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代中期至 1960 年代末期，包遵彭為宣揚中華文化，發揚開國精神，
連結中原文化與臺灣本土，塑造政府統治的正當性與國家的正統形象進行國際文 化交流，故積極舉辦各項展覽，作為實踐國家政策的重要管道，以「表現我先 民文化之造詣，並為達成其社會教育功能」（包遵彭，1969：11），且「以展覽 呈現中華文明，成功提升了社會大眾認知，產生了具有極大的成效」（吳相湘，
1973：47）。此時展覽的主要服務對象包括：臺籍人士、國賓、駐華使節、國際 團體、海外歸國僑胞團體、國軍將士、地方行政幹部、國校教師與學生。（包遵彭，
1969）
包遵彭館長辦理展覽的方式，除以教育部指示為主軸表彰史博如何作為國家 機制中的一部分外，也融合吸納國際博物館思潮，發展成為一己之特殊展覽途徑。
包遵彭經常長期考察國際博物館展示與進行交流，他認為：「近代博物館之展覽，
是一項思想的闡述工作。它包含以往史實的解說，和特定事物新發展的宣揚和教 導。」（包遵彭，1973：171）他並曾以法國國際博物館協會主席塞勒（Geroges Salles）之語：「博物館同時是一個實驗室、一個劇院和一個教育場所」（1969：
3）作為其舉辦展覽的想法。包遵彭奉行總統「加強國民精神教育及心理建設」
號召，透過博物館展示，對過去的中華歷史進行重組、詮釋與建構，以重新凝聚 國族意識，整合家國。包遵彭（1969：1）並將其任內 14 年之展覽舉措，劃分為 以下三個階段（表3-1）：一、1955 年 12 月至 1956 年 6 月為第一階段，展覽主 旨為「以歷史的演進為中心，透過美術的功能，賦予歷史以生命，給予文字的歷 史以證實」，其方法是：透過標本、模型與圖片，系統展示中華民族的歷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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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12-1956.06，
約6 個月）
（1956.07-1958 冬，
約計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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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史博此際發展歷程中的展覽性質，主要分為國內與國際，輸入與輸出；
此外，在策辦展覽的動機上又區分為奉派與自主；前者為配合國家政策而辦理，
後者為館長們視社會時事與國情需要而主動規劃。然而，上述展覽皆旨於復興民 族精神、弘揚中國文化與促進國際文化交流。自1956 年至 1969 年，史博所舉辦 的國內外展覽次數高達316 次，包遵彭（1969：12-13）將展覽類型分為：一、
為宣揚我國傳統藝術，介紹我國書法及繪畫者；二、為宣揚我悠久歷史文化，介 紹我國古物者；三、為實施民族精神教育，介紹歷史文物文獻史蹟者；四、為促 進國際藝術交流，輸入外國繪畫及藝術者；五、為宣揚中國文化，輸出參加國際 藝展與博覽會者；六、為實施國策，促進文化交流，舉辦中國書畫世界巡展；七、
為響應總統號召，加強文化復興運動，並增進社會美術教育，與國內舉辦歷史文 物巡展。作者又將包遵彭時期舉辦的展覽，主要區分為：館方奉令舉辦與自主性 辦理、輸入展與輸出展，國際展與國內展，特展、專題展、博覽會與巡迴展等10 類。
王宇清擔任史博第2 任館長期間，與國家共同面對驟變局勢，任重道遠，透 過展覽利器，著手展開因應之道。他說：「史博歷經不斷的積極拓展，一直顯示 著衝鋒感、創造性的發展。在歷年展覽技術及其活動方面，尤其日進溫故創新，
並經常不斷舉辦國內外各項專題特展……，這一種溫故創新的作法，可謂史無前 聞。」（王宇清，2005：119）所以，王館長憑藉其衝鋒感與創造性，以「溫故創新」
的做法，即以傳統洗禮，創作現代，顯示文化大國的進步來籌劃辦理幾項重要展 覽，特別是響應總統提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為加強民族精神教育的國內展覽，
