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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選擇、運動女性與父母關係等等。其三，日常女性未曾主動涉入政治，角色 的設定明顯與參政女性、運動女性不同。日常女性之所以遭遇政治事件，多半受 到丈夫子女的牽連；雖說如此，敘事的目標並非指明日常女性被家人拖累的無 奈，反而是利用日常女性的無端受難來凸顯政治的殘酷。
針對包含此三種女性的文本，我將一一細梳其敘事特色與策略，指明當中 的性別關係如何透過家庭結構來影響、凌駕，甚至組成權力位階的表述，進而掣 肘政治想像。
第四節 前行研究
一般論者多以政治小說作為研究主軸，幾乎未以「政治敘事」制題。值得特 書地，政治小說的研究偏重男性作家，尤其是黃凡、陳映真、張大春等人八〇、
九〇的作品。即便研究女性作家作品，研究範圍也集中少數女性作家的一二文 本，例如：李昂《北港香爐人人插》、平路《行道天涯》、《百齡箋》。
從實際文本的產出或許可以解釋上述現象。在日治時期，「現代文學」的開 展具有政治目的，因而台灣文學的主支與政治的牽連頗深。編選《日據時代台灣 文學小說選》30的施淑就認為，日據時代的台灣現代小說與二十世紀初民族自覺 的文學一般，「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反封建、反殖民帝國主義的基本性格」31。 這個時期的政治小說幾乎出自男作家之手，不少作家作品廣為人知，例如：賴和
《一桿秤仔》、呂赫若《牛車》、楊逵《送報伕》；文本主題雖未針對單一政治事 件，其中脈絡卻顯見評諷殖民政府、政經環境的意圖。二戰終了直至二二八事件
30 施淑，〈修訂版序〉，《日據時期台灣小說選》（台北：麥田，2007 年），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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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台灣的接收衝突湧現，部分男性作家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批判政治，呂赫 若《冬夜》就是其中經典；然而，等到國民政府實施戒嚴與播遷來台，白色恐怖 的陰影籠罩台灣，文學被迫噤聲，政治小說幾乎匿跡。
民國六十年，中華民國政府的國際地位因為退出聯合國而動搖；直至民國六 十八年中共與美國建交之後，中華民國政府的合法代表性宣告消失。台灣海內海 外知識分子的焦慮，激發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加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啟用、
台灣中產階級的誕生，社會結構產生顯著改變32——與此同時，當代作家開始政 治的文學實踐。不過，此階段書寫政治小說的作家依舊以男性居多，備受討論的 作家作品為張系國《昨日之怒》、黃凡〈賴索〉、陳映真〈山路〉、〈趙南棟〉等等。
再現蹤跡的政治小說呼應威權鬆動的社會與文化氛圍，主題多元開展33。或許是 因為主題廣泛、表現手法豐富足供討論，多數政治小說研究聚焦此後的文本，研 究範圍落至國族認同、左右史觀、統獨論戰、重書戒嚴之下的人民苦難等等。
奇怪地，此階段男性作家作品當中，女性角色多半未見主體——她們若非 愚笨俗氣，藉以凸顯男性洞察政治黑暗的先知般孤獨；就是動輒遭遇悲慘境地，
只為折射政治殘酷（連弱小的女性都不放過）。除此之外，八〇年代的女性作家 幾乎沒有介入政治小說的書寫，至多討論女性於政治大歷史底下的飄蕩命運、間 接擘畫片段的家族史，例如：蔡秀女〈稻穗落土〉、陳燁《泥河》等。
待到九〇年代，少數女性作家方投入政治敘事；不過，與八〇年代男性政 治小說不同，此時女性作家關注「政治女性」、用力刻畫政治女性的情慾。隨著 文本關切的角度丕變，研究者的分析主題環繞國族認同、女性身體解放、女性情
32 參考陳芳明，〈第二十章 一九八〇年代台灣邊緣聲音的崛起〉，《台灣新文學史》下集（台 北：聯經，2011 年），頁 600。
33 陳芳明如此寫道：「在時代變動之際，曾經被壓抑的許多文學想像，都在進入一九八〇年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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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真摯對比權力的虛假等等。
簡覽文學史的整理之後，我們不難發現男性與女性作家的書寫，顯然出現 時空斷層——直至八〇年代末期，才稍見女性作家耕耘政治敘事；再者，女性作 家介入敘事的主要戰場不在「議場」，而在「床」上。比較男性與女性作家作品 的研究，切入點明顯不同；我們不禁想問：何以男女兩性作家對於政治的關懷角 度不同，致使研究方向出現深刻差異？這個問題的解釋必然絲纏繩繞，如同探問 性別參政的差異，其原因可能牽涉客觀的社會結構與情境位置，或者內在心理認 知與觀感的差異34，並非本篇文章預計回答、能夠回答的問題。然而，不同的切 入點倒也顯現相同「二元化性別」的趨向——正是本篇論想要點明，並且加以避 免的趨向。
於此，我特地分開討論兩性作家，並非有意無意陷入同樣「性別二致」的 研究方法。反而，我想要強調兩性作家落筆的時空斷層，最終倒也殊途同歸；女 性作家昂揚「貼身情慾」的叛旗企圖顛覆虛偽政治，卻依舊複製性別化的對立想 像於政治之上。再者，我非重「政治」而輕「情慾」，亦不是認為「政治」就該 男女兩性都弄得滿眼權力鬥爭。事實上，我的目標在於指明「政治」與「情慾」
的對比仍然只是策略性的二元頡抗而已；不論男女作家都不該沾沾自喜，台灣文 學場域之內的政治敘事已然僵固對立且陳腔濫調（cliché）。
