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總統、張其昀部長、包遵彭籌備主任時期（ 1950.03-1956.02）
第三節 包遵彭之於博物館的想像與形塑
1950 年代，中華民國在臺灣重新建立它的歷史，致力成為自由中國的民主堡 壘以對抗共產主義；臺灣也因為這場驟變，突升其政治地位──從一向位居大陸邊 陲的寧靜島嶼，一躍成為具有戰略地位的軍事指揮中樞，開始肩負起反共抗俄的 時代任務與復國使命，史博也在此種政治局勢的需求中被裝置起來。本論文觀察，
史博緣起有其遠因與近因，以下就其原因進行歸納與分析，藉以描繪歷史全貌。
50 1960 至 1970 年代的精神動員運動與文化政策之一，張其昀為此運動的領袖。其目的在於將 蔣中正與道統相承接，以擁互領袖、保衛中華文化的姿態，對抗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並強調 中華民國政權的正統性。（2017 年 12 月 11 日瀏覽自臺灣大百科全書 http://nrch.cultur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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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博創建的遠因
史博創建的遠因，與上述總統蔣中正、教育部部長張其昀兩人對於社會教育 政策的思想與開展有著密切關係，茲歸納如下三點：
（一）1950 年，蔣中正復行視事，奠定臺灣為「反共抗俄」之復興基地，以 三民主義作為教育思想體系的中心，其中又以社會教育作為發揮革命事業最重要 的利器，藉其在大陸抗戰時期收效甚鉅的經驗，於政府失利遷臺後，再次指示以 教育興國，並將社會教育納入主流，且與學校教育同流並進，其目的在於透過社 教機構的提供，向民眾灌輸國家認同與民族意識。1953 年，蔣中正又手著《育樂 兩篇》作為社會教育的最高指導方針，其中有關「心理的康樂」內容，特別指示 要使每一縣市都有公立的美術館/ 博物館之設置，以將美育普及於一般國民。蔣 總統對於社會教育的想法，直接引導了戰後臺灣文化建設的走向，最終促成史博 的誕生。
（二）1954 年，張其昀接長第 6 任教育部部長後，以延續〈動員期間社會教 育實施綱要〉與〈社會教育法〉法條為主要，積極擴充社會教育機構，建立並充 實各級社會教育館、圖書館、體育場、科學館、博物館及藝術館，以擴大施教範 圍，期加強民族精神教育，推行文化復興運動，增強反攻力量，奠定建國基礎為 目的。他又以蔣總統《育樂兩篇》為最高指針，在大城市設立圖書館、科學館、
博物館、音樂廳等社教機構，俾將民族精神灌輸其中；其推行社會教育的種種舉 措，最後匯集成為一股「文藝復興」的新文化運動，南海學園於焉形成，具有歷 史人文屬性的史博，成為該學園內中華文化的主要象徵，蔚為這股新文化浪潮中 的主流，作為國家推動國策、反共與文化外交的前哨站，以及現代中華文化藝術 的展示櫥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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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借鑒其在大陸時期，透過博物館推展社會教育的成功經驗51，也 直接促成了社會教育政策下現代博物館在戰後臺灣的發軔。1945 年，政府在對日 抗戰勝利接收臺灣後，曾就日治時期所建之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改立為臺灣省立博 物館（今國立臺灣博物館），以從事政府政令宣導展示；1954 年至 1957 年，教 育部部長張其昀積極推展戰後臺灣社會教育政策而成立南海學園，博物館因此作 為落實社會教育的一種特殊管道與快速捷徑。由此可見，自1950 年代開始，由 中央政府設置的國家級博物館，開始秉承國家意志由上而下，成為國家機器的一 部分，將中華文化轉化為國族意識，使民眾產生共鳴與認同。此正如同Benedict Anderson 所提出的論點：「博物館是促發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是凝聚民 族國家的重要圖騰。」（吳睿人譯，2010：246-247）史博是在以上的特殊歷史 情境下應運而生。（陳嘉翎，2017）
二、史博創建的近因
史博創建的近因，主要與教育部部長張其昀、史博創館館長包遵彭有著直接 關係。茲歸納如下兩點：
（一）張其昀倡議成立「中華歷史文物館」
1950 年代民國政府退守來臺後，臺灣在當局者的眼中，從北到南，經濟蕭 條，民生困頓，文化猶如一片沙漠52，加上此際國府正處於兩岸競爭的敵我威脅、
須鞏固與建立在臺政權基礎、面對國際人士正以中華文化正統衣缽拭目以待等局
51 例如：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在北平國子監設立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以國子監為館址；
1920 年正式成立並由政府直接管理，開始徵集全國歷代文物，歸併各類物品，分門別類陳 覽，展開社會教育功能，從此建立中國近代博物館事業。是年，政府對於接收紫禁城皇室文 物亦視為首要工作，清點完畢後成立故宮博物院即向國際開放展示，成功引起國際人士矚目，
藉以宣示為中華文化道統的繼承者（呂章申，2012）。在 1931 年至 1945 年中國對日抗戰與 1949 年國共內戰之際，政府也承襲了上述的思想理路，仍不忘帶上故宮國寶，最後甚至帶到 臺灣，作為「文化中國」的代表。