包括：擴大國內歷史文物巡迴展、1970 年辦理「中原文化與臺灣歷史文物特展」、
1971 年奉命舉辦「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展」，1972 年於松山機場增設畫廊以推展 中華文化以及客籍文化文物特展、兒童畫展；國際輸入展包括：1970 年為加強我 國與美國外交關係並配合國際時事，爭取展出「月球岩石及登月史料特展」；國 內輸出展為：奉令持續辦理1969 年第 10 屆與 1971 年第 11 屆「巴西聖保羅藝術 雙年展」，以及1970 年奉令製作「中華文物箱」赴海外巡迴展出以發揮文化機 動宣傳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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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浩天接任史博第3 任館長後，國家更面臨國內政局變化與國際外交上一連 串的挫敗，所以奉命以三民主義文化建設為復國建國的策略為依歸，秉持「讓中 華文化繞著地球轉」的文化外交策略，透過展覽展開國際交流工作，將中華文化 國際化。國際輸出展如：奉令持續辦理1973 年第 12 屆「巴西聖保羅雙年展」，
1974 年與 1981 年分別在法國巴黎舉辦「中華民國現代藝術展」與「中國現代繪 畫新趨向展」；1975 年至 1978 年舉辦「20 世紀中國名家畫展」歐洲巡迴；1978 年中美斷交後首次赴美展出「中華民國當代書畫巡迴展」；1980 年「渡海三家：
張大千、黃君璧、溥心畬畫展」至新加坡國家畫廊展出；1984 年至 1985 年「中 國四千年玉器展」於美國巡展等。此外，史博在國家陸續失去友邦後，轉而透過 民間機構以及博物館館際交流所舉辦的輸入展，如：1973 年繼我國與日本斷交後 首次辦理的「川端康成文藝生涯展」、1975 年「中西名家畫展」、1977 年日本 雕刻之森美術館之「畢卡索陶藝展」、1981 年「中日現代陶藝家作品展」、1984 年美國賓州大學博物館輸入「古埃及文物特展」等。除了國際外交部分，史博在 國內為加強國人之民族精神教育，亦持續辦理歷史文物展覽，如1975 年「中華 河山勝蹟展」，1976 年「佛教文物藝術展」、「北京人生態展」、1979 年「中 華民俗文物展」等；另外，由於臺灣主體意識抬頭，館方也開始舉辦本土性展覽，
以順應社會變遷，如1978 年「臺灣山地藝術展」。茲擇上述幾項重要展覽概述 如下，以具體說明史博配合國策與重大局勢的舉措。
一、奉辦之國內特展：發揚民族精神教育
（一）成立初展：五千年中華歷史文化（1956）
1956 年 3 月 12 日，史博開館時舉辦一場史無前例的成立初展，旨於展出 五千年中華歷史文化，以部分實物、標本、模型、圖片作展示陳列，輔以實證文 字，依照國禮樂教育之立國精神，系統性地向觀眾介紹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與文 化，以建立國人的歷史感。展覽具體內容為：1. 禮．樂（模型）、2. 歌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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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道具、面譜等）、3. 交通（戰車及海舶模型）、4. 用具（石、陶、玉、銅、
漆、鐵、瓷等）、5. 文房（文案家具、筆墨硯臺）、6. 家具（室內陳設）、7. 工 具（如天工開物所載者）、8. 國家上之首都（如西京、北平）、9. 名勝．建築（如 龎塔、盧溝橋、華山、廬山、孔廟、靈隱寺等）、10. 服裝．織物（漢、藏、日、
韓、越等服飾與刺鏽、織錦等）、11. 印刷術、12. 游藝（娛樂競技）、13. 人像（聖 哲畫像、巨型彩畫）、14. 宗教文物（美術法器）、15. 敦煌石室（以壁畫為主）；
