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傷、記憶與見證

第一節首先說明創傷的意涵，透過整理各學者對創傷的見解，歸納出創傷所 具有的性質；再者，進一步說明，當創傷事件規模龐大，牽涉到整體社會層面時，

便有可能形成集體創傷，進而聚焦於曾遭國家主流社會所排擠、遺忘的創傷記憶；

最後，說明集體創傷會透過種種再現機制與儀式活動，供人們記憶，但，除了形 式上的紀念外，更重要地，當是紀念背後所隱含的精神涵義，也唯有當民眾在紀 念的過程中，能進一步有所反思，集體創傷記憶才有可能傳承下去。

壹、創傷的意涵

「創傷」(trauma)一詞源自希臘文，Caruth 在《不被承認的經驗：創傷、敘 事與歷史》(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1995)一書中，

指出創傷本是指「身體上的傷害」，其後，在醫學及精神病理學相關文獻上，特 別是 Freud 的精神分析學說中，才將創傷的意涵由身體上的傷害引申為「心靈上 的傷害」。Freud 在提及創傷時，其指出：

「一種經驗如果在很短的時間內，使心靈遭受非常高度的刺激，以致無論用 接納吸收的方式或調整改變的方式，都不能以常態的方法來適應，結果最後又使 心靈的有效能力之分配，遭受永久的擾亂，我們便稱之為創傷的經驗（葉頌壽譯，

1988：264）。」

從 Freud 精神分析的觀點來看，創傷對主體而言是一種刺激，且此般刺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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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因超過了主體所能承受的範圍，遂導致主體無法依照恆常方式有效調適自我心 理。

而後，Caruth 以 Freud 的創傷理論為論述依據，面對創傷的「內向」轉變，

Caruth 則將「創傷」定義為：

「創傷是對意想不到或難以承受的暴力事件所作的回應，這些暴力事件突如 其來，以致在發生當下無法完全掌握，但後來則以不斷的倒敘(flashback)、夢魘 (nightmares)和其他重複的現象返回(Caruth, 1995: 91)。」

由此可知，創傷的發生是主體在遭遇巨大變動後，因對突如其來的事件毫無 預期，而形成心理層面上的創痛，事後，創傷經驗對主體來說則像是不停反覆、

倒敘的夢魘，使得主體難以從創傷中復原。

Herman 在其著作《創傷與復原》(Trauma and Recovery, 1997)中，則指出，

創傷是無力感導致的心靈痛苦，其試圖將創傷經驗和重大災難相聯繫，說明主體 在短期之內因承受災難的強大壓力而陷於無助，並產生強烈的恐懼乃至毀滅威脅 的心靈感受，使得正常生活被打亂了節奏，進而影響自我調適能力的運作。然創 傷並未就此消失，而是以鮮活的夢魘儲存起來，重複展演(acting-out)，在日後的 生活中對受害者永久地造成影響。

從上述對於創傷定義的討論，實可看出，創傷對於主體的影響並不在於身體 上的傷害，乃在於創傷事件無預警下突如其來的發生，導致主體沒有事前心理準 備，加之對於創傷事件無由理解，且無法掌握與改變，遂使主體產生了無助、恐 懼等心靈感受。而在創傷發生之後，則由於主體對該事件的難以詮釋，會藉由不 斷地重溫創傷事件，以試圖思索及理解，並試圖去改寫創傷歷史。Caruth(1995) 便借用了 Freud 的詞彙，將此種重複性的創傷經驗，稱之為「創傷官能症」

(traumatic neurosis)，以此說明創傷情境會如同夢魘般，不斷地倒敘，甚至是強迫 性地侵入主體的記憶中，使得主體無法回復到正常的生活作息。

然從另一角度來看，創傷經驗的喚起雖會產生不愉快的感受，透過再詮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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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說的過程中，卻使主體有機會去弭平創傷經驗發生時所產生的震驚和恐懼，進 而達到治癒創傷的可能性。而這也是 Herman(1997)所強調的，創傷經驗後「復 原」的重要性，他提出，復原的過程應包括：建立安全感、重建創傷故事以及恢 復倖存者與社會的聯繫等三個階段。

對於創傷的再詮釋與述說，沈志中（2004）運用精神分析理論，指出事件構 成創傷的三個時間：

一、「體驗」：創傷事件發生時，因經驗主體無預期性，且處在毫無準備的情 況下，故產生了創傷的第一時間。

二、「詮釋」：回憶、標記創傷事件，使經驗主體重新建構與詮釋以供理解，

而這個重新詮釋建構的過程則構成創傷的第二時間。

三、「重複」：由於對事件無法理解，因此需經過不斷地重複討論與詮釋以作 反思，在其中，創傷也一再地重複，形成了創傷的第三時間。

由創傷發生的歷程來看，起初，由於主體對突然發生的事件無法理解和駕馭，

遂使創傷對主體而言，形成一種斷裂的經驗，而在不斷延遲性的時間發展中，主 體會因試圖去掌握創傷經驗，故會對該事件重新做詮釋，並對事件發生場景做再 建構，最後，透過重複性的討論與詮釋過程，使創傷經驗得以更加具體化，並成 為可以一再被述說的記憶敘事。正也因對創傷記憶重複述說的敘事建構，實提供 了創傷主體一個發聲的機會，讓個人化的創傷經驗，透過述說分享的方式，有機 會成為集體共享的創傷記憶（沈志中，2004）。

貳、集體創傷與追憶

每個個體都有屬於自己的記憶，而當個人的記憶被放置在社會文化背景脈絡 下來探討時，便會形成所謂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王明珂，1993；夏 春祥，1998）。所謂集體記憶，此概念最早是由 Halbwachs(1992)所提出，他認為，