由於文學領域對於「敘事」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人稱視角、場景設定、象徵 表意等面向，尚未見政治敘事、性別與政治想像間的討論。因此，本篇論文著眼 女性與政治敘事的兩大主題，僅以與兩者相關的文本範疇——此即表示多數文本 取自當代女性作家筆下，來進行主題拆解式的前行研究，目的只在於舉例前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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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其他研究者已然為之的研究方法。
我將前行研究所包含的研究主題，分為幾個層面來探討：國族追索與認同 政治、解構歷史、身體愛慾等，藉此區別本文的標的位置。最後，如研究範圍論 述，此篇論文將鍾文音《傷歌行》納入分析文本，因此我將一併梳陳「女性家族 史」的前行研究。
一、國族追索與認同政治
自八〇年代以來，文本裡頭的國族認同一直是研究者關切的重心。國族所 帶有的男性中心、父權本位，使得一向處於邊緣位置的女性及其國族認同更為複 雜，亦促使研究者做更多的討論。
郝譽翔在〈我是誰？！：論八〇年代台灣小說中的政治迷惘〉35一文裡，將 七〇與八〇年代的文學作品並列之後發現：即便解嚴後社會風氣漸趨自由，政治 取材的小說亦相對成長；然而除了少數政治、人權議題鮮明的作品外，大多數小 說反而將政治事件或政治環境的變遷作為觸發，凸顯過去／現在景況對比之下的 虛無，以及人們往來於其中的迷失、掙扎與衝撞。在八〇年代，思想與言論的百 花齊放下，「我是誰」的認同問題亦隨著歷史變動而逐漸激盪，答案卻越來越來 越費解——因為國土疆界的模糊、遭受噤聲的歷史出土，而且台灣已然進入後現 代商品社會等。對於這幅姿態各異的認同圖像，郝譽翔論道：「任何答案都沒有 主從、沒有好壞、沒有對錯。」36另一篇郝譽翔的論文〈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 忘錄——論平路小說之「謎」〉37，便是專文討論平路小說的身分之「謎」。此處
35 郝譽翔，〈我是誰？！：論八〇年代台灣小說中的政治迷惘〉，《中外文學》26 卷 12 期（1998 年5 月），頁 150-170。
36 郝譽翔，〈我是誰？！：論八〇年代台灣小說中的政治迷惘〉，頁 166 。
37 郝譽翔，〈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論平路小說之「謎」〉，《東華人文學報》第4 期（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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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分之謎既是針對「女性身分」，亦是針對「國族認同」的探尋。郝譽翔認為 平路早期的小說如〈童年故事〉、〈郝大師傳奇〉38，都是以男性為主要小說敘事 者，充滿對故鄉、舊土、家國與母親的懷念；然而，這些男性失落、感傷卻彷彿 無解般，只能以死亡作為終結。相反地，進入九〇年代的平路，開始著重營造小 說裡頭的女性角色；郝譽翔強調平路筆下的女性不同於結局封閉的男性，她們是 開啓「歧路」的先鋒者。至於女性如何開疆闢土呢？郝譽翔認為平路以女性「愛」
與「慾望」的描寫，為先前封閉、死亡的宿命找尋感動與出口，更間接揭露了男 性喪失「愛」的能力。
二、歷史重構
梅家玲〈「她」的故事〉39亦是一篇分析平路小說的論文。其中「微觀歷史：
從『他』的歷史到『她』的歷史」一節，梅家玲以〈百齡箋〉、《行道天涯》作為 研究文本，觀察平路如何依循史料，構築另一個不同於官方版本的敘事。雖然梅 家玲將論述主軸放在平路以女性敘事者（慣常被歷史消音者）拆解威權歷史的大 敘事，並且以女性的情慾消解男性政治神話裡頭的英雄形象；有趣地，梅家玲同 樣強調平路此二部小說的主題之一為「愛情」與「死亡」——總是眼見男性走向 挫敗、死亡的女性，最終「唯『她』能以優游旁觀的位置，洞見了愛情、生命與 死亡的本質。」40
在文末，梅家玲似乎意識到愛情與死亡議題的陳舊，因而先自我預設一番：
「對激進的女性主義者而言，這樣的結論恐怕是令人大失所望的：怎麼繞了一大
38 兩則短篇小說可以分別見於：平路，《禁書啓示錄》（台北：麥田，1997 年），頁145-154、201-224。
39 梅家玲，〈「她」的故事——平路小說中的女性・歷史・書寫〉，《性別，還是家國？》（台北：
麥田，2004 年），頁 227-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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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の小說》破解了「性政治」（Sexual Politics），因為「肉欲橫流的謝雪紅，不僅‧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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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亂堂皇莊嚴的歷史大敘述、改寫政治正確方能入使得歷史寫作傳統，也勘透國 足沙文主義的虛妄。」洪英雪更呼籲女性應該具有自主的情慾與解放情慾的本能
47。
然而，本文認為一味強調女性身體對政治的「陽奉陰違」與妖魔般興風作
然而，本文認為一味強調女性身體對政治的「陽奉陰違」與妖魔般興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