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動機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法國思想家赫南曾言：「在人民的共同記憶中，災難與傷痛比享樂或是光榮 更重要，也更有價值，因為它更能緊密的結合民眾，喚起患難與共的情感，進而 使人民凝聚成為一個堅實的共同體（張譽騰譯，2003：146）。」研究者第一次到 訪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時，當時的特展正展示「遲來的愛－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 者遺書特展」。看著一封封的遺書，其字裡行間皆飽含著述說者內心最深的情感，
在觀看、閱讀的過程中，自己恍若不再只是個旁觀者，而是某位述說者的妻子、
孩子、…，經由情感的交匯與連結，展示帶給人的震撼力與衝擊實則甚為強烈。
正也因此，激發了研究者欲進一步探究此展示的好奇心。
壹、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見證歷史傷痛記憶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其前身曾為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1968 年–
1992 年），是過去戒嚴時期，對政治犯進行羈押、起訴、審判或代監執行的監禁 場所，不僅在臺灣人權發展歷史上有其特殊意義，且整個園區為白色恐怖時期的 重要歷史遺址。而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現今文化部）於 2002 年召開「研 商景美看守所登錄歷史建築及整體規劃事宜會議」後，乃決議將此園區登錄為歷 史建築並規劃為人權紀念園區，終於在 2007 年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日），正式 開幕啟用5，為臺灣繼綠島之後，第二座人權紀念園區。而後，為彰顯國內對人 權教育品質的重視，提升國家人權形象，並配合文化部組織再造，乃規劃成立隸 屬於文化部的機構－國家人權博物館，經行政院核定為三級機構，下轄景美人權 文化園區和綠島人權文化園區，目前先行以籌備處程序推動相關作業，在二園區 既有的基礎上扎根，統合相關資源，戮力於口述歷史、人權教育推廣、展示及研 究典藏規劃等工作，以擴大歷史研究與人權教育推廣之效益。2011 年 10 月 19
5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簡史：http://www.nhrm.gov.tw/Archive?uid=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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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籌備處正式生效，同年 12 月 10 日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正式掛牌運作6，至此，
臺灣首座以「人權」為宗旨的博物館誕生了。
綜觀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發展變遷，可知以文化遺產的觀點視之，其整個空 間場域屬創傷歷史遺址，不僅為重要的有形文化遺產，且此種遺址型的博物館，
以原有歷史建築空間作為展場，因遺址和原先歷史地點的強烈連結關係，當觀眾 置身於充滿創傷和苦痛的遺址紀念館中時，身歷其境的真實感，以及身心靈的整 體性體驗，往往更具有震撼衝擊力，也更能有效引導觀眾進行道德論辯及反思。
挪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作為博物館空間，推展人權教育及相關史料文物的典 藏、研究與展示，無論是其中所運用的展示策略和方法，抑或是經營政策的決擇 與方向，在博物館演進脈絡下皆具有獨特的發展。其次，當國家轉換此場域最初 所標示的監禁與壓迫，而設立人權文化園區時，實則是國家公開承認過去所做的 錯事，如「白色恐怖」為無辜民眾帶來生命和生活傷害等。換言之，園區在保存 見證受難者被不公義對待之同時，也開啟了司法、修護式正義，討論其重要性自 不待言。
貳、「遺書展」豐富了白色恐怖歷史
今日，景美人權文化園區雖不再用於監禁，但在一般大眾的記憶裡，仍是過 去威權時代剷除異己的象徵7。2013 年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展出的「遲來的愛－白 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遺書特展」（以下簡稱「遺書展」），若將此特展的意義置 於整個園區脈絡來看，可謂一方面活化了場域，另一方面也與白色恐怖歷史作了 連結，實則極富研究價值。
