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女性的愛與性：家庭想像的收編
第三節 稱謂、婚姻的「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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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稱謂、婚姻的「性限制」
前兩節裡，我分別論述男、女作家書寫參政女性的設定與策略；而不論是
「愛的啟蒙」，或是以身體情慾為新路，兩類的書寫策略都對「男女有別」的架 設相當執著。合併身體、愛情與婚姻的討論，我將擴大討論「家庭稱謂」與「性」
之間的關聯。在政治場域裡頭，女性的「性」通常是關注的焦點；而不論在文本 或是現實生活當中，政治場域也特別喜歡以「稱謂」來定位女性角色。值得注意 地，「稱謂」其實是會變動的。我指稱的「變動」並非人們通常擁有不同的稱謂，
我要強調稱謂通常是「工具性」的——隨著角色轉變，工作的內容、社會的期待 跟著改變；角色的轉變也總是為了因應外在環境的策略。與此同時，「性」的限 制與規範就包含在這些稱謂當中。
魯賓〈女人交易〉論道「稱謂」其實是為了規範性對象，限制下一代的亂 倫，確保婚姻交易的順暢（家中女性交換其他家族的女性，方得以建立社會聯 絡）。因為被交換者通常是女性，故而女性的「性」通常被嚴格限制，藉以確保 女性於交換利益回來前不會出亂。因此，我認為稱謂並非中性語言、不是單純等 著被執行的亂倫限制——在實行限制的過程中，稱謂夾藏男女不同的區分，母性 的、女性的稱謂都暗示性慾的壓抑、身體的純潔。
因此，當政治敘事寫到親屬稱謂的時候，它不只代表單純的語意意義，還 包括性／社會性別制度給予的限制，尤其是「性」的限制。這樣的稱謂不單賞賜 至上榮耀的嘉許（例如：貞節牌坊），同時更給予警惕與懲罰——以性亂紀者，
成為他人笑柄，甚至無法進入婚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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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傳的小說》45裡，中國共產黨建國之後，謝雪紅就被尊稱為「台灣人」
的媽媽。敘事透過謝雪紅的處境，暗暗展現稱謂的機動性、倫常的工具性——謝 雪紅沒有婚姻關係，也從來未曾生育。但是，共產黨政權為了拉攏台灣人，於是 為謝雪紅樹立「媽媽」的形象。此形象並不奇怪，因為我們同樣視孫文為開國之
「父」；不過，這樣的「母」格外特殊，因為她並非誰的妻子（如同宋慶齡身為 國父的「妻子」，故成為國母）而是直接獲得此一角色。這個情形在在表示了稱 謂並不只是流傳於家庭之內，更是具有政治意義的工具——而且是很好用的工 具，一個利於大眾理解、對應的角色扮演，它甚至可以隨著情勢被套用、轉變。
然而，政治對手讓謝雪紅下野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性」自主導致稱謂的褻瀆 與破壞。性準則依循的不單是「性別」身分，有時更是依附「稱謂」的使用。女 性的悲哀在於，父親不可拋棄，但是母親似乎可以——一旦這位母親無視性的限 制，就可能喪失擔任「母親」角色的合理性。
「母親」的角色可不輕鬆，它需要遵守準則——去除性別，簡單、中性（甚 至是無性）而掛一的守護者形象。「台灣人的媽媽」的意象相當清楚，一種尊長 的溯源，一種倫理、身分的傳承引導。「台灣人媽媽」作為一個形象的塑造，明 顯體現稱謂的方便性。
當她讓人稱呼她為「台灣人的媽媽」時……如此少去了姿顏，甚且去除了 性別，五十歲的女人以一身毛裝、齊耳直髮，遠離島嶼台灣數千公里，在 這新興的共和國，跨越了做為女人、做為姐妹、做為妻女的身分，進入了
「媽媽」。她不是台灣人的姐妹、台灣人的妻女，她是「台灣人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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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稱謂的使用絕不單單出現謝雪紅上。事實上，古今中外、男女老幼，許許多 多的政治人物都用過這番稱謂化身術。只是我們必須思考，男女的稱謂一樣所凸 顯的意義與效果相同嗎？
我們極少真正注意國父的女人；一位女性若是作為單獨的政治個體，而非 某位偉人的「誰」，這樣的女性更是不會被討論，秋瑾即為一例。范銘如〈從強 種到雜種——女性小說一世紀〉指出，歷來被賦予國母相關形象的女性多是宋慶 齡、宋美齡、江青等等偉人「背後」的女性，並非協助建國的女性，因為革命向 來被男性身分的意識形態塑造與引導。甚至，「現代民族主義的邏輯」喜於透過 無名戰士的紀念碑與墓園，召喚空洞、儀式性的「幽靈般的民族想像」；秋瑾的 不被重視除了她的身分與形象過於具體之外，性別當然也是重要的因素，因為「即 使是幽靈，也是有性別的」47。所以，謝雪紅這個「台灣人媽媽」角色的特殊性 便是不言可喻。
即便謝雪紅從來不是誰的「妻子」才獲得以「台灣人媽媽」為喻的政治地 位，大家卻不放過對於「父親」的追查。由此來看，若說大眾總認為「成功的男 人背後總有一個女人」，那麼「成功的女人床上勢必躺著一位（不論偉不偉大）
的男人」——一個成功參政女性的所有性事都必須被仔細檢驗。
