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女性的愛與性：家庭想像的收編
第一節 「愛」的政治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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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的挑戰與困境。
既然單純「性」顛覆的討論過於簡化，甚至是過度樂觀看待參政女性的景況，
那麼我的工作就是指明，並且解構更加深遠的框架，藉以讓女性參政的難題可以 更為突出。前文當中，我已經明白提示「性」是政治場域最為嚴格、差異甚大的 準則限制——此一限制明確體現於敘事藉由「婚姻」與「親屬稱謂」來定位參政 女性；這樣的敘事架構常見而不怪，幾乎成為慣例，其中錯綜複雜的支線都值得 我們進一步釐清——何以參政女性特別需要家庭架構來加以定位，如此是否呈現 出社會性別制度的兩性假設？敘事如何定位，又定位的效果如何？上述問題都是 本節想要回應的脈絡與線索。
不論女性涉足政事是出於自主或受到策動、女性得權是因為運籌帷幄或時勢 所迫，我們都不可否認，越來越多的女性已然站在政治舞台之上。若是持續藉由 家庭的框架、性的顛覆來看待女性的參政，勢必重複兩性不同的行為準則、陷入 你丟我撿的迴圈之中，並且淡化政治女性可能面臨的問題。終歸一句，直至此一 世代，文學應該重新審視敘事當中的參政女性，給予更多的關注、更廣闊的解釋 空間。
第一節 「愛」的政治啟蒙
在小說甚或現實當中，並非所有的參政女性都具有已婚身分；弔詭地，敘 事和輿論卻總能將參政女性拉到婚姻底下定位、檢視。現實生活裡，我們可以不 斷追問參政女性為何不婚，而眾人最常臆測的想像框架不脫感情因素——悲情苦 戀、無疾而終、深受傷害等等；同樣地，多數小說內依舊可以見到類似的框架，
敘事或許無法一一交代參政女性的戀愛細節，「感情」卻依然是描繪參政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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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元素。
值得注意地，感情因素通常用於鋪陳女性介入政治的契機；連帶地，文本 女性參政之後的行動與延續，必定全然關乎「愛」。就是因為「愛」，即便身為主 角的參政女性未曾結婚，敘事卻足以將她們置於婚姻，甚至家庭的討論邏輯之 內——「愛」，讓她們嚮往與深愛的男人共組家庭；「愛」，讓她們渴望婚姻。尤 其，以政治為主題的小說，最為常見、幾乎是固定模組的性別化分殊便是「政治 啟蒙」的方式。每當政治小說刻畫參政女性時，敘事總免不了談及「她／她們」
為何參與政治——若非與男性戀愛，就是受到（男性）英雄式的啟發，故而薰陶 出政治意識、培養政治素養、拓展政治想像，進而踏入政治圈。
在〈由愛出走——八、九〇年代女性小說〉10中，范銘如提醒研究者正視愛 情對於女性文學的意義，畢竟愛情並非單純關乎當局人士，更具有歷史、文化、
社會的鑿痕在內。因為打從自由戀愛的感情觀先後影響西方與中國，「愛」漸漸 成為締結婚姻、組織家庭必備的條件，「『愛情－婚姻－家庭』取得合法性地位，
愛情論述被過度理想化與規範化」11。范銘如的論述並非只為說明愛情論述如何 受到社會權力的收編，她認為八、九〇年代台灣女性作家對於愛情小說的執迷，
反而是審視兩性關係，進而思考反制社會權力機制的可能。奠基於此一論述，我 認為不應該輕易將敘事分配參政女性的「愛的政治啟蒙」視為偶然，忽視這類常 見敘事策略背後再現的秩序假設、性別二元化的趨向。
在此節中，我要檢視兩篇文本，並且進行兩項主要工作。我將檢視〈山路〉
與〈杜鵑啼血〉兩部關於政治，並且同樣出於男性作家的早期小說。在此二部小
10 范銘如，〈由愛出走——八、九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裡尋她——台灣女性說綜論》（台北：
麥田，2008 年），頁 15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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喫盡人間的苦難而不稍悔的妻子。」15李國坤不清楚蔡千惠的愛意；不過，再多 的兒女情長，政治困境在前，蔡千惠知道她只能謹守一個角色——為犧牲奉獻者 吃盡苦頭的妻子。蔡千惠自認的妻子角色，似乎沒有針對一個明確的對象；亦即，
她將自己視為政治理想者（男人們）的一個後備角色，而這個角色化為具體意義、
實際可以發揮效用的地位之後——敘事展現它的假設，就是「妻子」。蔡千惠理 想的妻子角色格局頗大，她並不框限自我，她的宣言暗示著「為那樣的人」——
那樣前仆後繼投入運動者，吃苦而不後悔。在此，女性婚嫁身分的定位，顯露兩 個值得注意的面向：首先，女性與政治產生的關聯，必然要先通過婚姻角色的定 位，然後成為背景、邊緣的協助。再者，家庭稱謂的使用，或許不必然侷限於私 領域之中；它牽涉社會性別的固定角色分配，其效用可以擴及至公領域倫理綱 常、社會秩序的表述之上。實際上，此類論述我們一點都不陌生，例如：「中華 民族的兒女」、「台灣，我們的母親」等等。
