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譯員身份、角色、專業界線的灰色地帶

在向陽的社區口譯過程中，最令她印象深刻的就是替需要手術輸血的越南移 工簽署手術同意書，即便一直到現在她回想起來仍覺得自己當初似乎太冒險，但 是轉念一想，又認為自己出於善意的行為，應該不會有什麼不好的結果。在接觸 通譯的課程之後，她意識到自己當初行為的風險，慢慢建立起「保護自己」的概 念和保護牆，但是這種由個人定義的概念其實界線極為模糊，也不能適用於各個 狀況不同的案例中。

在當下緊急的狀況中，向陽看著她一路陪診好幾次的同鄉姊妹陷入生死交關 若不輸血可能會致命的狀況，但同鄉姊妹的雇主和仲介，也就是與這位姊妹在台 灣關係最密切的兩個人卻都不肯簽名。而旁邊的醫護人員似乎也沒有提供向陽其

下志工背心以朋友身份幫忙簽名，但是在旁的醫院工作人員卻無人提醒向陽此舉 可能為她帶來的風險是什麼？醫院是否有其他的權宜或是救濟管道可以使用？

「開刀那一天，仲介公司每一個月都有收那個服務費，但是人家開刀，仲介 公司說不簽名，雇主也怕、也不簽名，說要有人簽名醫生才開刀，沒有人簽 名…⋯…⋯。…⋯…⋯但是沒有人，就是行政方面沒有人簽名，人家就不開刀，那我 說我就脫掉這個志工服，我是用朋友的身分來幫她簽名，我就用朋友、寫一 個朋友，幫她簽名，我簽好了才開始輸血，就把她推進去開刀。」

依照醫療法第63 條的規定：「醫療機構實施手術，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手術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

並經其同意，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 限。 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年人或無法親自簽具者，得由其法定代理 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具。第一項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格式，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全國法規資料庫，2014b）。就向陽的例子，應該是以關係人的身 分簽署手術同意書，但該法也有但書：「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但是當時並無 任何人告訴向陽她其實可以不用承擔這種風險，她也沒有資源來提供當下的判 斷。以通譯志工聘雇向陽的醫院或是事前培訓的單位，透過「通譯志工」的名稱，

讓口譯員同時肩負著口譯和志工的角色，混淆了工作和私人情感的邊界，等於將 通譯置於考驗人性的兩難或觸法的邊緣，使得通譯彷彿工作時都是踩在鋼索上，

只能暗自祈求自己好心有好報。此種實務操作方式不但有害通譯，也會使醫院承 擔額外的風險，都不是為人所樂見的狀況。

相較之下，國外的醫療口譯員除了有統一的認證機制外和專業守則外，職前 與在職的進修管道與資源也相對充沛。但向陽所受的職前訓練僅有短短的24 小 時，關於通譯的部分也只佔了四分之一，加上當初訓練所設定的目的是以生育輔 導為主，而後在進入醫病溝通的情境中，向陽又必須調適先前以同鄉、姊姊、過 來人身份輔導後到新移民的角色，轉而用輔助醫生診斷的角色面對新移民/移工 患者。在醫病關係中向陽所採用的策略也是「摘要式」歸納患者的病徵，使醫生 方便診斷，也避免醫生會因為看診過程要經過通譯覺得太冗長覺得不耐煩，使得 新移民覺得醫生對他們有偏見或是態度不佳的狀況。

「我只是就會問她，你這個症狀是什麼症狀、什麼症狀，因為有很多症狀，

她講了又講，講了一堆很大的東西，你要把它、把它就是募集，把它做重點，

原來你是症狀主要的是什麼，等一下進去講給醫生說那個主要的那個（症 狀），而且她有時候就症狀，如果那些症狀跟這個症狀不一樣的時候，我們 會再提供給醫生，因為有的時候我們不是專業，我們不知道那個症狀講出 來，會對醫生的判斷比較好還是不好，所以不是說全部把它刪掉，譬如她說、

她說很多症狀我們聽起來都是一樣的，我們就說，等一下你進去跟醫生說，

就這個、這個、這個、這個，就講好了，這個比較重要，還有其他的跟這個 一樣，我們先把它就是了解一下…⋯…⋯。」

依照裴恩（2011）整理 17 個機構包括美國國家醫療口譯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n Interpreting in Health Care, NCIHC）、加拿大視覺語言口譯員協會（The

準則，歸納出下列項目：準確（Accuracy）、中立 （Impartiality）、保密

（Confidentiality）、角色定位（Role definition）、專業進修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專業素養（Professionalism），而該研究發現在針對非營利組織的 調查，受訪者對於專業倫理的標準與會議口譯相差不多，不過因為其社會福利機 構的背景，所以會以社工專業倫理來定義社區口譯員。其中，準確、中立與角色 定位是向陽的例子最難以拿捏的，因在醫療的口譯情境中，不會像某些法庭口譯 的情境一樣可能備有檢查口譯員（check interpreter），負責確認主要譯者的翻譯 準確度，向陽即是自己服務品質的把關者，加上每次值班時間只會有一位通譯志 工，對話雙方其實都無從確認口譯的內容。因為沒有統一的證照考試可供聘雇單 位參酌，聘雇單位也只能單方面接受合作單位選派的人選，此種狀況下，若是口 譯員其實沒有受過醫學知識的訓練，醫生其實會面對兩種風險：一是口譯員沒有 經過機構訓練就擁有聽病人主述的權力；二是病患可能會覺得口譯員是醫療知識 的擁有者，使得未經過訓練的口譯員的權力干涉，反而成為干擾醫病關係的第三 者（Leanza, 2008）。

「欸，我過去那邊，等一下號碼會來，要不然你號碼快要到，你就按我的電 話，我會跑過來這樣，就是、就是上了課程（通譯課）以後，我們會就是，

跟病患，我們要就是，個案的那個，需要翻譯的那個人，不要給她有一個依 賴性這樣，有比較好一點。」

至於「中立」則是向陽在上過通譯課後學會的觀念，可見於她在之後面對上 門求診的新移民姊妹，會先以去其他診的理由避免跟新移民姊妹一起候診會有太

多交談，使求診的姊妹產生依賴心理。另一方面，減少姊妹的依賴性或許也代表 向陽會避免提供過多的情感支持或情緒勞動，避免讓自己又陷入之前那樣不忍心 不幫忙而做出超出口譯員工作範圍事情的處境。但就實務而言，法庭口譯最為強 調「準確」與「中立」，但在醫療情境中，「中立」的規範反而會被比較有人性的

「具有同理心」取代。某方面來說，同理心的發揮也有助於促進醫病關係的和諧。

向陽的角色定位轉換也會依情境不同而有所調整。在面對有子宮肌瘤一開始希望 醫生不要馬上開刀的移工姊妹時，向陽成了積極「倡權者」，透過與醫生的溝通，

將移工姊妹的顧慮告知醫生，協調出在醫學倫理上可接受又不會使移工姊妹因無 法工作馬上被雇主遣送回國的對應策略。而在以「摘錄法」濃縮新移民姊妹所敘 述的症狀時，似乎又採取了「管理者」的角色，優化訊息溝通效果以達到節省看 診時間的目的，某方面來說也與醫生產生互補作用（Hsieh, 2008）。此種依照溝 通情境轉換溝通策略的方式，或許都是向陽不自知，但有自覺地採取的策略，或 許也是她說隨著工作經驗而積累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