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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及目的
近年來，學界掀起一股對「物」的探究浪潮，隨著「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1理論的引進，學界開始借用西方經驗回視中國古代文獻裡的「物」， 因而發現中國古代所謂的「物」，除了表現為對自然界的物類認識，後引申為分 類概念2，還包含形上學角度的哲學探索，及宗教儀式中對有形無形之物的信仰。
這些對「物」的觀照，蘊含中國傳統對宇宙世界的認知。
然與西方物質文化相對，中西對「物」的指涉範圍並不完全重疊，西方物質 文化研究關注外在於人的實有物體及附著其上的文化價值3，這套研究經驗是否 值得移植進中國文化脈絡中操作，尚待檢驗。相形之下，在中國古代，「物」是 種比物質更加廣泛的概念4。而中國古代文獻流露出對物的認知觀念，孕育自中 國古文化的語境中，此知識系統網絡的背後，自有一幅為古人所信奉的宇宙圖 示。
以往關於中國古代自然觀、博物觀的研究，早期如日人青木正兒5結合考據 方法的名物之學；或是引用西方的自然史、博物（館）學的觀點作為參照，如李 約瑟6、謝秀卉 7等；近來則慣用物質文化式的切入點，試著由「物質」的角度
1 關於臺灣學界的物質文化研究浪潮，或可追溯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於 2002 年舉辦的「物 與物質文化研討會」，重要研究成果可參《物與物質文化》（臺北：中研院民族所，2004）。後起 的研究者更進一步將明清生活史引為研究對象，或是與西方資本主義東漸並置討論。鄭毓瑜則將 研究觸角深溯至明清以前，試圖釐清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物與類的意義。相關研究收錄於陳珏主編：
《超越文本：物質文化研究新視野》（新竹：清大出版社，2011）。
2 如﹝東漢﹞劉劭《人物志‧體別》將人分成十二種品類：彊毅、雄悍、凌楷、弘普、休動、樸 露、柔順、懼慎、辨博、狷介、沉靜、韜譎。見﹝漢﹞劉劭原作；劉君祖撰述：《人物志》（臺北：
金楓出版社，1986），頁 39-41。
3 「物質文化」最早用於研究第三世界的文明和藝術，帶有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他 者性」。然而在馬克思主義、後殖民主義的深耕之下，漸轉向物質在時間、文化間的關係。隨著 科技發展，新的物質概念──「非固體物質」狀態，更加重於思考人和物之間的關係。參見孟悅：
〈甚麼是「物」及其文化？──關於物質文化的斷想〉，收錄於孟悅、羅鋼主編：《物質文化讀本‧
前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4 如余欣即不認為中國博物之學可以等同於物質文化研究，儘管二者有時有所交涉，詳見其《中 古異相──寫本時代的學術、信仰與社會‧導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5 （日）青木正兒著、范建明譯：《中華名物考（外一種）》（北京：中華書局，2005）。青木氏的
「名物學」偏重於物質的考究，其概念得自禮學的名物辨析，發端於訓詁學，以名物考證為終極 目標，為博物學的一支。
6 （美）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撰，陳立夫主譯：《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二冊（臺 北：臺灣商務，1973）。李約瑟從科技工藝的角度，看中國古代文明如何催化出中國式的科技。
在他的觀點裡，陰陽家和道家有別於西方「從屬性的」（subordinative） 和「因果性的」（causal）
思維方式，是一種「關聯性的」（correlative）或「聯想性的」（associative）思維方式。故他認為 道家思想是中國科學與技術的根本，而近乎道家的陰陽家則是中國古代科學思想的真正創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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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檢視傳統文獻，如鄭毓瑜先生8等。然而誠如許聖和在其碩論《「博物思維」
與六朝文學》9中整理先秦至魏晉六朝的博物思維，許氏認為中國的博物觀念之 演進，與西方濃厚的自然科學傾向之「博物學」自有所別，此說誠有見地。至於 大陸學者余欣10、彭兆榮11，則從中西文化比較，一面回應物質文化研究的熱潮，
同時指出中國博物之學與西方的差異點，或主張回歸傳世文獻的細讀、比勘，或 呼籲正視中國本有的博物傳統。
在前行研究者的啟發下，筆者亟思於古典文獻的載錄中找出中國古代對「物」
的知識範限，以回應學界的研究潮流。希望能跳脫以今視古的自矜心態，或是西 方物質文化式的思考，改從文本出發，循文學研究的方向，考察「博物」之學在 文本書寫的表現，以及此種書寫如何影響傳統的分類意識，其文體選擇又反映出 何種文化剪影，催生出何種書寫策略。希望借此以補足文學研究關於博物書寫的 缺環。
如何透析中國古代的博物學傳統，進而體會古人對生活周遭物事的定位，以 及知識系統的建構、分類概念，藉以確立中國的文化感，和對往後的文學影響，
正是筆者所迫切渴知的問題。
中國是否早有「博物之學」，學術界幾經討論，由早先西方物質文化式的思 考，轉向古典文獻的歸納。在此目標下，筆者認為「博物書寫」是較為合適的切 入點。在接受近代西方科學文明衝擊之前，中國自有一套觀照人事與世界的知識 體系。大陸學者余欣考察中國中古學術、信仰與社會，其見解是：