16. 配合各室（書畫）24。（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編，1956：1-2；圖 3-25）
成立初展表現了館方具體落實國家的指示，組成建館團隊，運用知識生產的 方式，依照編年體式與文物分類方式，向臺灣民眾以單一主體文化，介紹中華文 化與文物的歷史脈絡與發；專家們設計各類主題以涵蓋文化的各個面向，再透過 藝術家與建築學家製作各種代表性的圖片與模型，以有效彰顯國族主義一脈相承 的知識系譜，而這個企圖心，特別是在第1 室「禮．樂」與第 13 室「人像」得 到具體落實，但其他展室只以類別區分，沒有文物脈絡，可謂「斗室洋洋大觀」、
「滿目琳瑯」（黃順華，1956：臺灣新生報，臺北版），當時就有觀眾指出：「就 一般文教觀眾的評論言，以為這次展出仍嫌規模太小，關於該館內部陳列多不合 博物館學，宜即聘專家予以改正。」（萬香堂，1956：自由人 2 版）在開館之初，
史博力求完整呈現中華文明，以提升社會大眾對本國歷史的認知，雖評價不一，
但對當時社會產生了一定的成效。本文認為，這項展覽正是博物館為了達到國家 賦予的時代任務，由學者專家集體創作，藉著實物、模型、圖片陳列和淺顯文字，
一手打造「文化中國」，進行詮釋與再現，讓觀眾能獲得系統性知識的實例說明，
也讓史博成為戰後臺灣的國立博物館展示教育的先行者，以及現代博物館發展歷 程中的一個重要開端。（陳嘉翎，2017）
24 成立初展於展出前的史博檔案中，原設計為 20 室，經呈教育部部長張其昀指示後將同質 性之陳列室的禮器與樂器、名勝與建築、服裝與織物6 室合併後為 16 室。（史博檔案，
0000421955：00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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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1956 年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史博）成立初展 16 個陳列室平面圖與展出實況
圖說（按陳列室順序）：
①1956 年 3 月 12 日，史博正式揭幕開館，館長包遵彭陪同副總統陳誠與教育部部長張其昀等人入內參觀
② 模型與照片展示狀況
③ 部長張其昀等人觀賞車馬模型
④ ⑤1956 年美國婦女協會訪華團體與臺灣民眾分別參觀
⑥1957 年 12 月韓國訪問團觀賞北平天壇建築模型
⑦ 建築模型複製展品
⑧ 首位收藏家張默君捐贈博物館玉器典禮於人像室舉行
⑨1957 年年 9 月 24 日包遵彭館長帶領田樞機主教參觀
⑩1956 年 3 月 12 日史博館揭幕後，教育部部長張其昀入內參觀佛教法器 民眾參觀法器室照片
1957 年 12 月韓國訪問團參觀敦煌壁畫石室
① ②
⑨
⑤
⑦
⑩
⑧
④
⑥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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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原文物特展」與「日本歸還古物特展」（1956）
1956 年 7 月，史博奉令陸續接收教育部撥交之河南省運臺及戰後日本歸還之 兩批古物。1949 年由政府自重慶搶運來臺的河南博物館館藏中原文物，1950 年 在聯合管理處開箱查驗時，此批文物因原本包裝粗疏零亂不堪，銅器、陶器盡皆 破碎，但是包遵彭館長在接收古物後，迅速安排專家進行修復（史美字第183 號，
圖3-26）。戰後日本歸還古物則為考古學家李濟代表中國赴日交涉，索討回國的 中日戰爭期間日軍在大陸掠奪所得文物（陳嘉翎，2016），箱內甚至還藏有廢砲
圖3-26）。戰後日本歸還古物則為考古學家李濟代表中國赴日交涉，索討回國的 中日戰爭期間日軍在大陸掠奪所得文物（陳嘉翎，2016），箱內甚至還藏有廢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