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低落的東南亞語社區口譯員

向陽在自述中說到認為自己身為東南亞語口譯員卻沒有得到像中英、中日語 種口譯員一般的尊重。對照先前的研究，可整理出以下幾點可能因素：1. 因東 南亞語社區口譯員的聘雇單位（多是政府機關、社福團體、警政、醫療單位）不 了解口譯的功能，以為雙語人士就可以進行口譯，進而認為口譯是缺乏專業技能 的工作，給予的薪酬也相對低落；2. 服務對象：社區口譯員所服務的對象多是 社會中的弱勢或移民，因此相較服務社會政經人士的會議口譯員而言，收入自然 相差甚多，連帶影響其社會地位；3. 口譯品質無從評估：因需要社區口譯的情 境多是雙方彼此只會一種語言的對話情境，接受口譯服務的對象並無法評估口譯 的品質，因品質無法評估，也導致市場的混亂；4. 市場混亂：因社區口譯進入 門檻低，有些人並沒有受過任何口譯訓練也一樣從事口譯工作，口譯員的品質良 莠不齊，加上聘雇單位受限於經費，往往是以報價最低者得標（Mikkelson, 1996）。

「就是政府常常說就是平等對待，就是新移民或者我們，但是其實，應該是 說，只是口號而已，正確的，就是很確實的去用平等來對待，我看還、都還 沒有，就是用翻譯這方面來說就好了，如果說你是翻譯，人家會說你英文的 翻譯，中英還是中日，沒有人問我們一個東南亞的語言的翻譯，他不、好像

「我說，我是通譯人員，他說，你是中英還是中日的？沒有問說，欸，你是 翻譯什麼？哪一個國家還是什麼，沒有，從來沒有聽人家問過，所以我們就 是在台灣的東南亞翻譯語文的人員，都沒有什麼地位，還沒有、還沒有被人 家就是給我們一個什麼的地位，只有說是中英或者中日比較有專業。」

由此可知，聘雇單位所認定的技能含量多寡與社區口譯員可得到的報酬有 關，而報酬又與一般大眾所認知的社會地位有關。就像向陽一開始去擔任通譯志 工時，其他的志工媽媽形容之前的幾個越南人「只會翻譯、說說而已，不會寫中 文」，這樣的貶抑其實多少也反映社會大眾對於社區口譯的錯誤認知，當然，其 中或許也包含對於東南亞國家文化的輕視與誤解。

由通譯志工也像一般台籍志工一樣都在醫院的諮詢櫃檯服務，從實體空間配 置中也可觀察到醫療體系看待口譯員的角度，例如醫院並沒有特定的辦公室可讓 口譯員等待會診或是置放私人物品，通譯只能和病人一起候診。這多少反映醫療 體系並不重視口譯員的能力及地位，也不把口譯員當作一份子，導致口譯員變成 像是「工具」而非「合作對象」（Rosenberg, Seller, & Leanza, 2008）。

「…⋯…⋯是那個新移民叫警察，你打去找這個人來幫忙我翻譯。…⋯…⋯她就說，

叫他警察打給一個人，叫他打給我，我三更半夜就蛤？聽到電話，是什麼的，

是警察，警察就說，警察說，有一個人叫作什麼名字，現在在我們這裡，你 可不可以過來翻譯這樣，我先生就說，什麼人打電話，最後警察說，有人說 你們可以幫忙翻譯，我不敢說，是那個人叫警察打」

對於專業人員的尊重與否，也可見於服務使用者的態度。向陽就曾在半夜被 警察叫去警局幫忙口譯，雖然她說警局離家不遠似乎也不太在意，但是從她轉述 與先生的對話中，還是發現此種必須隨叫隨到的合作方式，仍會為口譯員造成相 當的困擾。此外，向陽的電話其實是由案主直接提供給警方，再由警方打電話請 向陽去警局口譯，但是由與案主認識的人幫忙口譯，似乎也違反了中立的原則。

