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節論及新公共空間的出現：一是儀式性的國定假日，可供全民參與；二則，
在地方行政系統裡，尋求原有自治組織的合作與協助，並給予當地人士正式的 職銜、賦薪，及相對的責任與義務。
當初級語言教育涵蓋範圍有限，殖民者要如何跨越由少些的語言學校畢業生 居中翻譯、代理官方事務的困難？就得去主動徵召，把那些不會、也沒興趣來唸 語言課程的人找出來。殖民者徵納的目標，放在特定的社會階級上，當時風俗化 育的理想是，就是「盡可能教育上流或中流以上家庭之子弟」(吳文星 1992：98)。
從國語學校蛻變而來的公學校體制，想要接納的「上流或中流以上家庭之子弟」， 指的便是台灣地主或紳商階級後代。
但這些人既屬上流，不容易招之即來。傳統以來，台灣鄉紳已經習慣自行管 理、介入地方公共事務，於是，殖民者就得主動為台灣社會與上層人士創造公共 空間。這可分為兩種方式：第一種是建立嶄新的儀式，令參與公共事務變成習見 之事；第二種則是承認舊鄉紳的地方影響力，為傳統的地方職位正名。表面上是 延續清代的舊有職稱，但實質上，殖民者為這些舊職位，創造了新意涵。
先談第一種的「嶄新的儀式」。簡單地說，就是以西曆定位的國定假日這件 事，而國旗的懸掛，扮演著關鍵的儀式符號。過去，台灣人民從未有過西元的”
國定節日”經驗，縱使民間習俗中有春節連休三天、或地方神明生日而停市等等 節慶，但他們均以農曆方式計算，且慶祝方式具有地域性差異。殖民者來台後，
則戮力建立一套國定節日的普遍概念，並概以西曆來表示時節。
抵台後頭一遭的國定假日，為皇靈祭，是天皇祭祀祖宗的日子。分別在每年 的春分(三月廿日)與秋分(九月廿四日)固定舉行。明治廿八年九月十一日，民政 局發出公文，要求「台北縣廳、各支廳及出張所所長(淡水、基隆、新竹支廳及 台灣支部、苗栗出張所)」應為皇靈祭預作準備，且要求「一般人民須懸掛國旗 以表敬意」(陳文添等 1992：8)。只不過，上級電報進入基層支廳後，引發的回 響卻不太一樣。據新竹支廳長松村雄三報告，「本次之秋季皇靈祭係領有台灣以 來第一次國家紀念節日，因思有對此地人民作如何慶祝節慶示範之必要，本廳乃 從節慶作法著手…」。最初只是要求懸掛國旗的簡單要求，卻在各地創造出新的 文化儀式，國定假日被複雜包裹在各類裝飾品、地方人士的參與、演講祝辭的發 表、台灣傳統戲曲演出，甚至大型煙火秀的展覽之中。
各地方的慶祝或有不同，參與人數不一，或揉有各地方慶典色彩的差異，因 地區的繁榮程度也導致慶祝規模的大小，但重點是，統一要求市街「每家應掛出 國旗」，然這個基本要求仍在實施過程打了折扣，規模小者如鳳山出張所長柴原，
原先計畫「對鳳山城內外之殘疾不能自存之窮民發給中國米，一則使頻民踴躍參 與祝賀之盛典，一為告知大祭祝日」(陳文添等 1992：70)，但回響不大；或安平 出張所全員前往總督在台南所辦宴會，而未能舉行，只在節日前日「送給各社里 長國旗三面，並請其教導轄區內人民有關國旗製造方法」，而恆春出張所回覆的 公文甚至稱「尚在赴任途中，因之未克舉行慶祝典禮」(陳文添等 1992：71)。
殖民者遇到的第二個國定假日，則是十一月三日的天長節，這是明治天皇的 誕生日。如何慶祝，各地取得較一致的共識，國旗扮演了凝聚認同的首要道具。
