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節主旨在於陳述，舊帝國心態與殖民文化的遭遇，呈現出具體的差距。下文 以傳統官僚孔昭慈(﹖-1862)，接待英人翻譯官史溫侯(R.Swinhoe,1836-1877) 的歷史性片刻，來說明晚清的臺灣，即將面對的新帝國文化。
長期以來，清代官僚常駐縣城，致力構築自己的自給自足小宇宙之刻，城外 的世界卻不斷地變遷。自十九世紀開始，西方人頻繁來華叩關，他們所代表的殖 民心態與世界眼光，便直接遭遇、挑戰閉關自守的天朝之人，也使得臺灣的命運，
被捲入氾濫的殖民時代。這些西方來的新臉孔，不一定身負殖民使命，有時因為 航線的偶然，有時候甚至是造化弄人的船難，臺灣的海岸緘默地收容他們。然而，
當傳統的海潮還在拍擊進退的時候，新的世界來了。
於是，就算是無助的船難，也帶來了殖民的武力。在釀成中日兩方管轄權爭 端的牡丹社事件之前，不馴的土番的化外身分，早讓清朝官僚拿來作為搪諉外人 的藉口。1967年3月12日，美籍帆船Rover號在台灣南部峽角觸礁，船員生死不明。
為援救可能的海難倖存者，參加過南北戰爭的Le Gendre將軍率領武裝炮艇，從淡 水南下，抵達台灣首府台南。接待他們的官僚得知來意，表示海角南端番人盤據，
悉屬化外，政府力有未逮，勸告洋人不要前往(Tsai 2009：117)。
如此消極的答案，卻帶給美國將軍積極的想像，透過熟悉土語與土地的英格
蘭人必麒麟(W.A. Pickering,1840-1907) 引導，他長驅直入、旁若無人地在島上跟 蕃人進行了好幾場戰爭。儘管救援難民的初衷未能達成，但仍然留下了殖民武力 犯台的直接證據。
相對於Le Gendre將軍的島內戰爭行為，英人史溫侯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也來 到臺灣。史溫侯出生於加爾各答，畢業於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獲校方推薦而錄取 外交職位。22歲的史溫侯於是啟程，先在香港受訓，兩年後，受召隨英艦來台，
訪求海難英人的蹤跡，此次停留二週；第二次來臺則撘乘軍艦環台，歷時一個月。
在他廿五歲生日的前夕，他從島上的短期過客，又變成了英國駐台副領事。
1862-1866之間，他出版了 On Mammals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與 The Ornithology of Formosa, or Taiwan兩書，前者是研究台灣哺乳類的開山作品，後者則是台灣鳥類 調查領域的扛鼎之作；同時期間，他也發表諸多台灣蕃人調查報告，使他獲推選 為皇家地理學會與倫敦民族學會的會員。
一樣是為海難的的西方同胞前來，但相較於有內戰資歷的Le Gendre將軍，史 溫侯顯得較為和平；他的個人簡歷，十足是文員的，也偏向生態與人文的行動，
是一種不帶著槍炮與鋼鐵的文化調查。只不過，比起帝國武力對新領土的渴望，
殖民文化的影響與餘韻，卻是超乎預期的。
1858年史溫侯二度來臺時，他與清廷官員的一段遭遇，便饒富深意。在他筆 下寫到，騎著一匹小馬施施然出現的臺灣官員孔昭慈，毫無官架子的接待風格，
令他頗感詫異。孔昭慈是曲阜孔府的第七十一代孫，駐地就在現在的台南市區。
當時甫從知府升任道台的孔昭慈，已是臺灣最高階的常駐官員，算一算也在這裡 住了五年。他對好奇的史溫侯說，駐台至今，雖然曾經聽聞，然而可從來沒有看 過任何一個蕃人，內山也沒有去過。但是，就是在拜訪臺灣的短暫旅程中，滿懷 決心的史溫侯深入內山，對照前人留下的筆記，記錄下了臺灣的人種民族誌，並 對全島境內番人居地及文化型態作出初步的分類(費德廉、羅效德編譯 2006：
20，33-64)。簡言之，短暫來訪的西方人史溫侯，看見了長居此地的中國官僚孔 昭慈，完全看不見的臺灣。
史溫侯初拜訪臺灣時，還只是英國海軍軍艦上的翻譯官，後來則次第出任淡 水及打狗兩地的英國領事。但他留在臺灣的時間全部加起來，不超過四年。從他 發表在英國學術期刊、學會通訊等作品可見，史溫侯的興趣主要在於描述臺灣番 人與自然生態(尤其是鳥類)。跨洋而來的史溫侯，所關注的島嶼主題，顯然比常 駐臺灣的官員來得具體許多，為何他要這麼做？這會是史溫侯個人對異國風情與 生態的嚮往嗎？並非如此。史溫侯與孔昭慈這兩位異文化的菁英，完全處在迥然 不同的知識論範圍裡，因此分別造就了他們看待世界的思考模式。
史溫侯所在的十九世紀，屬於正達高峰的探險時代，這個時期之前，歐洲人 早就完成環球的航行，此刻正展開非洲黑暗內陸或極地旅行的探險競賽。十九世 紀的科學探勘精神與探險旅行的勇氣，被普遍而強烈地英雄化了，像是Livingstone 的探索非洲就是一例(Fabian 2000：48)。但是，這樣的異地探險並非暴虎馮河之 舉，在可能的經濟利益上，它會受到某個國家的支持；而在探險家個人素養方面，