透過對白色恐怖時期的負面歷史意涵之探討，逐步聚焦在對於「遺書展」的 見證與書寫敘說，一方面，可使過去曾遭受不平等對待的受難者得到平反，從過
6立法院議案相關文書，院總第 887 號：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8/05/11/LCEWA01_080511_00114.pdf
7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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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羞恥和屈辱，轉化成敬重和美德，並恢復其應有的尊嚴及名譽，也在解放記 憶的過程中，使那段傷痛歷史得以受到洗滌與救贖。另一方面，藉由肯認過去錯 誤，真誠面對負面歷史傷痕，則有機會化解仇恨，促進對立社會和解、恢復社群 關係，進一步正面建立和平、尊重的文化意識，並逐步形構白色恐怖專屬於當代 集體記憶的面貌。
歷史雖不能被改變，但這些具有「負面教訓」的過往，實則標誌了人類社群 在演進過程中，因無知、歧視或偏見，所造成的難以彌補的創傷，可藉此警示世 人及國家機器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此外，過去的錯誤往往彰顯了今日民主自由 的珍貴，並促使人們從矛盾或具有爭辯性的正反兩面，看見白色恐怖時代歷史的 多面性，進而認識臺灣人權進程的發展、反思當下民主生活（林靜雯，2014）。
而當人們將過往的負面歷史記憶轉化，願意破除道德冷漠、放下心中的偏執，凡 事秉持對人道倫理的關懷，這個社會就會多一點希望和溫暖，而這股面對人權新 時代的道德勇氣、這份在自我生活中實踐的承諾，當是更難能可貴，也是更需保 存的無形文化資產。
叁、「遺書」為創傷展示的特殊文件
遺書，是一個人在面臨生離死別的關鍵時刻或突如其來的人生終途，對這個 世界與所愛之人的最後告別，是一個人在觀照自我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後，對過去 一生所作的回顧。政治受難者「遺書」作為歷史見證，不僅有其特殊歷史文化意 涵，亦標示了無辜被囚禁者，被處死前的最後遺言。當遺書解禁，乃象徵著歷史 解釋權回歸民間；公開展示，則象徵潛藏歷史得以重現，記憶得以解凍。
歷史創傷是一種困難知識(difficult knowledge)，對策展者與觀眾詮釋均是一 種挑戰。就策展者來看，其責任是揭露在主流文化影響下，刻意被擦拭的知識和 刻意被遺忘的記憶，因此，展示設計常會運用，如物件、意象、文本、藝術裝置 (art installation)，以及擬真實境(mise-en-scène)等作為情感催化劑，以誘發觀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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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和萌生記憶（Bonnell & Simon, 2006；Simon, 2006；陳雪雲、吳慎慎、陳仲 彥、郭文耀，2013；鄭邦彥，2014）。甚至讓觀眾有機會參與、貢獻自己的觀點 (Noy, 2008, 2016；Simon, 2014)。相對地，創傷記憶對觀眾而言，是一種禮物（通 常是不受歡迎的禮物），收/受關係是不對等且脆弱的，彼此之間也不易產生連結
（Bonnell & Simon, 2006；Simon, 2006, 2014；陳雪雲等，2013；鄭邦彥，2014）。
究其原因，可能是時空間距，觀眾先備知識不足導致無法理解；意識形態作梗刻 意淡化或扭曲；甚或是因承接他者苦痛，致使情緒無法抽離。換言之，創傷展示 製作有其困難度，值得作進一步的探究。
在今日充滿多元聲音的環境背景下，實則很難想像過去受禁錮的社會面貌，
加之，隨著時代的更迭，對於現今許多人來說，戒嚴時期的風聲鶴唳、驚懼惶恐，
及殘酷壓迫，已是遙遠而模糊的歷史故事，也因此在印象中，「白色恐怖」似乎 只是存在於歷史課本上的詞彙。然而，「遺書展」實則讓民眾有機會藉由政治受 難者死前見證，更深入去體會他們的苦痛，以及那一段被忽略的歷史。作為歷史 見證，這些有關苦難遺書的公開與展示，讓白色恐怖這段歷史不再沉默、隱晦，
並喚醒大眾記取過去錯誤帶給他人的苦痛，思考和平共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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