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詞定義與解釋

作者針對本文論中所使用的名詞，包括：國家文化政策、演化、國立博物館、

博物館場域行動者、建築語彙、蒐藏實踐、展覽深學、詮釋溝通、史博製造，其 所涵蓋的特殊意涵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國家文化政策

國家政策（national policy）為一國發展的大方向，以人民利益為基礎，政策

22

間接或直接的影響人民，通常與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有一定的相連關係。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報告書，文化政策（cultural policy）在定義上指某種行動 方案，有效運用社會資源，達成某些文化需求，完成有益的、有計畫的目標；或 是指經界定的某些標準，可促進完整人格的實現與正常社會的發展（夏學理、凌 公山、陳媛，2012）。本論文所採用之「國家文化政策」，乃是結合上述國家 政策與文化政策而來的用語，用以涵蓋「一個曲折的觀念轉型過程」（陳其南，

2003：104），即：1970 年代中期以前附屬在國家體制之下的國家政策，至 1980 年代以後因為民主化與全球化的影響，文化政策遂與國家體制慢慢分離，並成為 日後主流思想的演變。所以，作者以「國家文化政策」來統稱國家政策與文化政 策的總體發展，探究戰後臺灣自威權時期走向民主自由時期轉型過程中史博的演 化歷程。

二、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

本論文所採用的「文化治理」之意，源自Tony Bennett（1995：19-24）的學說 理路。Bennett 運用 Michel Foucault 研究現代權力理論─治理性（governmentality）

的概念為架構，說明文化從18 世紀以來作為政府客體，在改造與調整後，成為 其治理的手段，以負擔起使社會文明化的任務；而博物館作為政府文化治理機構 之一，即現代國家製造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力裝置，伴隨著其他新文化技術的出 現，目的在於要產生一種更有效率的文化權力，來探討博物館作為現代權力與治 理模式的合理性。本研究即以此為取向，闡述史博在作為文化治理技術實作的不 同時期歷史過程，藉以說明各時期的演化/ 演變實有其文化治理的軌跡（郭瑞坤 2012；古明君，2013），同時，也說明史博未來的文化治理應朝向「一種尋求具 有開放性、批判性與內在反思性特質的自我調節機制」（劉俊裕，2011：15）

三、演化（evolution）

「演化」，指族群裡的遺傳性狀在世代之間的變化。所謂性狀則是指基因的

23

表現，這些基因在繁殖過程中，會經複製並傳遞到子代。經過許多世代之後，性 狀產生了連續、微小且隨機的變化，自然選擇則挑出了最適合所處環境的變異，

使適應得以發生（如：演化，2018）。本研究以上述「演化」所指稱的意涵，以 生物學觀點作為觀察向度，將史博視為一個有機體，總在其先前的基礎上，生長 或調整自身適應以向新的整體狀態轉變，藉以探討臺灣光復後的政治發展如何創 生與推移史博，及其在此環境中的能動性，就如同一個物種與其棲地的演化關係。

四、國立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依據《我國國立博物館組織定位與經營模式之研究》（2011）對「國立博物 館」的定義，是指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法所設立之博物館是指在經費上由中央政府 編列，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其館長也須由政府指派並有一定的任期，為政府文 化治理的場域，肩負知識的傳遞、國家認同的塑造、美學素養的提升、精神生活 的增進，成為各國博物館界的領導者，並且有義務引領博物館的發展方向；「國 立博物館」的宗旨闡述了國立博物館應具備的功能（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編印，2011：1、29）；其象徵執政者的意識形態，在政治權力更迭中與執執政 黨的國家認同呈現一致性（McLean, 1997：28-30）。本研究以上述定義，作為史 博被賦予「國立」光環在國家機制中所扮演的角色。

五、博物館場域行動者（museum workers）

本論文所使用的「博物館場域行動者」一詞，其意涵來自於當代博物館與 博物館學者企圖以人類的行為為基礎，來使博物館具有價值和意義（王嵩山，

2006：5），以及在博物館社會行動論的觀點下，主宰博物館場域的行動者如何 透過博物館的專業實踐，在博物館場域中運作權力，藉以發展能動性與政治行動 力的可能性，使博物館在對的時間，對的空間，做對的事（劉婉珍，2010：5）。

本文程上述學術理念，用以說明史博歷任館長們在政治任命後被國家賦予權力的 同時，如何透過個人專業學養來發揮自主性與文化治理的因應之道。

24

六、建築語彙（architectural language）

語彙為一種語言裡所用的語詞和固定詞組的總稱，通常為人與人之間溝通所 用。建築語彙則是透過建築形式、材料、色彩、質感傳達特有的文化意涵、歷史 與環境。不同的時空人文背景，造成不同的建築語彙，眾多類似的語彙大量的一 起發生的時後，就會形成某種所謂的風格，而建築物也同時被賦予其所獨有的意 義（如：建築語彙，2018）。本論文以上述說明，作為史博在配合國家政策下。

