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遵彭認為，一如物理化學之有實驗室，博物館亦須建立研究工作的環境與 設備，供給學者專家之研究，適應學校授課之需要，故創設「教學研究室」，包括：
歷史與美術兩類，以達到今日所謂「詮釋與溝通」之功能。史博運用中原文物，
展開一連串的演繹：
一、用歷史編年體式舉辦專題演講與展示陳列，以商周文明為起點，上溯到 史前石器時代的古代文明，下溯到中國歷代文化，並配合其他陸續徵集入藏的歷 史文物，具體介紹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圖3-69）
二、1961 年，史博設置「歷史教學研究室」（圖 3-70），在於提升國人民 族精神教育，以大力輔助學校教授國史教育，提供五千年中華歷史文化的參考物 證，並設置「歷史教學研究委員會」74，其任務如下：（一）設置歷史教學研究室，
充實設備，供給學校歷史教學；（二）設置專門研究室，供國內外專家研究實驗 等有關事宜（圖3-71）；（三）歷史文物之調查、蒐集、整理、研究等事項；（四）
研究文物複製品及歷史圖表，推廣國史教育。
三、1963 年，史博增建「美術教學研究室」（圖 3-72），供給各級學校教 師研究及授課之用，經常陳列歷代名作，附具畫架器材，供學生及愛好美術人士 臨摹欣賞；同時，成立美術委員會，以從事美術考古、古代美術品鑑定、審查參 加國際展覽作品暨審議國家畫廊展覽及入藏作品。
74 根據歷史博物館組織規程第五條之規定，敦聘專家 25 人為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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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著手編印相關學術性之研究報告75，均譯成英文，附精印插圖，供應一 般學者研究參考、國際博物館交換與國際學術機構資料之用。
史博透過上述的研究與發展，向觀眾們再現中華歷代文明與推展美術教育，
主要為加強國人之民族精神，且回應總統手著《育樂兩篇》應重視美育的呼籲。
館長王宇清與何浩天，仍立基於前館長包遵彭時期向民眾講授中華歷代文明 與推展美術教育。然而，因配合1970 至 1980 年代國家對內與對外環境的巨大變 遷，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號召成為博物館營運主軸，致力強化與提升國人之國 族精神教育。在國內，史博於館內持續開設美術研究班與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
75 計有：勞榦《敦煌藝術》、李書華《造紙的傳播及古紙的發現》、董作賓《殷墟甲骨文字》、
莊尚嚴《歷代瓷器述要》、譚旦冏《商周銅器》、石璋如《中國陶器演變》、趙鐵寒《中國 火藥》、顧華《宗教文物》、姚夢谷《中國古玉》、羅錦堂《歷代圖書版本志要》等10 冊。
圖3-69 1959 年 3 月 31 日館長 包遵彭為國際婦女導覽河南中原 文物（圖片來源：史博）
圖3-70 1962 年 12 月 29 日董作賓於歷史教學研究 室進行甲骨文專題演講現場（圖片來源：史博）
圖3-71 1962 年國際學者來館研究。左起 館長包遵彭、英國倫韓斯福教授、秘書姚 夢谷（圖片來源：史博）
圖3-72 1950-1960 年代美術教學研究室中 學生學習素描情景（圖片來源：史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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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民眾講授中華藝術史、藝術理論、水墨畫創作示範等（圖3-73）；同時，也開 始加入現代藝術的課程，邀請青年畫家示範創作，例如現代版畫家廖修平即曾教 授現代絹印課程（圖3-74）。同時，史博也走出博物館館內的美術教室與演講廳，
到館外直接傳授中華藝術與文物課程，例如何浩天館長即曾為政府公部門作在職 人員之美育培訓（圖3-75）。史博甚至把中華美術教育的觸角延伸至海外，聘請 黃君璧、孫多慈等水墨名家在國外展覽場域進行即席揮毫創作，讓國際人士得以 直接了解中國藝術的繪製過程。（圖3-76、3-77）
除了專業人員的示範與講授外，史博在此時期也開始自主性舉辦國內小型 研討會與國際大型學術研討會，主題大多以中華文物與博物館學相關議題（圖 3-78）。例如 1976 年的亞太地區博物館研討會，以討論「博物館之行政管理與 古物保存與修復」為主題，邀請歐、美、日、韓、印、菲、澳、紐等與史博友好 之國際友人蒞臨，顯見史博在展覽與政治之外，為國家開闢了另一種得以增進友 邦情誼的專業人員學術交流管道。
此外，出版方面，館方除了持續出版包遵彭時期以來的中華歷史文物叢書外，
從何浩天館長時期開始，配合每項展覽印製專門圖錄，以延續展覽的傳播、效益 與對話功能，讓史博的專業性得以累積與建立，並成為史博的優良傳統；迄1990 年代中期黃光男館長時期發揮到最高點。
圖3-73 1970 年王宇清館長主持美術研究 班上課情形（圖片來源：史博）
圖3-74 1970 年代廖修平在史博教授現代 絹印情景（圖片來源：史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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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自1950 至 1960 年代，史博以人文歷史作為定位的國立博物館，在包遵彭館 長掌理14 年的任期中，全力配合國家政策，從文化清潔、戰鬥文藝、反共抗俄、
