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ii來源：史博） 190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990 年代，西方博物館學界在新博物館學強調不可忽視博物館其政治、
意識形態或美學面向的啟蒙下，開始關注博物館與文化政治的密切關係（Peter Vergo，1989；呂佩怡，2011：36）。此議題近年來在我國博物館界也受到熱烈 討論 1，並常以臺灣百年博物館事業發展中的國立博物館 2 為主要研究對象 3，藉 以探討由中央政府治理的博物館，如何依循國家文化政策來實踐與演化的結果。
例如以目前在臺灣博物館學界討論的對象中，最能作為代表者為：一、1908 年，
日本帝國在臺北建造的總督府博物館（今臺灣博物館），乃為向西方宣揚其對殖 民地統治下殖產興業的成果；二、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政府）遷 臺後，分別於1955 年創建的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與 1965 年恢復的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此二者是為了復興中華文化與宣揚國威的政 治實體。以上三座博物館的設置，皆具體反映了臺灣的博物館在我國現代化發展 過程中的一個主要現象 4，即：國立博物館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Louis
1 國外大概 1990 初開始討論博物館的文化政治。國內當時以博物館學季刊引介翻譯的國外文章 為主，新博物館學論述開始觸及。張譽騰、黃旭、王嵩山（科博館內）等人為代表。
2 本論文對國立博物館的定義，乃根據《我國國立博物館組織定位與經營模式之研究》所提出之 國立博物館的定義如下（此為充份條件，博物館具備其中一項以上即可稱之）：一、國立博物 館代表國家，其建築本身常具有國家象徵性。二、國立博物館應具有國家級收藏品。三、國立 博物館為國家文教政策性的產物。另外，國立博物館的主管機關多為中央政府且經費來自中 央，應較其他市立/ 縣立的公立博物館擁有更多的資源、使命及任務（此為重要條件，但非充 分條件）。（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2011：35-36）
3 例如臺灣博物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科學博物館等。
4 郭瑞坤（2012：1）：「博物館不僅是現代性歷史與思維的產物，還是塑造現代性經驗與心態 的重要媒介。這個摩登機器隨著日本殖民臺灣社會而帶入現代性經驗，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為最 著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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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usser，1971），與國家文化政策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深入而言，臺灣歷經 日治時代、威權統治、民主轉型、政黨輪替等不同時期的社會變遷，讓國家政策 因而在日本殖民文化、中華文化復興與臺灣本土文化等不同意識形態下疊有遞 嬗，並深刻影響著由中央設立的國立博物館其創建與發展。因此，國立博物館作 為現代文化的客體，對臺灣社會產生的歷史意義與文化價值為何，遂引發作者的 關注與思考。
西方博物館自18、19 世紀以來，從私人收藏逐漸轉變成公眾場域，以作為 社會教育的機構；然而隨著帝國主義的盛行，國家力量開始介入，使得國家級的 博物館開始具有文化與政治的雙重性格，成為表現帝國豐采的工具，如：1792 年，
法國拿破崙大帝將羅浮宮對公眾開放，並命名「共和國博物館」（Museum of the Republic），用以呈現共和政體理想並作為服務民眾的象徵（張譽騰，2000）。
在戰後臺灣現代化的過程中，博物館事業也隨之開展，並承接了上述的西方模式，
將博物館視為一個文明化機制且被國家高度運用（郭瑞坤，2012）。此機制可謂 從1953 年中華民國教育部頒布〈社會教育法〉開始，將博物館納入作為社會教 育機構的一環，同時成為現代博物館發展的肇端，到1980 年代國家推動十二項 建設，正式廣開臺灣博物館事業，在文化政治與國家政策的需求下，設置國立博 物館作為代表國家的機構與形象成為首要目標，它肩負著國家認同與傳遞文化知 識的主要任務（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2011）。上述說明了政府為何 要設置國立博物館的迫切原因，此正呼應了Tony Bennett（1995：19）所提政府 與文化治理的概念：「博物館的誕生乃是為了政府治理的目的，並以文化作為手 段，進而產生另一種新的權力運作形式。」在上述的概念下，作者認為在目前臺 灣眾多的國立博物館館所中，創建於1955 年的史博作為戰後臺灣第一所國立博 物館，正足以具體說明國家文化政策對一座國立博物館創建與發展的影響。史博 創建於臺灣回歸中華民國的第10 年，當時社會正值從日本化轉向中國化的階段，
