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第一章 緒論
「二十世紀才剛剛落幕，但這個世紀的爭執、教條、理念和恐懼卻已陷入誤 導記憶(mis-memory)的晦澀難解(obscurity)中。儘管我們不斷提醒要記取這些『教 訓』，但事實上，這些教訓卻遭致漠視。誠所謂，對於剛剛過去的歷史(recent past) 的記憶往往是最為爭議，最難以理解的。……絕大多數有關二十世紀的官方記憶，
要不是濃烈懷舊兼高唱凱歌（讚頌偉人或慶祝勝仗），就是挑選出特定的苦難經 驗來紀念緬懷。而關於後者，通常會提供特定的場所，以茲人們紀念，一方面將 過往的苦難銘記在心，另一方面則透過對歷史災難的認知以避免人們重蹈覆轍 (Judt, 2008: 2-3)。」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博物館作為一個文化機構，其與國家社會的集體記憶保存、形塑有著密切的 關係。隨著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相繼發生，以及因涉及政治、利益、種族、偏見 等多面向的衝突事件規模愈發龐大，讓代表勝利符碼那種呈現英雄式的雄偉建築 觀念逐漸發生了變化（林蕙玟，2008）。進入 21 世紀的博物館，在社會介入的呼 聲下，被期待更具反省性，並被理解為多元詮釋世界的歷史推動者1。於此轉變 之下，做為聯繫傷痛歷史與記憶創傷的紀念性博物館，晚近便於各國相繼崛起。
壹、紀念性博物館的社會轉型正義功能日受重視
綜觀國際博物館的發展進程，自二次大戰結束以降，「紀念性博物館」（以下 簡稱「紀念館」）的設立備受矚目，如歐美各國的猶太浩劫紀念館、日本廣島和
1吳品寬。威權之後？—國家人權博物館的空間轉型與公共性：
http://www.intercom2014-taipei.cam.org.tw/upload/files/4-9-W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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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紀念館、中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等，此類型的紀念館多在紀念歷史暴力事件所 造成之大規模的集體創傷記憶，透過蒐藏、展示和教育等方式，見證人類的災難 歷史，並作為民主社會發展之催化劑。鑑於此類紀念館定位的獨特性，國際博物 館協會遂於 2001 年 7 月成立了「追憶公共罪刑受難者之紀念性博物館國際委員 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morial Museums in Remembrance of the Victims of Public Crimes，簡稱 ICMEMO)」，並定義紀念館通常位於原先的歷史地點，或倖 存者為了紀念目的所選擇的地方，藉由保存與當代社會有強烈連結關係的歷史觀 點，試圖傳達與歷史事件相關的訊息2。
而臺灣從 1980 年代末期開始，保存負面歷史的紀念館亦有如雨後春筍般的 出現，如地方或中央政府陸續成立紀念二二八事件與提倡人權議題相關的紀念館，
或由民間設立藉此彰顯民主精神與呼籲自由平等的紀念館（曹欽榮，2008）。這 些紀念館，在型態上，可歸為特殊歷史博物館，而在展示內容上，則以公開紀念 人類受難為主。根據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網站顯示，依類別分類，臺灣的博物館 可分成人物紀念館、人類學博物館、工藝博物館、文物館、古蹟及歷史建築、考 古博物館、自然史博物館、宗教博物館、科學博物館、音樂博物館、專題博物館、
產業博物館、影像博物館、學校博物館、歷史博物館、戲劇博物館、藝術博物館、
及其它等十八類，總計 512 家。在此分類下，從中，具有紀念「人權侵害」性質 的博物館，便主要被歸類於「人物紀念館」（如鄭南榕紀念館），以及「歷史博物 館」（如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慈林紀念館－臺灣民主運動館、嘉義市二二八紀念 公園紀念館）之下3。而直至 2011 年 10 月，文化部成立了「國家人權博物館籌 備處」，下轄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與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兩個文化園區，承載過去「白 色恐怖」時期之史料檔案保存、整理的歷史使命4，並以紀念館為基底，以政治 人權議題為主軸，企圖從國家高度進行人權宣揚與教育、研究工作，藉此與國際
2ICMEMO, AIMS OF IC-MEMO：http://network.icom.museum/icmemo/about/aims-of-ic-memo/
3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臺灣博物館名錄：http://www.cam.org.tw/big5/museum01.asp
4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籌備處導覽簡介：http://www.nhrm.gov.tw/Archive?uid=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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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接軌。
今日，多數從威權專制或極權獨裁體制轉型至民主政體的新興民主國家，多 設立了紀念館，透過對創傷的公開談論，紀念館試圖挖掘過去不正義的歷史真相，
並嘗試揭露曾受壓迫的歷史記憶（Marschall, 2010；Blustein, 2012；曹欽榮，2012）， 在重構集體記憶的歷程中，紀念館常能喚起觀眾正視過往國家制度暴力造成的傷 害事件，激發觀眾對舊時代不正義的體認、對當代正義的反思，因此，紀念館的 設立，往往也是為化解過去的衝突對立，進行對話和解，深化未來民主人權發展。