集體記憶是一個群體裡或現代社會中人們所共享、傳承、建構的概念，是一種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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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的策略，用來增加群眾對於某群體、社會、民族和國家的認同。同樣地，當創 傷事件規模大到影響整個社區、城市或國家時，其所形成之創傷記憶，亦不再僅 限於個人的回憶活動，而會成為彼此共享的集體記憶（陳佳利，2007b）。

Alexander(2004)、Neal(1998)在談論創傷的集體性特質時，所關注的是社會 性的建構過程，亦即，集體創傷(collective trauma)是由社會文化論述所建構出的 結果，是經由選擇性的挑選後，嵌入集體記憶之中。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 偷襲珍珠港事件即被美國視為領土遭受攻擊的重要象徵，藉由表達「我們」同處 於戰爭之中，激發出美國國民的愛國心，並以此強調美國人是站在同一陣線上的 共同體(Neal, 1998)。換言之，當國族中發生巨大的悲劇性事件時，尤其是遭受外 來的侵略，悲傷、害怕與憤怒等情緒，將不再僅限於個人層次，而是會被放大到 整體社會脈絡之下，形成國族成員集體共享的情緒，此種集體創傷無論在凝聚社 會集體意識，或是形塑人民對國族認同上，皆具有重要的作用及意義。

Fierke (2004)則提出，制度暴力下的受難者，其創傷較具社會及文化意涵。

他們是被社會排擠、否認的一群，無論是權利被剝奪、行動被限制，或語言互動、

社會關係被抽離，都使他們處於無言、無助、孤立的狀態。亦即，這些創傷群體 是被國家主流社會所排擠、孤立、遺棄的一群，不同於國族認同形構，其記憶是 被刻意的遺忘或是遭選擇性的忽略。這些屬於國家不堪、醜陋或傷痛的過去，便 常是歷史欠缺記載，且與之相關的社群記憶往往遭到遮掩（Andrieu, 2010；黃龍 興，2011）。

如美國歷史上耗時最久，且被美國視為 20 世紀後半葉最為傷痛經驗的越戰，

因這場戰役在一開始，其正當性便充滿了爭議，導致許多歷劫歸來的軍人，無法 獲得社群對他們的認同，作為戰役下的倖存者，社會上卻沒有人為他們的生還感 到慶幸，更甚者，這群退伍軍人還需面臨社會強烈的批判指責，並遭到排斥與孤 立，被社會完全的邊緣化（Neal, 1998；單德興，2007）。再者，戰後臺灣自二二 八事件以後長達四十多年的白色恐怖，好比是一場長期的暴風雨，對居住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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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所有居民，皆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當時的人們因長期處在受控制與監視 的環境氛圍下，遂造成許多政治受難者對於白色恐怖的記憶不敢說也不能說，只 能將其壓抑在內心深處，形成不可言說的創傷（侯坤宏，2007）。Nytagodien 和 Neal(2004)在〈對抗醜陋的過去〉（Confronting an Ugly Past）一文中，即以 Stephen Bertman「文化失憶症(Cultural Amnesia)」的概念說明，過去違反(violation)道德 秩序的行為是如此恐怖，以至它們往往被隔絕(banned)於意識之外，成為不能說 (unspeakable)的事，因為談論這些事，無論對說者、聽者或兩者來說，都將會引 起不安(discomfort)的感受。

但儘管不去言說、儘管刻意想遺忘，創傷始終存在。此種被主流社會排擠的 創傷記憶，雖然被國家視為禁忌，但相關記憶仍會在民間廣泛流傳，傳遞給下一 個世代，不曾間斷。正如 Milan Kundera 在《笑忘書》（Kniha smíchu a zapomnění, 1979）中所說：「人民對當權者的抗爭，就是記憶對遺忘的抗爭（引自吳乃德，

2008：40）。」而隨著 20 世紀後期民主化運動的展開，過去在國家制度暴力，如 高壓政權(terror regime)、大屠殺(genocide)、種族壓迫(racial oppression)、奴役 (slavery)、人權暴力(human rights violence)等手段下的生還者及受害者，藉由公開 證言、口述歷史，一方面使自我的傷痛獲得釋放的機會，另一方面，則是讓未曾 經歷同樣苦難的社會成員，也能共同理解與共同分擔該段歷史創傷(Marschall, 2010；Blustein, 2012)。Alexander(2004)在談論創傷的集體性時，便曾言，當創傷 事件不僅是影響個人生命經驗，更擴及衝擊集體生命經驗的轉變，並因此破壞集 體意義的結構，威脅到整體的自我認同，使得可怕的事件深深烙印在集體意識之 中，成為不可磨滅的記憶時，若受創集體將其遭遇重新整理，並加以詮釋、述說、

傳播，便會進一步形成集體的記憶與苦難。

而在此潮流下，公開紀念(memorialization)暴力歷史實則被視為社會進行轉 型正義的催化劑，藉由對歷史真相的調查與公開、對受難者進行賠償並恢復其名 譽，以及進行公共紀念(public memorials)，如各地紀念碑、紀念館的建立，和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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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儀式的推動等，在在都是為了促進社會民主和平，達到修復正義的可能性 (Marschall, 2010；Blustein, 2012)。

若試著檢視影響近代臺灣的重要代表事件，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以及隨 後長達四十多年的白色恐怖，皆為臺灣歷史上重要的一部分。近年來，隨著相關

若試著檢視影響近代臺灣的重要代表事件，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以及隨 後長達四十多年的白色恐怖，皆為臺灣歷史上重要的一部分。近年來，隨著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