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國家的宋美齡
第一節、 新生活運動的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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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家的宋美齡
新生活運動所假設的國家處境，是一個積弱的民族為求生存，必須向國際強 權師法。本章便是關於宋美齡在新生活運動中，作為領導者與推動者的分析。新 生活運動為蔣介石與宋美齡共同發起的全國性運動，是一種民族復興運動。本章 主要分析 1934 年新生活運動發起時的時代背景，如何在國際和國內的處境下呈 現對中國作為民族的設想，以及宋美齡決定復興中國的念頭，最後，分析宋美齡 身為準第一夫人的身分，如何成為她在新生活運動過程中重塑中國民族精神的媒 介。
第一節、 新生活運動的緣起
一、國外情勢
根據學界現有研究，新生活運動被定位為是一種民族復興的全民性運動，其 發起初衷，是希望能透過重塑新的民族理想生活形態，讓國民遵循特定規範，最 終帶動國家，使國家復興。而這樣的構想，是出自於借鏡當時德國與義大利的例 子。德、義民族復興的訴求，乃成為中國民族的榜樣。
林澤震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義兩國迅速的從戰爭的廢墟中復興，
加上當時軍國主義蔚成一股世界風潮，兩國都成為當時中國人學習的對象。蔣介 石受到啓發，便試圖透過軍事化的新生活運動救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與義大利的復興，吸引了蔣介石的注意。在有關新 生活運動的演講中，他一再的拿德、義兩國的情形和中國做比較，如：
「義大利和德國，他們何以能夠很快的完成革命建設新的國家，而我們的革命 到今天反要失敗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於一般國民知禮與不知禮。……在 德義兩國，他們一般國民，沒有一個不尊重社會的秩序，嚴守團體的紀律。因 此，不僅他們國內的敵人自然屈服，而且一切外國人見了這種情形，也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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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然起敬，望而生畏。」38 又如：
「我們舉德國的復興為例，並拿來和我們自己比較，可以曉得，一個國家和民 族的興亡，軍隊還只能負一部分責任，最大的責任，還是在社會上負有教育責 任的一般人身上。」39
基本上，蔣介石認為德、義兩國之所以能迅速復興，是因為他們國民具備禮 義廉恥的修養，所以每個人都能尊重社會秩序，嚴守團體紀律。中國要復興，一 定要學習德、義等國，讓每個國民都具有禮義廉恥的道德修養。所以，要發起新 生活運動。40而這就是新生活運動中提倡的禮義廉恥。
何友良也提出相同見解，他認為蔣介石從兩個法西斯主義統治的國家德國、
義大利的「復興」中受到了啟發。對此，蔣介石等也不隱諱。他們認為，德國、
義大利近世陷於疲靡，與中國情形相似，但義大利自法西斯蒂黨執政後即「國勢 日隆」，根本原因是用古代羅馬精神喚醒了國民。同樣，德國喚起了日爾曼民族 古代的光榮，遂有其今天的強盛。他們聲稱，搞新運，就是要像德、意那樣使中 國人認識歷史的光榮，振作道德，招回國魂，從而以道德復活來求民族復興。41 蔣介石借鏡德國與義大利的例子，認為只要能將德、義的做法置入中國內，
中國即能如同德、義一樣，藉由軍事化方式達到復興國家、重返光榮的境界。德 義的處境是啟蒙新生活運動的關鍵，也是蔣介石自信能藉由新生活運動達到救國 的一大因素。
38 參考自蔣介石，新生活運動之中心準則，革命文獻第六十八輯－新生活運動史料（臺北:中國 國民黨黨史會，1975 年），頁 25。林澤震，「新生活運動－理論與實踐之分析（1934-1937）」，
頁 10。
39 作者參考自蔣介石，新生活運動之中心準則，頁 18。林澤震，「新生活運動－理論與實踐之 分析（1934-1937）」，頁 10。
40 林澤震，「新生活運動－理論與實踐之分析（1934-1937）」，頁 10。
41 何友良，「論新生活運動與復興文化問題」，江西社會科學，1993 年第 4 期，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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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情勢
新生活運動在觀念上將中國即中國人視為一個有生命的民族，要拯救民族，
便必須從民族自身缺點的改善做起，這就涉及什麼是健康的民族生命。文獻中透 露，在面對中國民族的處境時，新生活運動所開出的處方，是建立團結的領導，
振興民族道德與士氣。
關於新生活運動的內在因素，學界早有很多說法。如「新運是蔣介石與宋美 齡因看見南昌市街頭髒亂差而發起的重整道德和改變社會風氣的運動」、「面對共 產黨勢力的不斷壯大，及國民黨內日盛一日的爭權奪利的鬥爭，蔣介石深感自己 權利地位的不穩定，因而急於尋找建立一種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42、「維護和鞏 固國民黨統治地位」、「蔣介石個人本身思想的反映」43、「蔣介石欲加強對國民的 控制」等等。