警方並沒有提供口譯員事前可熟悉案情或準備的時間，使得口譯員必須承擔 更多的壓力。以往警方擔心事先透露案情給口譯員擔心會洩漏案情，所以多拒絕 提供相關資訊（沈美真等人，2010），但是若是聘雇受過訓練且熟知專業倫理的 口譯員，自然會謹守保密的義務。

「我來到這邊我去翻譯啊去什麼什麼，後來去當講師，知道嗎？當講師每個 單位都我們有什麼文憑給他看嘛，如果沒有文憑我們的薪水比別的有文憑 低。」

「然後我來這邊大家都問文憑，每一個單位都問文憑，尤其就是去演講什麼 的，就所以我去、我要去考鑑定。我考鑑定，然後我原本就是說阿那我去報 考高中，然後我就可以直接上大學嘛，就考高中、高中的時候我就去問他們，

欸怎麼報考，他就說要考五科，五科，我說啊五科我不考，有英文、國文、

自然、然後歷史、還有社會，我說欸就這樣考不上啦，怎麼考，數學那麼多 年你沒有去摸到它，你考得上嗎？ 就說已經來了，我說那我可不可以報考

給我考國中的手續我就填，填好了我考，剛好就考過那個國中，五科，五科 好了我就說欸已經有國中的文憑，那我們再去上高中就好了。所以我來這裡 我有在某某高中那邊上高中，我這個月份，我六月…⋯…⋯，6 月 4 號就拿畢業 證書，今年畢業。」

在針對新移民的就業的困境研究中曾提到，受限於中文能力與學歷限制，許 多新移民女性即便在母國擁有高學歷，但因為不被台灣教育單位承認，所以即便 是在台灣屬於進入門檻低的作業員工作，對於新移民來說也是難以接近。此外，

為了配合照顧家庭的需求，許多新移民無法至離家太遠的地方工作，造成工作選 擇少，也因如此，對於有工作的新移民來說，每當雇主要求加班時，因為害怕失 去得來不易的工作機會，往往只能無條件接受。有些雇主甚至會利用新移民的就 業弱勢，造成同工不同酬的狀況，新移民的待遇往往低於從事同樣工作的台灣籍 勞工（徐子淇，2012）。在向陽的例子中，因為之前在越南受教育的文憑因戰亂 而遺失，但她去擔任講師時，每個單位都要求文憑證明，於是她只好先通過國中 同等學力的測驗後再繼續報考高中，為的就是取得台灣一般聘雇單位認可的學歷 證明。

曾文中（1992）的台灣口譯專業化的社會學模型，階段一是市場混亂時期，

因市場需求增加而有許多培訓機構應運而生，但是培訓機構所帶來的影響也全非 正面，有可能因為倉促成軍，造成培訓出來的人才品質參差不齊，甚至過度供給 使市場更混亂。因此有賴品質優良的訓練機構和有識之士改善市場混亂的情形。

階段二則是待優質人才進入市場累積到一定的「關鍵數量」後，使用服務的客戶 也得以察覺經過訓練與未經訓練的口譯員所提供口譯服務的品質優劣，整合各方

對於口譯專業的看法，從業人員也有職業認同，也致力於專業化推動。曾文中

（1992）認為階段三應是專業協會的成立，最終透過政治遊說和證照制度保護達 到階段四口譯從業人員獲得專業自主權。就目前社區口譯的發展狀況而言，應該 還是處於市場混亂階段，但因為身為社區口譯員的新移民，往往自己就屬於與服 務對象類似的弱勢處境，對於接觸通譯工作的管道或是薪酬的議價能力有限，往 往受制於聘雇單位的規定或經費。另外，以「通譯志工」招募的社區口譯員，往 往也肩負著志工的角色，受限於工時上限的規定，有些額外的服務都是以「志工」

的名義執行，實際的工時往往超過呈報的工時（范明瑛，2011）。在買方市場的 社區口譯環境中，因台灣目前缺少社區口譯培訓的專業機構，因此在邁向階段二 的優質人才達到「關鍵數量」的程度，仍需要好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