由此可知，紀念館不僅被視為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機制的公共記憶計畫的 一部分，從社會轉型需求或文化面向來看，其也被賦予擔任轉型正義之社會和解 對話的積極功能。
所謂轉型正義，指涉的是「一個社會如何處理過去有關人權侵害(human rights abuses)、集體暴行(mass atrocity)、或其他形式的巨大社會創傷(severe social trauma)，包括種族滅絕(genocide)或內戰(civil war)，以建立一個更為民主、正義、
以及和平的未來(Bickford, 2004)。」而關於轉型正義的具體內容，江宜樺（2007）
參照「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簡稱 ICTJ) 協助處理各國轉型正義的經驗，把主要工作依時序排列整理為：真相調查、起訴 加害者、賠償受害者、追思與紀念、和解措施、制度改革、人事清查等七個項目。
在「追思與紀念」一項中，則往往會透過指定特定日期為國家紀念日、興建紀念 碑或紀念館、舉辦追思活動等方式，以撫慰受害者心靈、開創社會和解前景。公 開承認歷史錯誤，有助於提升社會的司法正義(legal justice)，以及達到修護式正 義(restorative justice)，然而，Andrieu(2010)認為，還應納入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
即為過去殘存或現在新生的受難者提供資源，才能達成轉型正義的真正目的。
在臺灣，針對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時期的迫害事件所進行的真相調查、平 反、道歉、賠償、紀念等行動，構成了目前轉型正義的主要內容（江宜樺，2007）。
就紀念館興建措施來看，儘管紀念館無法解決因為「紀念」所涉及的轉型正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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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議題，也不可能完全站在「中立」位置訴說「客觀」歷史，但藉由公共論辯 平臺的提供，讓有關「公眾認同、歷史罪責及懲罰加害者」等議題，得以不斷被 提出討論，也讓處理當代轉型正義的發言觀點能持續被挑戰進而有所調整
（Williams, 2007；曹欽榮，2012）。因此，在「轉型正義」普遍成為現代主流思 潮的背景下，紀念館實則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綜合上述，紀念館的潮流至 21 世紀仍方興未艾，而無論是相關國際組織如 ICMEMO 的出現，形形色色由政府或民間籌設的紀念館，抑或是承擔民主社會 對轉型正義需求的使命，皆標誌著「紀念館」正成為一門顯學，潛藏無限的研究 價值。
貳、負面歷史喚醒良知記憶
關於紀念館的核心議題，有以紀念先人智慧、偉人巨擘和英雄烈士功績等內 容為主，亦含括以負面歷史為基底，涉及國家違反人道犯罪、大屠殺、種族隔離、
政治迫害和恐怖主義等，或資本主義殖民之奴隸販售、離散社群及生態破壞等 (Williams, 2010)。這些強調負面歷史，以紀念人為迫害事件為目的，或設於災難 發生地點的紀念館，實則有別於一般宣揚國威或是英雄偉人功績的紀念館，其在 處理、保存創傷經驗與集體記憶時，往往更著重於社會和平與人權價值的責任。
而旨在蒐集、記錄相關人士心中難以抹滅的災難與創傷記憶的創傷事件紀念 館，不僅保存了過去迫害與暴力事件的史料證據，經由歷史真相復原，受難者苦 痛見證，恢復他們的名譽，肯認他們的苦痛，讓因暴力歷史所帶來之族群對立獲 得對話機會(Blustein, 2012；Marschall, 2010)。使得負面歷史得以被重構陳述，以 及被不同的觀點挑戰。雖然過去的裂痕和傷痛，經常阻礙未來的共存和合作，可 是，若輕易放棄追究真相，前人的犧牲就會變得毫無意義，若一味的遺忘過去負 面歷史，歷史悲劇則仍有可能在未來重演，相反地，讓歷史真相大白，無論是為 撕裂的社會帶來寬恕(forgiveness)與和解(reconcilation)，抑或是為受害者帶來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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癒(healing)，都較有可能顯現一絲絲希望的曙光（吳乃德，2006）。
此外，創傷事件紀念館藉由重新建構與詮釋事件或災難本身，往往能促使人 們重新檢討過去制度上的缺失，促使政府機制有所改革，並修正相關法律，以維 護司法正義，加之，在紀念過程中，透過調查與公開歷史真相、進行公共紀念 (public memorials)或推動紀念活動(commemorative ceremonies)，以及民主對話平 臺的提供，也使得過去曾經陷於相互對立或分裂的社會、曾經互不認同的公共記 憶，能夠有走向互相了解、包容的可能性，進而達到修護式正義。而在此凝聚情 感的過程中，不僅可以塑造出一個地區、民族或國家的「新」認同，且負面歷史 亦得以尋求更深度的脈絡化解釋，提醒世人在追求和平的同時，警惕自身避免重 蹈覆轍（Marschall, 2010；Blustein, 2012；吳乃德，2006；曹欽榮，2012）。
由此來看，負面歷史的展示可謂是一種希望教學，讓民眾體會人類不幸，如 戰爭、酷刑、囚禁等苦痛經驗，而唯有苦人所苦及苦人所痛，方能喚醒民眾內心 的良知記憶，有意願參與人道救援（Bonnell & Simon, 2006；Simon, 2006, 2014；
陳雪雲，2010；鄭邦彥，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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