博物學是指關於物象（外部事物）以及人與物的關係的整體認知、研究範 式與心智體驗的集合。12
這種整體式的物象認知，對「物」的獨特認知，不僅表現在宗教神學的儀典，或
其中五行觀念本身就是自然主義的與科學性的。
7 謝秀卉：《山海經郭璞注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108-110。
謝氏碩論第四章〈郭璞對《山海經》的詮釋及後世評價〉提及郭璞注的博物觀點，引用西方自然 史傳統下的博物，作為對照，以提醒讀者必須注意中西對於自然定義的不同，在物類的分判上也 存在著差異。
8 鄭氏於〈類與物──古典詩文的「物」背景〉，突破以往「感物興情」的物我主從關係，雖然 取法物質文化的概念，卻不受理論拘限，她以細密的文獻分析，拂開先秦原典濃重的神話色彩，
從中歸結出物類連結的模式，看這些「物」的分類如何透過「類應」的感知，呈顯出詩人想要的 抒情效果。鄭氏從「物類」的體系建構，分析中國先秦至清的詩文創作模式，唯鄭氏似乎無意探 究這些物類的書寫，在不同時代、文體間的差異，其論述或限於切入角度，未及中國古小說的敘 述分析。相關論述集結於氏著：《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臺北：聯經，2012）。
9 許聖和：《「博物思維」與六朝文學》（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10 見余欣：〈導論：同相與異相〉，《中古異相──寫本時代的學術、信仰與社會》，頁 1-26。
11 彭兆榮：〈此「博物」亦或彼「博物」：這是一個問題〉，《文化遺產》第 4 期（2009 年）。
12 余欣：《中古異相──寫本時代的學術、信仰與社會》，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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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會制度的規範上，也作用於文字書寫的題材內容之中，為時人所共享之智識。
這套「博物之學」自秦漢洎明清，不絕如縷，見諸載籍，遂形成「博物書寫」13。 然此博物書寫又該如何定位？是否形成體系化的學問？這些問題仍尚待釐定，需 要更多的研究資料佐證。
巧合的是，西方「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的早期譯名也作「博物志」14， 而《博物志》既以「博物」為名，又為中國中古時代之文化產物，「中古」居文 化與學術發展之中樞，既承續周秦以降的文化資產，又啟發後世的學術發展，具 有研究空間。筆者因而興起鎖定《博物志》為研究對象的想法，藉著分析題名、
文本研究，了解一作家、一時代，不僅能補充中國別種與詩文相伴而生，卻因文 學藝術價值較低，而受到較少的研究重視的書寫傳統，以確認中國自有的「博物」
之學，提出與西方比較之可能。
魏晉六朝，繼承秦漢「博物君子」的傳統 15，人物品評之風反映在當時文學 作品中，除了表現為詩文賦的用典現象外16，還有以敘寫地理風物、異地勝域、
山川草木、奇禽異獸為主的「地理博物體志怪」17並行於時。在筆者有限的掌握 裡，現存之中國古籍裡，題名為晉人張華所作之志怪小說《博物志》18乃首本以
「博物」為題的專著，其中的寫作措意顯然與「博物書寫」關係深厚。李劍國由 文體、題材研究的角度，稱《博物志》承襲自《山海經》、《神異經》一系，但他 仍不免從小說藝術成就的優劣論之，認為《博物志》不足觀也。類似李氏的看法，
使得《博物志》長久以來無法在小說研究中獲得正視。為了探究博物之學在中國 魏晉時期的表現，筆者選擇從文獻及文學研究的角度出發，以西晉張華（字茂先，
232-300C.E.）《博物志》之傳世文本作為主要研究對象。
13 《釋名‧書契》：「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之簡紙永不滅也。」可知中國古代即肯定書 寫行為帶來的永恆價值：在於紀錄庶類於竹簡、紙片之上，傳播知識。關於「博物書寫」的詳細 定義，詳參第肆章的體例分析。
14 相關論述見（法）傅柯著；莫偉民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局，
2002），頁 169。
15 關於「博物」觀念在魏晉的轉換，以及如何影響志怪小說之書寫，可參許聖和碩論：《「博物 思維」與六朝文學》第四、五章。
16 高師莉芬曾就「炫耀博學」的心理角度分析元嘉詩人用典的原因，可見「博學」在整個魏晉 六朝有其時代需求與實踐，細部論述見高師著：《元嘉詩人用典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07）。
17 該分類參考李劍國的志怪小說三型說，共分成：(1)地理博物體：如漢《括地圖》、《神異經》、 張華《博物志》；(2)雜史雜傳體：《漢武故事》、《列仙傳》、葛洪《神仙傳》、王嘉《拾遺記》；(3) 雜記體：《異聞記》、干寶《搜神記》、《搜神後記》。見劉葉秋：〈古小說的新探索〉，收錄於李劍 國：《唐前志怪小說史（修訂本）》（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序頁 2、頁 25-26。
18 《晉書‧張華傳》：「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其他史書圖書目錄如《隋書‧
18 《晉書‧張華傳》：「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其他史書圖書目錄如《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