抗性文化干擾，對 於企業進行制裁（Cheema 2017），如迷因（meme）的創作與流傳等，此類溝通 行動型的消費者，生產對抗意識的文本，透過語義的流動，爭奪語言詮釋權。以 上抵制消費、話語性政治消費，雖然都屬於政治消費的形式，但此類杯葛或對抗 性的行動特色，非本研究關注焦點；公民募資特色更貼近的「消費支持」，著眼 於有意識地進行道德式購買，意旨人們可以透過購買與自己價值觀一致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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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Zúñiga , Copeland & Bimber 2014），此種行動特色更加依賴合作策略與獎 勵為導向，也被稱為「積極的政治消費者行為」（Massey 2018），消費支持最常 見的形式可能是強調綠色、有機和公平貿易、友善動物等標籤計劃（Ward 2008），
Ward 提及全球社會正義網絡，使用各種創新手段來鼓勵購物者，在消費時需要 考慮產品和公司品牌名稱背後的隱藏政治性：近期香港反送中事件，網友就發起
「黃藍消費戰」，網友在社群媒體上，發動「全民感謝日」答謝政治立場支持運 動者的黃絲商店，並且抵制支持建制派的藍絲商店（陳怡靜 2019 年 11 月 20 日）。 可見消費支持的展現形式多元，其主張消費支持的擁護者都是為了尊重某些價值 觀或道德規範，而支持其產品（Castellano 2018），此種政治消費模式如同公民 募資贊助行為背後的捐獻動機。
政治消費的對象不僅是產品，而是產品背後的政治意義，公民募資發起方提 供的產品，非一般理解的物質商品。贊助者支持的是專案中文本表達出的行動理 念，可視為服務性商品，而募資發起方在公民募資中，亦成為了專案行動的代理 者，也就是説，贊助者透過金錢，支持募資發起方的行動理念，而募資發起方做 為行動代理者，為贊助者達成行動目的，而贊助者也會依照不同贊助金額，得到 回饋品做為贊助答謝。政治消費主義特別關注個人政治消費者，當消費者轉身成 為有意識消費的公民，如同在公民募資的情境中，贊助者以公民的身份，透過金 錢贊助專案發起方的提案，支持募資發起方的理念，其實就是一種「消費支持」
的行為，在此，進一步解釋，傳統政治消費探討的是基於追求公共利益的消費行 為，同樣的也適用於公民募資中：一般群眾募資是為了成就他人夢想的利他性贊 助，而在公民募資中，贊助者則是為了實踐公共利益，以贊助的方式展現對活動 或專案的消費支持。
最後，「生活方式的政治消費主義」，是指政治消費的行為融入生活之間，
因此生活方式也因而改變。在日常生活中，消費本身是隱而不顯的政治場域，生 活方式的政治消費主義儼然是一種融合在日常生活場域的行為。許多政治消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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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行為並沒有一種以事件或事件為中心的性質，一些抵制是自發的，而不是有組 織的，許多抵制經常發生，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De Zúñiga, Copeland &
Bimber 2014）。當消費者將公領域議題納入私領域，有意識地進行消費決策，生 活中的政治消費成為一種日常實踐的承諾與行動，因而改變了生活的樣態。
綜合以上概念，筆者認為「抵制消費」互斥於「消費支持」，而「話語性政 治消費主義」則是透過生產對抗意識的文本行動，與公民募資的消費行為較無直 接關係，而「消費支持」與「生活中的政治消費主義」的行為與公民募資特色相 關，其行動特色經常交織重疊而成，在行動上很難一刀劃分。以公民募資為例：
透過消費支持表達對公共議題的認同，金錢捐贈的行為可視為一種積極的消費行 為。Boström, Micheletti & Oosterveer（2019）也提及政治消費主義固然涉及市場，
但無疑已經脫離無意識的買賣，而對特定價值或理念有深淺不一的關懷與執著，
是要透過消費意圖對生產與生活秩序的向善改變有所貢獻。因此，看待政治消費 行動如公民募資，可觀察到公民募資涵蓋的消費支持、生活政治之核心特色。
公民募資的行動目的
Davies（2015）區辨三個層次的「公民募資能動性」：（1）激活「社群」能 動性（2）「個體」能動性，以及（3）突顯制度缺陷。公民發起募資，背後必定 存在政治經濟等問題，因此更需要被放置在事件脈絡下進行討論。為了表明進一 步探索的必要性，從政治消費視角觀察其募資行為的能動性，通過公民募資，多 少可以看到這些活動的社會政治屬性及其重要性。根據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nsumerism 一書，「政治消費」是指「透過消費者行為進行倡議，企
圖糾正及改善在道德、環境或政治上令人反感的慣習」（Diani 2019）。政治消 費主義集合了個人的培力及政治經濟兩個含義，首先，做為消費者的個人擁有某 種力量，可以用來通過市場實現社會變革；其次，這種消費不僅是經濟行為，它 還有政治意圖，是政治和經濟兩個子系統的結合（Holzer 2006）。而政治消費作 用除了反應了現代社會從私人到公眾，從個人行為到系統化的轉變，也促進了人‧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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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會藉由政治消費表達社會的不滿，透過行動最終對社會系統產生漣漪效應
（Baek 2010）。由上述可見，公民募資蘊含政治消費的行動本質，Zorell（2019）
進一步表態說明政治消費可以歸類為政治參與的激勵模式，並強調政治消費將消 費背後的政治意義 –– 根本動機連結，將消費視為政治參與行為。
本文認為，前述討論定位「公民募資是一種政治參與的形式，也做為政治消 費的行動方式」，可理解公民募資活動非追求商業目標，其消費目的是為了推動 政治事務的進程，如募資是為了投資當前生產不足的產品（如公民媒體等），特 別從近年台灣公民募資發展中，可窺見「黨政趨向類」專案的募資號召力強大（表 3），以政治事務推動為行動目的，號召人數及募集資金比其他類型的專案表現 更加突出，在此也更浮現出，當我們將公民募資視為政治消費的實踐之一，更有 必要理解募資贊助者「消費」了行動意志之外，可能隱含的意識形態。
Davies（2014）主張公民募資做為個體中介的一種表現形式，是制度缺陷的
Davies（2014）主張公民募資做為個體中介的一種表現形式，是制度缺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