52 何浩天（2005）云：「1949 年，從大陸來到臺灣的政府官員，看到臺北街上行走的人們，赤腳、
穿著汗衫短褲，窮忙、吃不飽的這些景象，讓他們不由得問道：『這是什麼地方？文化在哪裡？
一點中國氣味也沒有！沒有五千年文化，就不是中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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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讓張其昀（1979：9563）深感：「臺北市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外觀瞻所繫，
該要有一象徵中國文化之地址。」所以，在其上任教育部部長後，便決定加強文 化教育，設立文化中心，頗有成效。誠如張譽騰（2016：3）所云：
張其昀有感於當時臺灣猶如文化沙漠，內心著急，便倡議設立文化機構。
他的這個想法，與蔣中正總統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指示保衛、
發揚中國歷史、文物、美術的優良傳統有關，並參照西方博物館群如美國 史密森尼機構的想法，把教育放在公園裡，於是孕育了南海學園博物館群
（概念）的創舉。
1955 年，張其昀倡議籌建一所具有五千年中華歷史文化的文物館，以提倡 民族精神教育，復興民族文化並重建臺灣（何浩天，2005），同時也在於響應 總統手著《育樂兩篇》的指示，開始「從文學、美術、音樂、戲劇、電影各方 面，溝通全國人民的思想，集中其意志與力量」（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 彙編，1951：16），以實踐「文化中國」的政治用途──藉由中華文物向世人 宣揚，中華民國是唯一傳統中華文化的繼承者與守護者。因此，張其昀部長向 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簡稱聯管處）53 要求，將深鎖在臺中霧峰的 故宮博物院正典文物提撥到臺北開放閱覽，向國人進行歷史文物教育以及國際 文化外交的方案。54 但是，這個想法卻因為聯管處考量在當時臺海對峙局勢下，
運臺文物安全與保存的問題而未獲同意，張部長因而決定自創一所中華歷史文 物館（王宇清，1995；何浩天，2005），以達到文化治理的目的。本論文認為，
53 為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外交部等機構合組，於 1949 年至 1965 年間在臺 灣臺中北溝時期管理中央運臺文物機關，隸屬教育部。
54 王宇清（1995：25）指出：「當時故宮博物院的藏品，為防戰禍、空襲，還全部整箱保管在 臺中霧峯。全臺只有中山堂有兩個廳勉強可以用，如是而已。因此歷史博物館的籌創，也實 有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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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這個任務目的成為史博創建近因，也是張其昀被時人視為「好大喜功」
的表現。55（曹聖芬，1982；梁實秋，1982）
（二）包遵彭建言興建歷史文物美術館
除上述近因，本文還從以下兩處考察出促成史博創建「不成文」近因的說法，
即：張其昀創建史博是來自於包遵彭的建議。
其一，包遵彭的友人張天心於〈驚聞包遵彭先生噩耗〉（1973：67）提及：
包遵彭曾與幾位青年工作同志作環球之旅，在各國都市中參觀了不少博物 館及美術館。回國以後，他深感在這反共復國基地上，應當有博物館之設，
以宣揚國家民族光輝的歷史與文化。於是，他向教育部提出此一建議。誰 也沒想到，教育部就聘請包先生兼任籌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包先生認為 這是一項當前急務，刻不容緩，就爽快的答應下來。
其二，包遵彭的女哲嗣包家鯉在〈我的父親──包遵彭先生〉（2015：20）
亦載：
1955 年 7 月，父親是中國青年友好訪問團的副團長，到歐美各國訪問、
參觀過各國的博物館後，回國在上呈的報告中建議興建歷史文物美術館事 項。當時的教育部部長張其昀先生看到這份報告後，向當局建議成立一所 歷史文物美術館，並找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商討，錢穆先生便推薦父親來籌 備此事。因為張其昀先生的熱情邀請，以及錢穆先生的推薦，他欣然接下 這份無薪酬的工作。當時父親工作繁忙，他是救國團第二組組長，並擔任 幼獅通訊社的發行人兼社長。
55 曹聖芬（1982：751）謂：「曉師另一個決定是在南海路開闢『南海學園』。星羅棋布，興建 了歷史博物館、科學館、藝術館、中央圖書館和獻堂館。那時教育部的預算少得可憐，許多 建築同時開工，經費不足，只得接收民間捐款。落成之初，除史博館陳列安陽出土的周初銅 器，足資號召之外，其他各館內容難期充實。於是又招來各種指摘，有的說「公私不分」（指 建築經費中有私人捐款），有的說「好大喜功」。梁實秋（1982：740）云：「……植物園內 幾處建築的興建，如科學館、藝術館，在當時是極有創造性的建設，在長久期間內發揮了相 當大的效力。好大喜功的批評之由來，此亦為其成因之一。」卜少夫（1985：28）曾云：「時 人說其從不顧慮行政機關的法律規程或手續，只講求速戰速決，就算毫無預算，也要赤手空 拳，無中生有，立竿見影，因此在教育部任內贏得了『好大喜功』的惡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