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基督徒的宋美齡
第二節、 去基督教與儒教的衝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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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了中國教育、醫療衛生以及社會風俗等方面的發展和改進。129
第二節、去基督教與儒教的衝突性
一、1920年代非基督教運動
從1922年至1927年，中國知識界曾掀起了一場波及全國十多個省，人員以知 識份子為主體，包括社會各界人士(共產黨人、國民黨人、國家主義者及無黨派 人士等)的抵制基督教的大規模思想文化運動，史稱非基督教運動。有關此次運 動形成的原因，孫濤認為是武力導引下的基督教勢力擴張、外交失敗下引發的民 族情緒、當時社會呈現出的反基督教思潮與中西宗教體系的巨大差異。130
帝國主義的武力征服與教會勢力的惡性膨脹相伴而行，給中國民眾的生存境 況帶來了極其嚴重的負面影響。處於屈辱地位的中國民眾，產生對帝國主義國家 的仇恨心理是必然的，這種仇恨心理波及到行為不端的在華基督教會應屬正常；
教會勢力由於有各自的帝國主義國家及租界當局保護，往往以其教民為爪牙、橫 行鄉里、飛揚跋扈，勢必也損害了士大夫階層的利益，從而使得知識份子從整個 中華民族的立場出發來評判洋教。隨著基督教勢力的進一步滲透，相當一部分知 識份子的抵制情緒最終會化作具體的行動；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激起了強 烈的民族情緒，導致全國民眾痛恨歐美列強，敵視歐美的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
進而排斥一切與歐美有關的事物，這其中就包括遍及中華大地的基督教勢力。131 此外，中國人民的宗教意識十分複雜，夾雜著各種宗教信仰的社會氛圍，使 得中國不像西方國家那樣注重單一信仰的堅持。而這也使得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時 將面對的種種阻礙。
中國幾千年的農業文明、宗法制度和儒家思想，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
129 蘇新有，「試論抗戰前基督教會在新生活運動中的角色和作用」，頁 29。
130 孫濤，「論非基督教運動的主要成因」，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6 期，頁 125~126。
13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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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以及以薩滿教為典型的多種民間宗教都對民族的宗教意識產生了合力化的 影響，決定了宗教意識的複雜化而又世俗化的傾向。在很多中國人的家庭中，會 把不同宗教的神靈供奉在一起，且儀式特別地缺乏西方宗教的程式化特點。正如 有些西方人所驚歎的，中國人自己早就把「儒、佛、道」三教組成了一個整體。
132
對於中國宗教的特性，許多學者都認為比起西方而言更具倫理或禮儀的色彩。
梁漱溟指出:「幾乎沒有宗教的人生，為中國文化一大特徵。」133 中國人參加宗 教活動的動機大多並非出自對宗教的虔誠信奉，而是出於參加一般世俗活動的心，
帶有濃厚的功利傾向。比較而言，基督教徒只信仰上帝，認為上帝無所不在、無 所不能、無所不知，他們的宗教感情是強烈排他的，因此，來中國的傳教士絕大 多數無法容忍中國人的宗教意識。134
中國思想文化體系直到民國年間均以儒家文化為核心，而儒家思想是為封建 統治者服務的政治文化，其目的是維護君主的絕對權威，因此，要用一整套的「禮」
來束縛人，這就顯得極近現實而缺乏神秘色彩。其實，在歷史上佛教和伊斯蘭教 在中國之所以能紮下根來，也是由於向儒教傳統作了妥協。基督教在同西方列強 的軍事進攻結合之前，也在不斷地向中國的本土宗教意識妥協，由於近代基督教 的傳播環境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因此，教會勢力轉而增添了堅持本我的勇氣。
然而，幾千年的中國文化傳統的變革並非指日可待，其中宗教意識的改變也一樣 艱難，倒是基督教的強權色彩隨著與中國民眾的接觸，尤其當此中國人倍感屈辱 的歲月更顯得濃厚了。135
孫濤認為，之所以在1920年代中國的十幾個省份出現了非基督教運動，原因 主要不在於基督教教義本身，而在於當時中國特定的社會背景和民族社會狀況。
132 克里斯蒂安‧喬基姆著、王平譯，中國的宗教精神（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1），頁
1。
133 梁漱溟，梁漱溟先生教育文錄（濟南：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1935），頁 46。
134 孫濤，「論非基督教運動的主要成因」，頁 128。
13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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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眾抵制基督教的情緒很快轉變為知識界的大規模的非基督教運動。136
二、禮義廉恥與聖經
新生活運動是從「禮義廉恥」四維去恢復中國傳統的思想。至於蔣介石對禮 義廉恥的推行，則著重於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和軍事教育，而引用儒 家傳統所說的「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使人在知識和體育達至完全，
成為文武雙全的人，以便抗敵救國。既然新生活運動主要是作「新民」，更新生 活、更新道德、更新行為、更新態度、更新服務、更新思維、更新工作，蔣介石 引用儒家《大學》所說：「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一個人都需要「日日新，
