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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A.D.）
六十九歲
位，華不從；
四月，梁王彤、趙 王倫矯詔廢賈后 為庶人，張華、裴 頠皆遇害，賈謐及 黨與數十人皆伏 誅；
華二子同時遇 害，韙子興過江 後，為丞相掾，太 子舍人。
子韙及閰纘勸華 遜位，華不從；
四月，梁王彤、趙 王倫矯詔廢賈 后，張華、裴頠皆 遇害，賈謐及黨與 數十人，皆伏誅。
頠等同日遇害。
由繫年比較表追索，《博物志》的殺青年代仍未可知，因《博物志》並未提及任 何成書資訊，故若強硬地的制定出成書年代，反倒不妥。且由通行本卷四「積油」
條，可知《博物志》的收錄最晚至武帝泰始年間，廖、姜二氏的繫年，大致雷同，
年分差距不大，姜亮夫認為茂先於武帝咸寧三年奏《博物志》於帝324，廖蔚卿 先生則持保留態度，並不硬性定出具體成書時間。但由兩人的繫年，可以看出茂 先大致的仕宦經歷，證實他博物問政的可能，以及書寫《博物志》的時代需求。
第二節 《博物志》體例分析
「博物君子」兼重口耳傳聞和典墳知識來源，而又與志怪小說的成書方式按 合，則可思考《博物志》的成書是否反映了作者張華的知識來源，以及其體裁選 擇的義涵。
由上一節的考核可知，張華所處的魏晉朝，因門第制度而重人物品鑑及文學 才幹，造成士人對博物學有了政治謀劃及為文用典的迫切需求。茂先以博物參政，
其志怪著作《博物志》則反映出他的博物見解，乃一時代之產物。由作者和作品 的關聯分析，或可抽繹出全書的體例安排及措意，有助於理解《博物志》書寫產 生的背景及動機。
究竟《博物志》是本甚麼樣的作品？為何被寫成殘叢小語的體式？與前述之 思想背景有何關聯？底下就書寫形制、創作動機逐步分析。
324 姜亮夫認為，張華的創作巔峰當在中年，但在參與伐吳之役後，深為國家重臣的他，必不暇 搜奇尋怪，而《博物志》的寫成，應在整理記籍、專職藝文之際，故定在此年。見氏著：《張華 年譜》，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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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美與異。在這個志人、志怪小說互相影響的時代裡，志怪小說也有此習染。
故《博物志》除了蒐羅怪奇傳說之外，還收錄了一些近乎志人小說的片段，例如：
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
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328，故時人為其語曰：「公慚卿，卿慚長。」
（卷六，頁 72）
在時人的取笑間，簡筆勾劃出當時對名士威德的評價，側面補充了陳寔家族漸衰 的變遷。這類志人言語、家世記述，於《博物志》並不多見。《博物志》對於當 世知名人物的敘述，還是以知識補充的態度，取可供記憶的小片段故事記錄，人 物的言談風貌、機智、個性，並非記述的目的。但受到時風影響，偶一為之。有 關人事，《博物志》泰半引自他書 329，這可能是因為張華無法眼見耳聞，故抄引 他書，以填補知識空缺，且這類名士風流也非全書要旨。
在當時重視言語捷悟的風氣底下，博學多聞以積聚知識，是當時知識分子的 必要手段，即便是怪力亂神之語，也能成為展示文化資本的資源。文學優博既是 文化資本的展現，反映在文獻上，便是志怪、志人這類的短書勃興。
然志怪與志人雖在魏晉南北朝相互影響，「志怪」的淵源卻較「志人」來得 悠遠330。「志怪」之名始見於《莊子‧逍遙遊》，此名之始，雖不限於文體，但 卻帶有「記異」的特質，所誌之「怪」便是鵬鳥異於尋常的棲性，以及超越一般 常數，巨大的身體、廣博的環境。這種「非常」的物事，構成「志怪」大書特書 的內容。可以說魏晉對於人物的特殊品賞，也和志怪喜愛非常事物的性格有關。
而志人與志怪的交互作用，也能在志人小說裡找到若干佐證，例如《世說新 語‧德行》：「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蠟日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 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331這是《世說 新語》少數關於張華的記述之一。有人向張華提起此事，除了請益他對於王朗的 看法，可能還借重茂先對於古代祭禮的博物式理解，以此判斷王朗行徑是否中禮。
足見茂先的「博物」聲名及性格，有益於聚集這類奇特的傳聞，擴張他的博物資 料庫。在張華的博物資料庫中，「人物」賞鑑也是極重要的一項。魏晉因九品官 人法加上清談之風，特重人物的鑑賞，茂先雖不熱中於玄談，卻也對人物的評賞 獨具隻眼。表現於博物書寫中，即是部分近似志人的人物事跡記述。
然而異於志人小說的書寫，人物的風度與言行，並非《博物志》的主要興趣，
328 據《魏志‧陳泰傳》注引《博物記》補。
329 唐久寵：《博物志校釋‧序》，頁 16。
330 「志人」的筆法雖古已有之，但此名卻遲至民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方定。
331 《世說新語》，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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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體裁最鮮明的特色「怪」，《博物志》著力於開發出人物特異於常之處。在《博 物志》的博物書寫裡，也隱括了一些人物事例332，但基於志怪文體的選擇，書 中並不進行人物評貶。