反共復國到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致力於去日本化、再中國化，側重於現代中華文 化的發展與宣揚，透過展覽籌劃、文物蒐藏與教育推廣，全面動員，進行一場保 衛歷史文化的戰爭。對內要鼓舞與啟迪國人的民族精神，利用精神動員來爭取人 民支持政府，並教育大眾投身反攻復國大業；對外要成為一個文化中國的展示櫥 窗，以建立中華民國統治者的正當性與正統性，成為「自由中國」的堡壘。
包遵彭時期在國策的指標下，從1955 年創建伊始的「真空館」，以想像複 製為方法，到1957 年中原文物入藏後將其打造為「國寶」，成為國族意識的象 徵，至此脫胎換骨，成為真正的第一座國家級的博物館，正式展開一段精采的展 演─從奉辦國內展覽與國際展覽的出入與輸出、博物館自主性籌劃特展適時配
圖3-75 1974 年何浩天館長為交通部觀光 從業人員授課（圖片來源：史博）
圖3-77 1970 年史博在新加坡國家畫廊舉 辦渡海三家畫展，黃君璧特於展場為觀眾 揮毫示範（圖片來源：史博）
圖3-76 1974 年姚夢谷於史博教授花鳥水 墨繪畫情景（圖片來源：史博）
圖3-78 1972 年王宇清館長主持佛教藝術 研討會（圖片來源：史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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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策，甚至另闢蹊徑以現代藝術爭取中華民國的國際目光，且意外引領臺灣戰 後現代繪畫的發展等等；此外也透過文物蒐集、社會教育推廣，重新敘述中華民 國在臺灣的歷史敘事，全方位顯示了史博成功地實踐了國家從1950 至 1960 年代 所賦予的時代任務。包遵彭因此將「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正式更名為「國立歷 史博物館」，以象徵文化道統的延續，並呈請蔣中正總統題匾，讓這座國家級的 博物館得以「升級」，進一步承載政治任務與發揚中華文化。然而，在史博擁有
「國立」博物館光環與運用政治的力量實踐國策的同時，也曾因政治權力的介入 而顯得無可奈何，例如著名的「秦松事件」，即讓我們看到了在1960 年代戒嚴 時期，於國立博物館的場域中所發生的一場政治與藝術的緊張對決。本文以Tony Bennett（1995）一種傅柯式（Foucauldian）的透視─作為社教場域的公共博物 館，其實也是一個心態的感化院─來觀看包遵彭治理史博的文化政治功能，對 於政府創設史博用以進行文化治理的動機不言而喻。包遵彭時期可謂是史博在國 策下實踐政府制定規訓權力的努力，並讓博物館成為喚發國族意識的治理術之 一。史博作為國家論述的實體空間以推展國族主義，不僅刻劃了國家運用博物館 進行文化治理的軌跡，也記載了史博在國家政策的影響下尋找自我發展的途徑。
若說臺灣是國族認同的實驗室，那麼史博的包遵彭館長就是最佳的實驗者。換言 之，包遵彭時期可謂作為社教機構的博物館實踐國家規訓權力，來達到凝聚國族 意識與認同，最具代表性的一段歷史過程。
1970 至 1980 年代期間，王宇清與何浩天館長秉承包遵彭館長之志，再接再 厲，主要工作方向的兩項重點為：對內加強發揚國族精神，對外推展國際文化交 流。王宇清時期雖然只有4 年，卻經歷了國家幾項重大事件與局勢變化，讓史博 作為國家機器的職能發揮到最高點；何浩天時期12 年，國家更面臨國內政局變 化與國際外交上一連串的挫敗，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間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 府的地位大幅下降，加上當時史博已非國內唯一國家成立的社教機構，於是全力 向海外發展，秉持「讓中華文化繞著地球轉」的文化外交策略，隨時奉派參加重 要的國際性大型展覽，爭取國家在國際間的能見度，提升政府的正統性，並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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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展開競合，把「中華文化送到海外去」成為中華民國提醒世人它的存在之主要 方式，繆力進行一場「海外文化戰爭」，其最終目的乃在於使臺灣成為中華文化 的唯一寶庫與道統的傳承者。綜上所述，史博自195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中期，
正值世界潮流中博物館發展脈絡下的國家威權展現階段，以及政府播遷來臺前後 至文建會成立前整個以黨領政時期，復加上特殊的民族主義色彩，遂成為由上而 下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透過典藏、展覽與推廣，全力落實以三民主義文化建設 為復國建國策略，與外交政治的運用。迄1980 年代文建會成立，國家文化政策 轉向，現代化的博物館隨之誕生，從中華文化轉向世界與本土，史博原所肩負的
「維護與發揚民族傳統文化」的政治使命，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而須轉變，至此完 成階段性的任務，並面對新時代的挑戰與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