作新民」，137幫助學生、公務員、家庭成員，復興自我，分由全國省市各級官員著 力參與，大肆宣傳，在生活的素質得以提升，期能全國全民展現新的面貌，達至 國富民強從事抵禦日本侵略，除去列強不平等條約恥辱。138
新生活運動同時是一個民族文化復興運動，以儒家思想作為民族的正統精神，
強調「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的教育。當蔣介石出任行政院院長後，於二十三 年七月則通告全國定每年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誕辰，為固定紀念日，全國機關學 校舉行孔誕紀念大會，發揚孔子思想。是以孔子地位在新生活運動中獲得國民政 府官方的承認和肯定，由是備極推崇和發揚儒學。139
新生活運動中所發揚的基督精神，首先是欲增進民生精神。宋美齡指出新生 活運動是民眾生活大規模的運動，鼓勵教會信徒的參與，共同解決民生的責任。
誠如耶穌所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祂關懷社會弱 勢群體的需要，體察貧窮、哀働、柔弱、飢渴、可憐、受逼迫人的處境，著實從 食、衣、住、行、疾、苦各方面解決人類生活的問題，提升人們生活的素質。140
136 同上，頁 125~129。
13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4~5。
138 鎮江，新生活運動（江蘇：江南印書館，1934），頁 1~16。
139 李志剛，「從蔣介石和宋美齡所推行的新生活運動探究其儒家思想及基督精神」。宋美齡及其 時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7。
140 聖經•馬太福音，二十五: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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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食、衣、住、行的問題是教會所關注的問題。
再者，發揚基督教教義中的犧牲服務精神。十字架是基督教信仰的表徵，含 有基督教犧牲服務的精神，如耶穌有謂「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 是要服事人，並且捨命作多人的贖價。」141服務犧牲是基督徒在世生命的意義，
宋美齡為鼓勵信徒在新生活運動的參與，有謂：
「余伴余夫遍歷各省，每遇熱誠西教士在內地工作，與之接觸者，多能得到更 新之生命。余等當時，深怪我國受現代教育之男女同胞，願在內地擔任同樣工 作者，固未見其人，即贊同彼勇毅西教士之工作，為之從旁協助者，亦不可得。
豈我國受過近代教育之基督徒，尚未具備該西教士之犧牲服務精神耶？仰吾 人只知接受基督教之利益，而不願接受其責任與艱苦耶?須知基督教之中心，
為一十字架是即艱苦堅忍磨折之象徵，舍此即無基督教信仰可言。我等當前之 困難問題，若非多數準備追隨基督，自難望其有解決之一日也。」142
相互合作精神亦是出自聖經中。基督教徒每視個人的才智，乃屬上帝賦予的 恩賜，然而恩賜各有不同，但必須彼此合作，互補長短，以發揮整體的效益。保 羅有言：「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當看的，要照著 上帝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
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互相聯絡做肢體，
也是為此。」143所以宋美齡提及在推行新生活運動的時候，中國要與西方教會合 作，教會又要與政府合作。她提及:「願東方後起之教會，與西方先進之教會，
通力合作，為各村鎮之居民造就新生命。中國亦將感西方教會及時之合作而維新。
余並代表委員長，掬誠邀請教會，對新生活運動更實之合作。」144
最後，文明共享精神也是宋美齡亟欲在新運中宣揚的精神。耶穌在世，主張
141 聖經•馬太福音，十:45。
142 宋美齡，基督教與新生活（上海：廣學會，1937 年），頁 2~3。
143 聖經•羅馬書，十二，3~5。
144 宋美齡，基督教與新生活，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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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比受更為有福」145，使富有者捐出所有照顧，關愛貧窮的人，使貧窮的人分 享富人的成果，以達至均平的社會，此亦即恩賜的分享。146無論教育、傳道和社 會服務的慈善事業，都在推動分享的生活，使他人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獲得提 升。如宋美齡所言:
「人稱基督教為物質文明之代表，誠為確論。蓋近代人類壽命之延長，與幸福 之增加，皆由各種科學之發明，而基督教國家，為各種發明之策源地。邇來近 代化之生活，輸入我國甚速，而我國人亦不遲疑而接受之。較幸福之物質生活，
絕不應為少數人所獨享，應為一般人所共有，使此新生活普及民間，實為我基 督徒無可諉推卸之責任。」147
李志剛認為，蔣介石採用傳統禮、義、廉、恥四維的儒家思想，作為推行新 生活運動的主導思想，顯然是為了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而宋美齡在新生活運動 中之言基督精神，是要喚起中國基督教會信徒對新生活運動的重視和支持，期許
李志剛認為，蔣介石採用傳統禮、義、廉、恥四維的儒家思想，作為推行新 生活運動的主導思想，顯然是為了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而宋美齡在新生活運動 中之言基督精神，是要喚起中國基督教會信徒對新生活運動的重視和支持，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