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基督徒的宋美齡
第一節、 基督教與新生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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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督徒的宋美齡
基督教傳教士筆下的中國，是落後的民族，不文明的人種，待轉化的異教徒，
顯然與宋美齡心目中理想的中國應該重振民族精神，建立民族道德的角度，相互 呼應。本章欲探討身為基督徒的宋美齡如何將基督教帶入新生活運動中，又讓基 督教在新運中扮演如何的角色。首先，筆者必須先釐清民國初年時基督教在華勢 力的演變情形，從中探究基督教勢力的衰落與其加入新運的關聯性；再者，試圖 討論基督教與儒教間如何不衝突的相互並行在新運中，並從中看宋美齡在其過程 中的作用性。
第一節、 基督教與新生活運動
一、基督教在華勢力的演變
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後，國內民族意識高漲，反對基督教的聲浪漸起，非基 督教運動與南京政府的成立都讓基督教逐漸喪失了在中國的主流地位，而這也 導致基督教開始實踐中國本土化，並逐漸與中國社會和政治靠攏。
19 世紀中晚期，外國教會與傳教士是一支不容小覷的社會力量。它們是一 定時期中國外交關係中的一些主要話語物件，它們的態度影響著中外關係發展的 正常與否。它們也涉足中國的政治領域，對中國的資產階級維新、革命理論的形 成和實踐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起了先導作用。104
在政治方面，隨著辛亥革命的勝利、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全國民眾的國 家主權、主體意識日漸強烈，對外國教會插手中國教育、文化等領域普遍不滿，
認為這有損國家主權，於是在 20 年代，全國範圍內發起了一場持久的非基督教 運動，給他們在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野心以重創。南京政府成立以後，教
104 靳環宇、祁建峰，「邊際化：民國時期在華基督教會的生存態勢」，湖南第一師範學報，第 5 卷第 3 期（2005 年 9 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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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學校紛紛改弦易轍，教會在中國主流社會的最後陣地喪失殆盡。另外，進入民 國後，外國在華教會和傳教士之聲音在中國政治領域的逐漸消失，還在於當時中 國政治形勢的變化。北京政府時期，外國列強在華利益處於均勢；南京政府時期，
中國人民又肩負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重任。因此，當時的國外局勢相對單一 明瞭，國內政治的分野也日見鮮明。105
1920 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促使外國教會加快在中國 本土化的實踐和探索。在教會內部除更加注意起用中國籍神職人員和主要向中國 教徒勸募經費外，其政治傾向也逐漸與中國的主流社會力量合流，隨其演進。如 同在抗日戰爭時期，各地教會相應加入到中國全民族的抗戰中去，與中國人民一 道致力於救死扶傷的服務工作、抗戰救國的輿論宣傳工作等等。
從民國建立到 20 年代，在華基督教會的社會地位頗為獨立，與其原派遣國 關係緊密，在中國人眼中還具有相當濃的侵略色彩，並因而將它們視為應予打倒 的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一部分。106
二、傳教士在中國的形象與傳教政策轉變
傳教士在中國人民心中多半被視為外來者、迫害中國、吸血鬼等，其形象極 差。傳教士皆懷抱遠大理想前往中國傳教，他們希望能藉由基督教賦予他們的神 聖職責，拯救中國人，當然其中也包含了征服中國。然而，一連串的被排擠和碰 壁，都使傳教政策與定位不得不面臨轉變。
冀滿紅認為華傳教士在近代西方列強的侵華戰爭中扮演了一個極其重要而 又極不光彩的角色。他們為侵略軍搜集刺探情報，充當翻譯和嚮導，甚至直接參 與武裝侵略活動，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他們充當侵略軍的謀士，為侵略 軍出謀劃策，插手對中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由於他們長年在中國「傳教」，熟 悉中國的語言、地理、風俗習慣、風土人情，瞭解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狀況，
105 靳環宇、祁建峰，「邊際化：民國時期在華基督教會的生存態勢」，13~14。
106 同上，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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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Record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 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1877)，p32.