則要求他們具有科學的學術精神，逐日記載的日記是要求之一，民族誌即是其典 型研究方法 (Fabian 2000：5)。
這些由旅行者個人撰寫，甚至出版發行的旅行誌，其核心意義已超越作者個 人的敘事層次，而是要將旅行標誌為事件，好納入文明發現(歷)史當中。所以，
地理探索亦要參雜著對落後土著的學術觀察。而探險搜奇的故事，出現了特別的 敘述模式，如採用科學方法包裝，具有學術意味，甚至在未出發探索前即以學術 目標作為募款號召等等(Fabian 2001:142-143)。由此，一種模式化、簡單化的文明 進步史的故事型態，便重複出現了(Fabian 2001:145)。
何謂文明進步史的故事？它往往是由探險者進行初步的敘說，次而學術機構 加以背書，最後在帝國的政治影響力下，獲得文化上的詮釋優勢。而探險者為了 訴說、塑造他們的探險故事，不但要兼顧現象的詳實描述、客觀精神，更要不憚 親身涉險。這些(必須)不畏冒險犯難的異地旅行，構成了民族誌的基礎。除非擁 有這些職業/專業技巧，旅行者方可堪稱探險家 (Fabian 2000：6-7)。就上述這些 條件來看，史溫侯與孔昭慈兩位，誰會是一個合格的旅行者與民族誌寫作者呢？
騎著小馬來的孔昭慈，坦率地承認自己不知番人與內山，也對這些事情不感 興趣。但史溫侯的民族誌與台灣訪問記等資料則顯示，他不僅親自搭乘軍艦去過 了澎湖與東臺灣，步履未及之處，還藉助當地土著或通譯漢人來蒐集資料。最後，
他以民族誌的形式，分類了馬來族的多個部落。他蒐集的台灣原住民資料，甚至 能夠在1862年的倫敦展覽會中專題展出。而且，史溫侯最為人所知的，是他在自 然史上的貢獻。因為持續對遠東植物與動物生態進行科學採集，他在英國皇家地 理學會與自然史博物館的捐贈人榜上留名。
史溫侯的個人成就，反映了殖民時代的集體氛圍。就在十九世紀之後，旅行 者與帝國學術機構滋生共謀，他們大量採集異地文物，促成博物館等典藏機構櫛 次鱗比地出現。這些來自異鄉或過去歷史的文物碎片，不僅被重新分類與刻意典 藏，還會搭配博物館專題展覽或博覽會，公開向大眾推銷。其特徵有二：一、將 (他者)知識圖書館化，令其成為可知、易掌握的「過往」；二、過去體現為文化 宰制的一部份(Bennett 2004：2)。於是，看似擴充文明知識的客觀展示，卻飽含 著帝國主義的偏見。以人種調查的例子來說，一方面是為了補充博物館裡考古人 類學的骨骼展示收藏，另一方面，卻是把文明進步史與自然科學客觀證據結合，
好為白種人優越論提供論述火力。人種學的骨骼展示尤其是眼見為憑的證據，因 博物館的展示設計，會將原始部落到文明社會的人類骨骼解剖連列，主張全人類 均處於同一個文明發展系統裡。這些表列的比較性資訊，總是特別依賴對殖民地 土著的調查資料(Bennett 2004：59)。十九世紀的博物館，不僅創造了展示的新公 共空間，同時也引入了（把不規則）分類的系統（Bennett 1995：1）。
於是，旅行者的異國探險，從來不真正孤單。正是十九世紀殖民主義的推波 助瀾，才誕生一整套充斥進化論氣息的博物館知識，這套知識系統加強了、支持 了，或甚至是過度強調了旅行者的異國探險之旅的重要性。編撰這套知識系統的 作者群會是誰？僅僅只來自於某些特定族群之手：有社經地位的白種男性 (Bennett 2004：5)。而這些男性所置身的學術田野又在哪裡？即是由博物館、歷 史科學與行政殖民官員，組成這套進化論述的鐵三角。在博物館知識論的範圍之 中，但凡異國的、遠方的、越是野蠻越有知識上的收集價值。儘管這些異地知識 單獨看來，也許不夠有代表性、不夠完整，有時甚至只是取材於少部分旅行者勉 強書寫的日記，但聚合在一起之後，卻造就了一套非常堅固的文明進步史觀，它 構劃出一套殖民者的支配性論述。
在同個時期，社會進化論也開始變得普遍。人稱現代人具有單一起源，緣起 伊甸園中的亞當夏娃；其時，人種學與優生學不外乎一種（偽）科學的形象，優 劣等種族被劃分，以致最終出現壓倒性的象徵：以父系為軸的家庭樹狀圖廣泛地 流傳(McClintock 1995：49-50)。身為進步譜系大家長，就好似父親有管束未成熟 孩子的責任，歐洲殖民者藉此合法化自身的侵略行為。而這個時代，也就是史溫 侯正孜孜不倦地執行他身為白種人的負擔的時刻。
簡言之，西方殖民主義的文化基礎可不是憑空出現的。它與近代史變遷如此 密切，從十五世紀跨洋遠行的時代便已揭開其面紗，它需要建立在「他者」、「他
簡言之，西方殖民主義的文化基礎可不是憑空出現的。它與近代史變遷如此 密切，從十五世紀跨洋遠行的時代便已揭開其面紗，它需要建立在「他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