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國家的宋美齡
第二節、 國家母親的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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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靠自我，我實在還缺少一種精神上的定力。」55
劉巨才認為，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一個女子，就是有天大的本領，如果不借 助丈夫的力量，也是難以施展才幹的。56因此，抱負著極大野心的宋美齡，的確 需要借助蔣介石的力量來施展自己的抱負和才幹。
由上述論述可以看出宋美齡所處了歷史背景是導致她欲拯救中國的主要因 素，而她對於這三件重大事件的回應也能作為她在新生活運動中的理念施展的重 要憑藉，姑且不論外界對宋美與蔣介石聯姻的原因有所揣摩57，但這的確讓宋美 齡更快速進入中國政治中，施展她愛國理念，並扮演好蔣介石在政治與婚姻中的 得力助手與賢內助。
第二節、國家母親的能動性
民族的生命來自民族母體的孕育，因此在國族意識下的中國人，更能從女性 領導的新生活運動中，開展出生命的動能與願望。本節欲探討宋美齡身為準第一 夫人、國母的形象在新生活運動中的影響為何，以及這樣的形象又如何改變他國 對中國的認知，最後，分析宋美齡在新生活運動中的主要貢獻，其又如何為中國 找到一條新出路。
一、國家母親的形象
在新生活運動中，可以看到宋美齡屢屢提及「母親」、「慈母」等字眼，尤其 在她積極推動的婦女運動中十分明顯。宋美齡在婦女運動中欲將婦女與國家母親 的形象連結起來，賦予婦女身為中國母親的責任－孕育國家人才、保衛家園，為 國家犧牲貢獻等。在宋美齡的復興民族的計畫中，婦女成為主角，擔當復興者的 重責大任。當婦女成為國家母親時，伴隨而來的即是拯救國家的工作，在國母的
55 宋美齡，「我的宗教觀」，蔣夫人思想言論集（蔣夫人思想言論集編輯委員會，1966 年）。
56 劉巨才，政治女強人－一代風流宋美齡（臺北：風雲時代，1994 年），頁 64。
57 許多學者認為這是一樁政治婚姻，是雙方交換權力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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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下，這看似相當合理。
宋美齡在新生活運動中針對婦女運動的幾次講話可以看出她對中國婦女的 期待：
「新生活運動努力的目標既如前述，由此可知婦女對於這個運動的輔助。我們 如要衡量一國的進步程度，必得注意一個國家婦女的情況，和婦女在社會生 活，國家生活中的地位。倘若大多數婦女有受教育的機會，而且生活很合理，
那個國家才是進步的國家。不幸中國的婦女，非但多數沒有受教育的機會，而 且大半還仍過着數百年前的舊生活。都市的婦女，尚有受教育的機會，但參與 社會活動的仍屬少數。」58
「自抗戰以來，瞬已九月……舉國之慈母身受戰禍，又復目覩其子女之流離顛 沛，其精神之痛苦蓋可想見。我國古時，特重母教，千百年來之先哲及名將，
大都為賢母之所作育而成，若孟軻、歐陽修、范仲淹、岳飛其尤著者也。……
余今更舉一現代之模範母親……同時將其所有之子女貢獻於國。日某日與余 相見，謂彼闔家恉誓為國家不斷工作，以求最後之勝利，任何犧牲皆所不惜。
並謂家諸人已互為約定，設不幸有人為國而喪其生，後死者絕不作兒女態而灑 一滴淚。」59
梁寶山對新生活運動中的婦女運動與國母形象提出看法。首先，他認為新生 活運動所提倡的公民標準，尤其公共衛生和秩序，是一套以沿海現代城市中產階 層為基礎的準則。在婦女工作方面，以提高文化水準為大前題，作為移風易俗(販 賣人口、殺嬰、纏足、蓄婢等)、促進生產活動和戰時動員的工具。以 1935 年的 工作範圍為例，婦女工作被分為家庭與社會兩方面，前者包括家務、家政、生活 習慣、烹飪、孕婦育嬰、兒童教養及學術研究等各項。後者則包括看護、防疫、
賑災、女子儲蓄、識字、傭工訓練、職業介紹、集體結婚及剪髮放足等各項。60
58 宋美齡：「新生活運動(中華民國二十五年新生活運動二週年紀念作」，收入於：陳鵬仁、樓文 淵編，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言論選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1998 年），頁 24。
59 宋美齡：「母親節獻辭（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收入於：同上，頁 221。
60 梁寶山參考自謝早金，「新生活運動的推行」。載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八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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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一手創立的婦女會，時常穿梭於後方的大小傷兵醫院，親自為傷兵包紮慰問，
留下無數中國南丁格爾式的身影」、「宋美齡到受轟炸的災區視察，到新運總會設 立的難民飲食茶粥攤，親自施粥慰問，難胞們無不深為感激」、「棉衣運動為將士 募集了大量保暖衣裝，而且其中許多件還是蔣夫人親手縫紉，在封建觀念未曾遠 去的戰時中國，光是想到這點就會溫暖了很多將士的心」等。67
宋美齡呈現出的是強烈的大愛、戰火中堅毅的女性、肩負中國命運的國家母 親形象。宋美齡這些國母儀範，都脫離不出傳統社會對賢妻良母的期待。然而，
也正因宋美齡所處的中國仍是充滿傳統儒家思想的道統，她所樹立的國家母親形 象才能如此深植中國人民的心中，而此時的女性肩負起復興國家的重責大任時，
