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台地頻繁民亂，官方卻未能檢討自身管理問題的癥結，卻以台民本籍論來 加以簡單解釋。其類似的論點貫穿清初至清末，把族群變成一個政治性的命題，
而日後的日本殖民者，將也面臨同樣的統治困難與族群政治的問題。
當生活在城內的官僚畫地自限，其生活既封閉而守成，而其官箴要求也不需 要勤勉任事。又因官方人力行政配置與地方人口不成比例，國家對民間的影響力 便顯得薄弱(林玉茹 2000：281)。以中部的墾殖風氣與社會變遷為例，便會察覺 常民的世界與官僚掌管的城門之內，是全然不同的。人民每天面的的是河川改 道、重建家園，或是與番爭地間，鍛鍊出與官斡旋的機巧，常民的世界因此充滿 變遷與挑戰。
消極的官僚理解不了積極的人民，而閉門式的管理風格，更管束不了越界的 社會，使得臺地多亂事，素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通論。對民亂頻仍所 提出的解釋，於是在所多有。縱觀史冊，如郁永河即說：「緣臺民皆彰泉寄籍人，
五十年來習見兵戈不足畏，…非性不善，習見誤之耳」(郁永河 1999：32)。像郁 永河這樣以族群特性切入，是清代官員最常使用的臺地難治之理由，由此也發展 出一套民亂通論。康熙年間的任諸羅縣令的季麒光便表示：「臺灣之難不難於治 土番，而難於治奸民，更難於安良民以治奸民也」(臺灣史料 2006：87)。道光年 間完成的《彰化縣志》，在<邑誌書後>，更是如此為台灣民亂定調：
…臺之患則不在番而在民。是豈民之果於浮動呼？殆非然也。臺灣全閩之 外障，南北延袤，土膏沃衍，內地閩粵濱海各州郡，其游手無藝、不事耕 桑者，輙相率就食於臺。或人家不率教子以及沿海醜徒，一經破案，胥以 臺為逋逃處藪。蓋此輩分而散之各郡，不覺其多；合聚居於一方，不見其 少。呼 羣嘯黨，橫行鄉閭；加以本地莠民，陰為固結，而亂皆伏於是矣。…
(周璽 2006b：653)
對移民本籍、或臺灣居民的民族性展開本質性的解釋，稱臺人普遍屬內地罪 犯莠民後代，其實反映出了統治者本身的難堪所在。臺人喜叛的文化判斷之所以 能夠歷久彌新，不僅是因為它提供了統治者文過是非的藉口，也是它適足以彌補 官僚面對常民世界時的不了解、不知情、甚至是故意的盲目。所以，製造族群傳 統特色，就變成統治者面對問題時最常使用的遮羞布。換言之，所謂臺灣族群性
這回事，始終充滿政治味，自然難以避免了。
清代時期，台灣社會具備多種特殊性，例如族群、階級，或地域等差異，但 統治者卻單單挑選了族群因素，來進行便捷的政治詮釋，甚至，其內山政策更有 賴此族群分類的眼光而長期持續，這曝露出了ㄧ個可信的思考方向：民間的族群 確實存在，但清代官僚利用族群因素來管理臺地，並非歷史的偶然、也非政府英 明的算計，而是，在當時不成熟的政治條件下，以空泛、不必戮力維持的文化(教 化)分類系統，來區分番漢、調節土地利用的衝突，或以之解釋民亂，顯然已經 是官僚的方便選擇。
只不過，社會衝突，或是民間暴動，其形成因素遠遠超越官方提供的民番(教 化)差異。中部台灣的發展史告訴我們，當人民的行動不斷越過封禁的內山，官 方的族群說、以及相應的統治政策，已經無法解釋、也不能控制地方結社與地域 關係，只好放任自理。於是，富庶的臺灣已懷璧其罪，又處在長期缺乏合理權力 分配的帝國邊緣，因此臺地民亂頻繁，應無可避免。
對民亂頻仍的學界解釋很多，大致有三種看法：第一，民變可以詮釋移墾社 會到土著化社會的變遷，足以觀察臺灣在地化的轉型(陳其南 1987)；第二、民變 反映出「社會治安問題的惡化」，民間自保結盟的風氣很盛(劉妮玲 1983：341、
343)；第三，觀察民變，可以了解從傳統社會到現代政治的不同支配結構 (翁仕 杰 1994)。但無論何種解釋，都還是把官方的影響力考量進去，然如本章將執政 者的難題負面表列後，卻會發現，臺灣的民變之關鍵原因，即是官方的勢力從來 未曾深入民間，才造就了持續的紛亂。在這樣的狀況下，民變頻仍，正代表著台 灣民間社會獨特的活力。
西部平原上，處於漢人移墾熱區的彰化、嘉義縣，以虎尾溪為界。當時的人 民與番人，將溪流當作出入內山的便道，共享或爭奪著此地的生活資源。由於民 間的開發速度遠遠超過官僚的治理能力，那些循著河道上溯、挑戰內山禁令的人 民，經年面對天災人禍的壓力，而自行發展了自治小傳統。中部的開發史因此不 斷縈繞著不馴、不服治理的社會氣氛。最後，為解釋此地頻繁的民亂，官僚於是 建立了一套臺人喜亂的族群說。
當短暫的臺灣民主國遠颺後，日本從1895年開始殖民臺灣，上述的地區性的 分裂與互不統屬，這樣的臺灣行政特色就轉移到了日本人手上，變成了殖民者的 燙手山芋。日治初期，殖民者困於臺地的游擊武力而不得不擱置許多行政措置，
這被台灣史研究者廣泛地稱作「武裝抗日」時期。但抗”日”其實是一個後見之明 的字眼，因為，回顧長期的清領歲月後，便會發現，對官方統治感到不滿而產生 頻繁的抵抗和暴動，或是號召組成防衛性集團，好拒”匪”在外，類似的武裝結社
行為，是台灣社會的習見之景。
未曾完成的邊區統治，以及富裕卻又失衡的民間社會，就是1895年的馬關條 約之中，未提及的臺灣。不過，主權轉移後，臺灣面臨殖民地的命運，這些舊有 的社會風貌卻也面臨挑戰。回到那個接觸殖民統治的當下，日本人如何承接、轉 化清代未竟的臺灣統治事業，便顯得十分重要。所以，在接下來的第四章〈殖民 與文明論述〉，將就殖民者的統治論述，繼續加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