它的成立不僅將臺灣的現代博物館性質由自然史博物館轉向成為人文歷史博物 館，同時也將其形式從殖民式的帝國主義博物館轉向成為中國威權式的博物館，
可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全力實踐國家政策，包括：「去日本化、再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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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抗俄」、「反共復國」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1987 年政府解除戒嚴以後，開 始推行組織再造，歷經三次政黨輪替，史博因而又配合本土化、全球化、在地化 等臺灣主體意識政策與當代思潮，積極從事不同的轉型與創新，以求永續經營。
所以，史博60 餘年來的總體發展，揭露著國家統理的政策與文化運作的邏輯，
這段演化歷程的開端，如今仍可從其身上所留下的歷史印記得到證明：博物館 的中國北方宮殿式建築，及其大門入口兩側石柱分別嵌刻「國立歷史博物館 蔣中 正」與「國家畫廊 美齡」兩塊牌匾，為國家元首及第一夫人所親題（圖 1-1），此不 僅標誌了這座博物館國家級的身分證，也宣示其誕生時與生俱來的政治使命。
基於上述，作者將以國家文化政策對國立博物館創建與發展的影響作為議 題，並以史博為例，進行個案研究，主要動機有四：
一、作者深受Tony Bennett 的影響，認為其提出博物館的誕生是為了政府治 理目的，並透過文化作為手段來產生新的權力運作形式之學術理論，可用以定義 國家設立國立博物館其背後的目的。而戰後臺灣第一所擁有「國立」光環的史博 則可作為此理論的典型範例，因為其總體演化歷程正對應於我國國家文化政策需 求與博物館的發展脈絡，透過由國家政治任命的史博歷任館長，他們不斷地以新 的權力進行文化治理，進而讓博物館產生不同的肌理與樣貌。此驗證了Bennett 學說的論點。
圖 1-1 國立歷史博物館歷史印記：博物館的中國北方宮殿 式建築，及其大門入口兩側石柱分別嵌刻「國立歷史博物 館 蔣中正」（右）與「國家畫廊 美齡」（左）（圖片來源：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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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文獻考察發現，賴瑛瑛（2008）以《展覽反思與論述實踐：臺北市立 美術館歷任館長展覽方針與策略之研究（1983-2006）》，針對市府政策變遷下 歷任館長所主導的展覽機制，對於臺灣美術發展的影響作分期探討與反思，啟發 作者選擇以史博進行個案研究與論文架構思考。此外，雖然目前學界對於國家文 化政策與博物館方面的研究，已反覆討論且累積了一定成果（附錄一），但諸些 論文對於史博的探討，大多為概論、例舉，或與其它國立館所並置的形式，而以 史博為例的主題，又主要著重在超級特展、行銷管理、推廣教育、數位化科技、
志工導覽、組織再造等面向，鮮少以國家文化政策與史博作統合性探討的主題，
顯見此議題仍有許多亟待補述與研究的空間。
三、作者自美返臺後，有幸進入史博服務迄今滿20 年，長期以來參與館內 各種大小型國內外、兩岸特展之籌劃辦理、國內外研討會與座談會企劃辦理、前 輩藝術家/ 文化行政耆老口述歷史與館史研究資料庫建置、專書與展覽圖錄規劃 出版等博物館行政實務，得以全面觀察且深刻體驗史博在不同館長的領導下，如 何奉行國家政策營運的過程。作者並透過此一文化工作，有感於一位史博從業人 員在面對眾多館外人士常以史博為例，從事研究、評論的同時，也應以內部的角 度取徑，試圖提供大眾另一種觀看史博的視野與理解。
四、作者在史博長期工作後，深感曾自美國學習之博物館理論與實務已無法 與時俱進，在今日實有繼續進修之必要，故期藉此論文的研究與撰寫，提升自我 對史博的考察與認識，對梳理館史文獻略盡棉薄之力，深化與拓展史博的歷史意 義與文化價值，並作為個人對職場與學界的小小貢獻。
基於前揭動機，本論文之研究目的有四，包括：
一、威權時期的國家文化政策如何影響史博的創建：探討史博為何誕生與如 何建構，何以在此時被視為具有文化治理之用。
二、威權時期下的國家文化政策如何影響史博的發展：考掘史博成立初始配 合國家文化政策的打造過程。
三、民主鞏固時期的國家文化政策如何影響史博的轉型：史博如何因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