也不顯得突兀了。這樣的宋美齡被中國人民接受了，並且對她產生出對母親的依 賴與信任，加上宋美齡屢屢在危難中任勞任怨的陪伴著蔣介石，並在許多次危難 中機智地為蔣介石化解危機，這樣賢妻良母並且聰明賦有智慧的宋美齡，對於她 日後擔任帶領中國人民往前進、復興與拯救中國的國家母親，是相當有資格的。
二、宋美齡形象下的陰性中國
中國的形象在清末後發生多變化，由 1839-1842 年的鴉片戰爭至 1894-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戰爭這期間，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形象逐漸定型。如同楊瑞松在
《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中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象》中 分析東亞病夫一詞的起源。中國之所以會被西方視為「東亞病夫」，實原於中國 在中日甲午戰爭一敗塗地的表現，曝露了其多年來，自強改革的努力並沒有真正 改造其國力的根本弱點。先前西方列強雖然明瞭中國國力已非西方的對手，然而 中國出乎各方意料而居然大敗於後起之秀的日本之手，促成了西方輿情認為中國 改革的內部問題是遠比先前的認知來的嚴重。而 Chirol 也明確以「Sick Man」
形容當時清中國在中日早午戰爭後的國際形象68。中日甲午戰爭所產生的東亞國
67 同上，頁 74~103。
68 Valentine Chirol, Far Eastern Question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1896),pp.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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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新局勢，應是西方輿論界開始盛行以「病夫」一詞，形容清中國這一東方的老 大帝國的關鍵歷史因素。69
長久以來，病夫這種擬人化的中國形象，強化了中國作為民族的意識，中國 所呈現出的是一個落後、弱勢、委靡不振的精神狀態，而在這樣的氛圍下，東西 方彼此歧視的情結，在對中國人的形象中，逐漸升高，如同「黃禍」、「睡獅」等 字詞，即帶有強烈種族劃分、國族主義等情緒。又如同義和團事件，在近代中國 對於義和團的評價中，代表性的兩種詮釋的一方視義和團是落後迷信、愚昧自大 的舊中國代表，其所呈現的野蠻和莽動性質，是中國要追求現代化的歷程的一大 夢魘；相對的，另一極端的詮釋則認為，義和團是中國人英勇對抗侵略者的愛國 行為，它代表著被壓迫者的集體反抗意志展現，是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史中的光 榮事蹟。Cohen 認為從 19 世紀以來，西方在中國的兩種極端對比形象和其所引 發的矛盾情緒反應，和上述兩種對義和團極端詮釋是息息相關的：義和團所對抗 的西方，一方面被尊崇為「天使」，是進步和現代文明的表率，是中國努力學習 仿效的理想典範；另一方面，西方又是「魔鬼」的化身，是對中國無情侵略的帝 國主義者，是毒害中國人的元凶，是阻礙中國成為有尊嚴有自主權的國家的最大 壓迫者。70此時，對於中國人民而言西方國家的定位是相當矛盾的。黃禍論盛行 於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期，黃禍論代表一種西方人對黃種中國人的鄙視、對於 中國廉價勞工的競爭力的恐慌、和對於受屈辱的中國人一旦崛起時的報復行為的 焦慮。71
這段話可以看出，仇視西方的中國人令西方國家感到不安，也擔心擁有龐大 資源與廉價勞力的中國人有一天會有「反撲」的報復行動。然而，在新生活運動 中，宋美齡卻能成功拉攏西方力量，讓美國撇開中國崛起後的可能威脅，對中國
69 楊松瑞，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中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象（臺北：
政大出版社，2010 年），頁 26~27。
70 Paul A.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 pp. 287~288. ；楊松瑞，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中的 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象，頁 62。
71 周寧，永遠的烏托邦：西方的中國形象（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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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同情、對中國伸出援手，這顯示了宋美齡在新生活運動中不凡於蔣介石的獨 特之處。
石之瑜在《宋美齡與中國》72及 Karen J. Leong 在 The China Mystique:
Pearl S. Buck, Anna May Wong, Mayling Soo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Orientalism73不約而同地指出體現在宋美齡身上，族國與性別的 既有秩序的倒置─她的美國與基督教背景，是西化與現代的產物和象徵；但作 為蔣夫人，性別上的從屬身份，卻又同時保證了她對丈夫與國家的絕對忠誠。
男強女弱的性別秩序，在國內正好抵消了西方與現代之於中國的侵略性。而在 國外，尤其抗戰期間出訪美國，宋美齡的演說能力和現代風範，讓中國在國際
男強女弱的性別秩序，在國內正好抵消了西方與現代之於中國的侵略性。而在 國外，尤其抗戰期間出訪美國，宋美齡的演說能力和現代風範，讓中國在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