如何將日式建築館舍，逐步改建打造成為「中國化」意象的國族空間，到今日又 要如何轉型成為擁抱社會的友善場域之演化過程。

七、蒐藏實踐（collecting practices）

博物館要實踐其存在的價值，必須根據其自身性質、鎖定社會教育和科學研 究的目的，蒐集並保存自然物與人為物，作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的見證物。

本研究以Sharon MacDonald（2007）〈蒐藏實踐〉（Collection Practices, 2007：

82-83）之論證：蒐藏研究（collecting studies）是形成博物館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

將物件從原本存在的脈絡予以重新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作為史博從事 文物典藏的理論基礎。蒐藏品既是博物館研究的重要對象，蒐藏研究便不止針對

「個別的」蒐藏品，更要追究物件的形成、文化意義及其長久保存和不斷轉化為 社會價值的「集體的」過程和規律。（王嵩山，2006）

八、展覽詩學（the poetics of exhibition）

「展覽詩學」是借用1980 年代興起，以希臘文（poiesis）「創造」、「製作」

的概念，來探討展覽呈現及論述與社會及文化的交互關係；各種博物館賦予物 品以意義，以及創造出一個有意義的象徵。換言之，展覽的詩學是以展覽元素的 變化和內部排序的意義來生產實踐。深入而言。本研究以展覽詩學來拓展與深化 展覽策劃的說法，以陳述展覽是被創造出來的方法；展覽主題的說服力可直接感 知的呈現（廖新田，2018：9），博物館館長們 設計者操作各種物品並把它們

25

融入語境中，以使這些物品產生目的的一種作用（Henrietta Lidchi，1997/2003：

171-172）。由於本論文的「展覽政治學」（the exhibition of politics）⁷ 已經在主 題之下且瀰散在各時期中，鋪陳館長們如何以各自專業、領導能力、調和政治力 來打造史博發展之中，故僅取「展覽詩學」作為語彙。

九、詮釋溝通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詮釋」與「溝通」是 Eilean Hooper-Greenhill（1994：4、2000：195）有鑑 於21 世紀博物館教育角色的本質與範疇急遽轉變所楬櫫的兩個名詞，並以「後 博物館」（post-museum）為隱喻所論及的文化溝通模式（陳慧娟，2003:43），

並與博物館的展示設計相互影響。本研究用以對應於史博從事教育推廣的理論基 礎，藉以說明博物館作為非正式教育的場域，在特定的空間中，以精緻有序的布 置公開展示來形塑知識，並逐漸從過去「學術知識傳播者」和以「物」為主的出 發點轉為今日生動的「寓教於樂」和以「人」為中心的思考進行詮釋與溝通，其 所具有的工具主義功能，讓博物館因而取得了參與建構社會文化體系的可能性

（王嵩山，2006：5）。

十、史博製造（Made in NMH）

「史博製造」為史博第14 任館長廖新田之創造用語，於 2018 年首次正式指 稱：史博自1950 至 1980 年代，以創館時「無中生有」的獨特方式，由史博號召 專業藝術家進行文物複製再現或集體水墨創作，以配合國策所需進行海外中華文 化交流與國內民族精神教化，亦在無形中為博物館增添珍貴藏品。例如：1970 年 代，王宇清館長奉命研發史博製造的「中華文物箱」（內有複製品青銅器、唐三 彩、青花瓷、書畫等）運至海外各國，方便我國駐外大使可隨時隨地即展即收，

7 展覽詩學與政治學兩者為裡外相互作用。「展覽政治學」（the exhibition of politics）是以知識 體系與權力來思考博物館設立與運作的歷史本質，博物館在知識生產中的角色、衍生展覽知識

權力關係。廖新田（2018：9）以「展覽中無法說明的意識形態」來說明。

26

俾利推介中華文化；1980 年代，何浩天館長更擅於透過「史博製造」來創造高度 話題、展品與蒐藏，最經典者為1981 年號召水墨畫家集體創作《寶島長春圖卷》

的合作畫，成為傳統水墨畫史上的巨作，每每展出必引起轟動。「史博製造」的 精神甚至沿用到1990 年代黃光男館長時期，但在主題與方法上有所轉變，即由 館方以臺灣主題邀請當代水墨畫家依主題個別創作後彙整策劃赴國際展出以宣揚 臺灣之美，例如1999 年「臺灣鄉情水墨畫展」赴國外巡展即為一例。「史博製造」

成為史博蒐藏當代名家作品的獨特管道，也是在臺灣博物界獨一無二的文物蒐藏 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