參政女性的枕邊人不需要具備偉人身分，謝雪紅的得勢恰好說明「偉人的 妻子」並非參政的必要條件。然而，參政女性的性事「單純與否」卻勢必成為「減 分」的關鍵。當謝雪紅的政治生涯如日中天，敵營最重要攻擊她的手段就是「性」；
46 李昂，《自傳的小說》，頁 28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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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稱謂作為一個取得政治利益的良好倫理工具，同時卻是攻訐最好的弱點，
「在她被同宗派的擁護者稱作『台灣人的媽媽』的其時，她自十二歲被賣做『媳 婦仔』後，與眾多男人的關係，便全數地被重新提出、再次檢視。」48光是檢視 的力道當然不夠，對手當然希望能夠發現一二非婚姻之內、超過一名性對象的 性，就足以當作攻訐謾罵的資料。
男性政治人物的風流韻事，頂多就是軼事而已（關於這個，文本與現實世界 都有相關的討論）；但是，媽媽不行，這是同宗最該重視的淨地，也是對手最可 以挑剔之處，
他們看她自封「台灣人的媽媽」，心中想著一個個他們認為曾壓過她身上 的男人，或儘管不知道名姓，但他們一口咬定一定存有的那許多男人。
「她是台灣人的媽媽，我還是台灣人的爸爸呢！」
「台灣人的媽媽？她自己連小孩都生不出來半個，有這款媽媽？」
有人立刻反駁接道：「呸！呸！呸！還沒沒生半個，否則，我們豈不有一 堆雜種兄弟姊妹，這種『媽媽』，更要不得吧！」
這種攻擊心理的假設，凸顯眾人心目中的理想「媽媽」，本身具備刻板的樣板，
或者我們幾可稱之為限制——純潔以生養純種。除此之外，母親是「虛位以待」
的，等著被男性壓在身下，甚至該是可以孕育後代的對象。因此，未能生養一兒 半女的「媽媽」，居然同樣成為謝雪紅受人抨擊的其一原因。僅僅簡單的稱謂利 用，就深切映現「稱謂」於政治場域的弔詭性。這樣的倫常語言規則，並不單純 限於家庭空間使用的範圍；事實上，這樣一致的倫常性，其實代表整個文化意義 的想像架構與限制。所以，當我們要達到政治效果的時候，我們可以利用稱謂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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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眾人的共鳴；與此同時，我們依舊要承擔相對的限制。然而，稱謂作用於男女 想性身上的效果並不相同。不可否認地，如同魯賓所言，稱謂其實很大程度是為 了限制女性的性，因此，政治男性的稱謂帶點家父長制的權威，政治女性使用的 稱謂則必須恪守單純的性，維持「莊嚴」不可欺的氛圍。
從《自傳的小說》看來，掛名「媽媽」稱謂與形象的政治女性，勢必受到 嚴格的性事檢視；甚而，她可能因為性事不符社會「單純」的期待，最終被排除 於道德意義的「家」之外。明確來說，政治領域對於稱謂的利用，顯示家庭內部 的倫常期待與規範無限擴大；政治場域的使用必定意圖激起「家」想像的同宗（這 也就是必須依靠「母親」作為意象繁衍工具的理由）與倫理基礎之上的共鳴。那 麼，我想要反過來探問，如果一開始即被放肆討論性事的女性，是否可以進入這 樣的想像與秩序當中？
女性的性很弔詭，這是凸顯自主的重要面向，卻也是危險的立場宣示。政 治女性的「性」如此重要，重要到讓她們成為被攻訐的對象、讓她們喪失掛名稱 謂的正當性。與此同時，當政治女性展現性自主的同時，眾人亦可能懷疑其政治 的自主與能力，假設女性的上位都是利用性作為利益的交換。性自主的女性被排 除在家庭與婚姻之外；她不再是某個偉人的誰，敘事卻也暗示她不被允許進入正 常的家庭想像當中，她是一個異類。
李昂的中篇小說〈北港香爐人人插〉49將一位政治女性的性事攤在陽光下，
恰好足供討論更多參政女性的限制與困境。「林麗姿」投入黨外運動年餘，其備 受注意的事情卻非政治作為，而是與眾多黨內、黨外男性的風流韻事。林麗姿自 認認真看待每一段關係，而且在政治逮捕風聲鶴唳的年代，她次次用身體安慰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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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活得像是沒有明天的黨外男性同胞，然而，這些男性即便尚未遭到通緝，卻 也很快結束與林麗姿關係。有些政治圈的男性競相與林麗姿發生關係，似當作流 行；有些男性則擺出自清的姿態，鄙夷這一個性關係紊亂的女性。
雖然豔名在外，林麗姿的政治路途倒是頗為順遂，短時間內就當選反對黨 的不分區立委。表面上，林麗姿的機運不錯，因為反對黨無法擺平各個派系推選 的婦女人選，所以靠著婦女保障名額上位；然而，私底下卻耳語流傳，「她成功 地睡了許多反對黨內的重要人士，這些『表兄弟』們為求回報，紛紛沒意見地一 致同意推舉她。」50於此，女性的性事被當作茶餘飯後的談資，連同女性的政治 作為都被簡化為「身體謀權」。
雖然豔名在外，林麗姿的政治路途倒是頗為順遂，短時間內就當選反對黨 的不分區立委。表面上，林麗姿的機運不錯，因為反對黨無法擺平各個派系推選 的婦女人選，所以靠著婦女保障名額上位；然而，私底下卻耳語流傳，「她成功 地睡了許多反對黨內的重要人士，這些『表兄弟』們為求回報，紛紛沒意見地一 致同意推舉她。」50於此，女性的性事被當作茶餘飯後的談資，連同女性的政治 作為都被簡化為「身體謀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