（二）小說家或雜家？
《博物志》記載了許多亡佚的、專業的甚至是偶然得到的生冷知識，加上張 華博物君子的箭垛人物形象，成為後代類書、校箋者喜愛引用的寶典，無形中也 帶有類書的功能。
現知最早的「類書」，當為魏文帝詔編的《皇覽》，類屬「雜家」333。這部「使 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的大書，內容不避鬼神變異之事，以求廣 博地收羅知識，書寫體制則盡量簡短，叢集的形制，頗類志怪小說。然而這類作 品，其氾濫無涯的編纂，靠著「隨類相從」而有序。摘編資料一開始是為帝王節 省讀書時間，後成為書寫參考而服務，對於所記的物事，並無判斷和試誤的探究 欲望，也無創作之意；作為書抄摘要，必須仔細標明引書條目，「分類」、「摘編」、
「註明出處」，成為類書最顯著的特色334。然而《博物志》的體制雖簡短，嗜奇 愛博，卻有針對「怪奇」事類而作的明確目的，書寫內容或得自街談巷議，或取 古傳說加工，都經過一番削刪、潤飾，而未必條條註明出處，直須靠文字敘述取 信。這些使《博物志》更近似小說，而非創作參考的類書。
在書志分類中，《博物志》在「雜家」與「小說家」之間來回，可見歷代書 目家對於《博物志》一書，存在著分歧的歸類意見。以《隋志》為例，《博物志》
被置於子部雜家，同見於此分類的作品還有《呂氏春秋》、《淮南子》、《傅子》、《皇 覽》、《類苑》、《高僧傳》等。在《隋志》子部十四家中，雜家的劃分標準為：
雜者，兼儒、墨之道，通眾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古者，
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放者為 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羨，而無所指歸。335 可知《隋志》的歸類標準，在於這類作品往往不專於某家思想，而帶有「兼通」
的個性，除了帶有古史的記言述事性格，還與王者興亡禍福之道有關。但這類作 品因為混通各家思想，不專精的結果，往往使得文字駁雜，而難求指歸。
至於小說家的題旨，《隋志》則認定作：
332 例如卷七「徐偃王」、卷八「孔子東遊」等，詳見本章後續分析及本研究卷末之條目附表。
333 《皇覽》的編著者為劉卲尚著有《人物志》一書，對人物進行品第分類，同屬雜家書。
334 參考李劍國 2012 年於臺大「文獻學專題：書目‧類書」課程講義。
335 《隋書‧經籍志》，頁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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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者，街說巷語之說也。《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詢于芻蕘。古者聖 人在上，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
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 説，靡不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 知地俗」；而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 觀衣物」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336
《隋志》繼承《漢志》的看法，將「小說」定位成「街談巷語」的傳錄，是古代 王政「觀風俗，知薄厚」的遺緒，雖是小道，卻有其存在價值。
比較此兩段評述，可知《隋志》劃分雜家與小說家的依據，當為文本性質，
對於書籍的體裁，並未深入區別，否則具備「知風俗、觀得失」之能的《博物志》， 同樣也蒐羅進「街談巷語」之文，實可編入小說者流。《隋志》的編成在唐貞觀 十年（西元 636 年），去魏晉未遠，對於鬼神記事仍持有莫大興趣和包容。但宋 代以後，儒家理性主義強勢回歸，《博物志》、《神異經》等極類《山海經》的博 物語怪之書，被視作怪力亂神的虛構之作，而劃入志怪小說之林。
與雜家的「子鈔、雜書鈔」體有關，小說家與雜家「殆同出而異名」337，唐 前對於小說的概念尚未成為系統，且《博物志》的博物書寫又與雜記小說《搜神》、
《異苑》體不類同，而雜有逸史、軼聞、神話傳說、藥方、方術、地理等知識，
文學成分不高。然而《博物志》不以史鈔為目標，也沒有成一家之言以言道的追 求，雖廣記方術異說，實為士階層的知識興趣，而有引為談資、致取聲譽甚至是 政治決策的實用可行性。
透過短小的文字篇幅，廣搜舊聞，《博物志》實與雜家者流，有異曲同工之 妙，故《隋志》等書目將之歸於雜家。但雜家的特性在於廣納諸家之言，同條共 貫，而成一家之言338，若根據宋刻本遺存的黃丕烈本《博物志》觀之，不僅沒 有次序相屬的編排，也沒有鎔鑄各家思想的企圖。可以說，《博物志》有若干雜 家「書抄」的記述性質，但其散漫的內容安排，並無成為雜家專書的可能。
且與雜家著作的比較，《博物志》除了卷數較少、大部分的敘述具有文學性，
對相同物事的記載，兩者也往往有不同的呈現。譬如《淮南鴻烈》：「猩猩知往而
對相同物事的記載，兩者也往往有不同的呈現。譬如《淮南鴻烈》：「猩猩知往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