110 傳教士一方面希望本國政府給清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爭取更寬鬆的傳教環境，另一方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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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清朝政府對傳教持消極態度，處處加以限制，中國的民眾也對基督教表現出 驚人的冷漠，由此造成傳教效果一直不佳。六十年代內地會傳教士童根福(Geo rge Duncan)初到南京傳教之際，遇有機會就向老百姓傳教，然無人相信，也無 計可施。112與傳教士的初衷截然相反的是，大批中國民眾非但沒有皈依福音，卻 捲入了頻頻爆發的教案之中。英國倫敦會傳教士楊格非(Griffith John)在失望 之餘抱怨道：「中國人是我所見到的最不關心，最冷淡，最不要宗教的民族。欲 把福音的真理灌輸給這樣一個民族，是何等困難啊。」113
民國時期，西方在華基督教會出現「邊際化」生存態勢，主要表現為社會主 導性喪失、侵略性消逝、自覺本土化三個方面，而這些邊際化形態就是基督教會 融入中國社會的起始和表徵。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促 使外國教會加快在中國本土化(本色化)的實踐和探索。在教會內部除更加注意起 用中國籍神職人員和主要向中國教徒勸募經費外，其政治傾向也逐漸與中國的主 流社會力量合流，隨其演進。抗日戰爭時期，各地教會相應加入到中國全民族的 抗戰中去，與中國人民一道致力於救死扶傷的服務工作、抗戰救國的輿論宣傳工 作等等。抗戰開始，蔡甯總主教就對全國教會和教民發表講話，號召教民與全國 人民一道投入抗日救亡工作。近前由湖南師範大學周秋光主持翻譯的《美國傳教 士與近代湖南》一書，主要內容是美國苦難會在抗戰時期的湘西沅陵、芷江一帶 生活的真實境況。他們與長沙基督教青年會一樣，也從事著抵抗日本侵略的救亡 工作。這些都表明外國教會已作了努力融入中國社會的嘗試，它們要求與中國人 民同呼吸、共命運，因而獲得了榮譽與尊重。114
在社會生活方面，在華教會除日常講經佈道、發展會眾之外，更多地將時間 和精力投入到關係人民生命安全的醫療與慈善事業中去。翻閱民國時期的全國各 地的報紙，以及民國和目前出版的各地方誌，都會經常看到教會和當地政府、各
112 近代江蘇宗教（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編，1990），頁 25。
113 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 172。劉鵬飛，「略論 晚清新教傳教士的自養探討」，頁 90。
114 靳環宇、祁建峰，「邊際化：民國時期在華基督教會的生存態勢」，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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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名流聯合及單獨組織慈善救濟機構、勸募捐款、救人民於水火的事蹟；也會看 到他們與中國醫生一起開辦醫院，從事救死扶傷的工作。晚清時期，中國士人中 還多對此持反對意見，認為中國也有慈救傳統，不勞外國人幫辦。而到民國時期，
全國的各個階層都已覺得，外國教會的力量是中國慈善醫療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115
民國時期，外國在華教會和教士的邊際化處境的取得，一方面是由於中國傳 統社會的強力拒斥，另一方面是由於他們和中國籍會眾努力爭取的結果。沒有這 種努力，他們勢必會被中國傳統社會的強力排擠出國門，否則，仍將是血與火的 打殺局面。他們的這種努力，也就是外來教會自覺實現本土化、本色化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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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際化即是異質文化衝突碰撞之後的融合先聲和融合表徵。這既是儒耶融合 的必經道路-也是儒耶融合的存在方式。基督教的邊際化處境說明-它正處於與中 國社會融合的進程當中。外國教會和傳教士的邊際處境則是在與中國傳統社會衝 突、碰撞、融合的過程中自己主動選擇的，它們對這一結果是自覺的，所以它們 最終得以存留於中國社會之中。正如佛教之在中國一樣，它相對於中國的正統文 化－儒學，也是處於邊際化地位的，但是誰還能否認佛教文化已是中國傳統文化 的一部分、佛教早已與中國社會融合的現象呢？117
章開沅也提出相似觀點，他指出基督教本來就不專屬於某一國家或某一民 族，它向全球傳佈的過程，也就是不斷移植於一個一個新的文化環境的過程；
而教會人士夢寐以求的非基督教國家或地區的「基督化」，實際上也包含著基 督教在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本土化。與佛教、伊斯蘭教一樣，基督教的普世性，
是由各種各樣文化語言的詮釋、發揮逐漸構成的，20 世紀中期以來的基督教和 基督教文化，早已不再專屬於西方。僅就中國來說，基督教的傳入已有一千多
115 同上。
116 同上。
11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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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歷史，其間雖然多經挫折與停頓，但即使從 19 世紀中葉的重新加強傳佈 算起，也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在這一百多年中，並非全都是外國教會的一味強 行輸入，其間也有基督教對於中國社會的順應與調適，同時還有中國社會對基 督教的認知與融合（儘管只有一定程度）。從 19 世紀 60 年代開始，已有不少 外國傳教士把中國的三自教會（即自治、自傳、自養）的發展作為自己的理念 與目標。及 1920 年代，在民族主義浪潮的影響下，為數眾多的中國基督教徒和 一部分領袖人物更為明確地強調並推動基督教本土化，因而也就更為加快了基 督教植根於中國本土的步伐。118
三、基督教參與新生活運動的動因
新生活運動與基督教的構思相同，都是要拯救、改造中國人的生活與信仰。
新生活運動與基督教的構思相同，都是要拯救、改造中國人的生活與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