1935 年 2 月 19 日，蔣介石在＜為新生活運動周年紀念告國人＞一文中，曾 經提及他發起新生活運動的背景和動機，說道：
「中正於國難期間，在南昌督剿赤匪，鑒於國內人心陷溺、民氣消沉、四維不 張、國勢危弱、內未能共靖赤禍、外未能共渝國恥，愛本革命必先革心之義，
倡新生活運動，欲以最簡易最急切之方法，滌除我國人不合時代，不適環境之 習性，使趨向於適合時代與環境之生活，振迷茫之人心，復民族之朝氣。」44 白純指出，1934 年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主要考量有安內與攘外的背景。
主要是為了配合武力上「剿共」，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為抗日戰爭作精神準備。
新生活運動以蔣介石重新解釋之後的禮義廉恥為中心準則，同時吸取近代資本主 義國家的某些公共道德和社會生活方面的某些精神文明，以整肅國民日常生活，
42 溫波、張紅，「論新生活運動的發起」，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11 期，頁 112。
43 楊昌宴，「評舊道德與新生活運動」，湘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 年第 4 期, 頁 46~47。
44 遼寧大學哲學系編印，中國現代哲學史資料彙編，第 2 集第 7 冊，頁 113；關志鋼、趙哲，
「試論新生活運動之緣起」，深圳大學學報，第 11 卷第 2 期（1994 年 5 月），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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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社會風氣，並以促成國民生活的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為追求目標。
林頌華指出，新生活運動的宗旨是要用中國固有的倫理道德，改造國民生活，
以達到維護和鞏固國民黨統治的目的。1934 年入春以後，蔣介石從各種敵對勢 力的爭鬥中擺脫出來，在此之前的八年中，他首先壓制了國民黨內部的軍事實力 派及各個派系，確立了其在國民黨中的領導地位;爾後在與共產黨及其紅軍的鬥 爭中，他即將獲得第五次軍事圍剿的成功;繼而在與日本人的周旋中，蔣介石通 過一系列協議，把入侵者「穩住」在長城沿線。因此，1934 年以後，蔣介石面臨 的問題是安定國內秩序，鞏固和加強他對全國的統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要
「復興民族，建設新國家」。45
何友良認為，新運表現了比較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 略、民族，危機探重之際，運動對激揚民族情感、折衝御侮方面，客觀上確實有 所助益。46尤其是抗戰時期蔣介石透過禮義廉恥的新詮，更進一步地將中國理解 成是一個民族生命的提升。
當時國內面臨日本的侵略與共產黨的壯大，加上國內經濟疲乏、人民生活普 遍貧困，中國呈現出落後與貧窮。這對於蔣介石或中國人民而言，無疑是一種國 難，因此，蔣介石提出一個拯救中國的方式，讓人民與民族形成有意識地結合，
藉由喚起人民愛國意識並參與這場軍事教育運動，以達到改造人民復興民族的目 的。
三、宋美齡的參與
中國作為一個西方意義的主權國家，對於人民而言充其量是一個抽象且不熟 悉的概念，但是中國作為一個民族或人種，卻是近代史上屢見不鮮的身份，尤其 是在與異族攻防之際。新生活運動所強調的集體精神與生活道德，鞏固了中國作
45 林頌華，「試論新生活運動的特點與效用」，江西師範大學學報，第 28 卷第 2 期（1995 年 5 月）。
46 何友良，「論新生活運動與復興文化問題」，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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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族的身分意識，因此有利於女性的參與，而宋美齡提供的女性領導，也有助 於中國民族意識的開展。如果說蔣介石對中國民族振興有強烈感觸，宋美齡則是 真正讓這樣的感觸畫成生活實踐藍圖的主要功臣。
對於宋美齡是否是發起新生活運動的第一人，在學界中各有不同說法。然 而，就如同關志鋼的看法一樣，新運的緣起與宋美齡有密切的關連，她是新生活 運動至始至終的參與者，應該沒有太大的疑問。47
費正清認為，蔣介石發起了自創的新生活運動。48新生活運動的確是蔣介石 經過長期間規劃並訂定方針的產物，其中反映出蔣介石的思想與理念。關志鋼對 此提出回應，他認為新生活運動從最初醞釀和發起，到日後在全國的逐步推廣，
蔣介石的確受到宋美齡的很大影響。特別是一些與學習西方國家文明生活方式有 關的計畫和規則的制定，即出自宋美齡的主意。可以說，在新運的歷史上，除蔣 介石以外，恐怕沒有人能像宋美齡那樣，給予新生活運動的堆進以如此深刻之個 人影響，宋美齡對於新運的熱衷，某種程度上甚至超越蔣介石。49
宋美齡參與新生活運動的動因，至少來自兩個因素，一為：宋美齡身為蔣夫 人，扮演蔣介石的賢內助，大力協助丈夫推動新生活運動；二為：鑒於當時中國 所處的國內外處境，使宋美齡懷抱復興中國的理念，希望藉由新運，使中國強盛。
宋美齡所處的時代，充滿多變不安，各種是非、矛盾和鬥爭，進步與落後、
宋美齡所處的時代，充滿多變不安，各種是非、矛盾和鬥爭，進步與落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