此一親屬稱謂的化用，堪稱「進可攻、退可守」——它可以擴及社會大眾 的想像與理解，同時它也滲透與固守個人家庭的內部，體現社會期待的角色秩 序。與此同時，「稱謂」也隱含性別的分際——政治作為之上「誰攻誰守」就已 經設定完畢。文本後頭，同樣參與左翼運動的蔡千惠二兄，為了保全自己而告發 黨羽。最終，黃貞柏判以終身監禁、李國坤則立即槍斃。為了「贖回家族的罪愆」
16，蔡千惠假冒是李國坤私定終身的妻子，來到李國坤貧困的老家，以辛勤的勞 動奉養一家老小。蔡千惠自認絕非單純出於對李國坤的愛慕之心，而是「為了那 勇於為勤勞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17依此來看，蔡千惠多少具有政治理念，或
15 陳映真，〈山路〉，頁 36。
16 陳映真，〈山路〉，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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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至少認同左派的政治意識；陳芳明論及〈山路〉時，亦指出蔡千惠的贖罪行動，
不是為了黃貞柏或李國坤，而是為了實踐自己的左翼信仰18。然而，她介入政治 的方法，卻是作為一位犧牲奉獻的妻子。敘事透過蔡千惠的自述，暗暗體現「稱 謂」如何複製倫理的角色限制於社會；而從蔡千惠進入李國坤家庭的行動來看，
她對於政治議題進攻（事實是退守，「以退為進」的概念？）侷限於以未亡人、
以媳以嫂的「照顧無私者的家庭」——即使是著眼遠大的政治目標，男女的工作 定位打從「稱謂」就得以窺見一二。此外，我們怎能忽略，蔡千惠為了原生家庭 的「罪愆」而自願走入另一個家庭，恰恰是最為傳統（如魯賓所言），女性流轉 遷徙各個「家」之間，為新舊家人付出的意象？ 在許多政治小說裡，我們不難 發現如蔡千惠這般沉默、守候的女性形象；然而，本文欲進一步點出：一部以女 性人物為主的政治小說，「出於愛情」的原因看似隨機，卻是作家隱然的重點所 在——因為愛情是神聖的，愛情也是唯一合理使得蔡千惠願意，並且可能走入另 一個家庭的至上原因。
黃貞柏下獄多年，終得釋放；從報上獲知消息的蔡千惠，深覺自己安於逸 樂的生活、獨享被小叔一家（李國坤之弟）照顧的日子，故而絕食，瀕臨死亡。
敘事如此的架構布置，乍看為蔡千惠營造決絕而神聖的形象，實際卻相當矛盾。
這位女性從一家來到一家，她獨自外出工作，專挑勞力賣命的工作奉養翁婆、拉 拔小叔。蔡千惠的政治信念牽引她進入家庭；但是，一當黃貞柏出獄的消息傳出，
蔡千惠恍恍間意識到政治之志的未竟，她卻已經開始頤享天年。於是，當初蔡千 惠的決定與努力，如今都成為驅離她離開家庭，轉身獻祭政治理念的原因——終 究，蔡千惠以死犧牲，留下一抹複雜衝突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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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政治，男性若是前鋒，女性就是守門員；男性總是拿著手中寶貴的政 治理想、衝鋒陷陣，女性則是防線、後備。這樣的角色配置，並不真正言明其中 的規矩——從敘事觀之，「稱謂」向來才是最好的操作工具。不論蔡千惠的自願，
或是更多情況的冠名，我們都無法抹滅稱謂暗藏的權力運行，以及滲透其中社會 性別制度。那麼，如何使未婚女子承擔家庭責任呢？那就是透過「愛情」。
當然，我們或可爭論，「愛情」對於任何文本都有可能是隨手可得的元素。
但是，我要指明的是：在小說裡，女性受到政治啓蒙的源頭總是必須解釋得相當 清楚，也必定是來自於愛情或英雄式的崇拜。關於這點，劉大任的〈杜鵑啼血〉
也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研究角度。1984 年，劉大任在《中國時報》發表了短篇 小說〈杜鵑啼血〉19。在美國擔任教授的敘述者，無意間從紅衛兵小報裡頭，發 現失蹤多時的細姨（姨母）消息。因此，敘述者透過層層的關係，到共產中國開 啟一段尋人的旅程。殊不知，此段尋親之旅，亦是一段抽絲剝繭的解謎過程——
細姨「冷玉風」已然不知何故失卻心神，被送進了療養單位；周遭的醫師、共產 黨部的地方幹部對冷玉風的遭遇都避而不談。
在此篇小說中，「女性的政治啟蒙」依舊是要花費心神鋪陳、解釋的敘事重 點。冷玉風出生南洋地區的華僑家庭，在中學畢業的年紀，她就與國文老師羅德 昌戀愛，甚至離家出走至上海就讀大學、回奔祖國先後響應抗日與左翼活動。從 各類紅衛兵小報裡，敘述者摸清細姨改名「冷峰」，並且與愛人（改名羅誠）加 入共產黨組織，正式投入革命事業裡。為了確認自己的推論，敘述者去信向母親 與其他姨母們詢問細姨離家的始末。通篇三姨（與細姨最親近者）的回信中，敘
19 初發表於《中國時報》，後於 1984 年收入短篇小說集《杜鵑啼血》，經由遠景出版社出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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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者提及以下話語特別盤旋於心：「就算是事隔四十多年，我始終還是覺得，你
述者提及以下話語特別盤旋於心：「就算是事隔四十多年，我始終還是覺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