在當時行政編制上猶屬戰地的苗栗出張所，即記錄「天長節之佳晨，各戶重視國
旗以表慶祝之意」；另對來廳的蕃人申告節慶、安排參與，「先諭知天長節之旨，
當日要求番人撐著國旗來廳，使其參加團拜儀式，饗以酒肉，頗為滿足之狀而歸 山」（林品桐等譯 1995：236-237）。第三次國定假日則是元旦。地方政府機關的 態度也大致沿襲天長節的儀式設計，例如明治廿九年雲林出張所的概況報告，第 一行即陳：
一月一日上午八時所員依同舉行團拜典禮，當地之雇員亦參加，此日家家 戶戶在門前皆掛國旗以示慶祝之意（林品桐等譯 1995：216）。
殖民者所訂的國定假日頗多，從明治廿八年十二月九日的施行「監獄臨時規 則」中，就列舉囚犯可免服勞役的國定假日：「元月一、二日元始祭、孝明天皇 祭、紀元節、春季皇靈祭、神武天皇祭、秋季皇靈祭、神嚐祭、天長節、新嚐祭」
等九種（林品桐等譯 1994a：418）。很快地，不同的地方官廳建立起相同的儀 式，第一是放假，至少就殖民者自己，就會停止一般勤務，改以慶典取代；第二，
要求地方人士懸掛國旗。不過，這兩種節日企劃，都需要有人加入這場行政嘉年 華，他們是誰呢？
他們可能是被語言教育初步篩選過、加入下層官制的少些在地人士。但前面 也提到，這套由殖民者設計出的鳥籠，攏絡到的人數其實有限。在此之外，還有 更龐大的地方勢力，存在於原有的社會裡，有待殖民者去發掘。
清代以來，臺地日漸富庶但政府效能不彰，使得鄉勇團練等自衛組織盛行，
自治性的鄉約莊保等結社也所在多有，也導致民間對官方的拒斥心態相當普遍。
殖民者來臺後，便體會到抗爭的阻力，不僅來自於政權變遷所導致的社會失序，
同時也是「滿清政府政權不及於強悍居民之村落，因此而視日本兵亦與滿清兵同 樣」的民間自治風氣(林品桐等 1994：679)。這些民間自治組織，甚至會越俎代 庖地讓殖民者感受威脅。以致於，收編這些自有主張的地方結盟關係，變成緊要 問題。以下以台北地區良民局的設立與日後的變遷為例，就可以看出殖民初期，
日人與臺灣地方組織的微妙關係。
良民局最早出現的時刻，是明治廿八年六月五日日本禁衛師團進入台北城，
由大稻埕商人李春生「在彈雨之台北，東奔西跑安撫動搖不安之民心。當本(總 督)府民政開展時，百番張羅四處奔跑，…投資家產設立保良局，輔導地方士紳 加入，親自擔任幹事長，專門督導策劃治民良法，…各地設立人民分局，…製造 良好風氣，…」。各地設立人民分局指的可能便是良民局，因與李春生同時授勳 的臺人辜顯榮，他除擔任艋舺保良分局總裁外，當日軍足跡跨出北部後，也在鹿 港設立保良局(林品桐等 1994：39-40)。
六月出現的良民局，要到明治廿八年八月八日才受到正式的許可，當中出現
兩個月的空窗期。可見其組織與其說是因應殖民者需求而創造出來，毋寧說它本 來就是台灣社會傳統的一部分，殖民者是被動地接受這種來自民間的協助。在清 代時期，類似的地方自治組織早已普遍存在(戴炎輝 1992)。這些地方自治組織，
有時擁有武力，有時藉由與官府進行某些利害交換而達到公私平衡，但主要的功 能多半是彌補公權力的不足，或剛好相反，是阻止公權力過度介入。綜觀保良局 的設立章程，除了「士兵等在街市鄉村，因語言不通，說辭不能達意，或誤虐良 民等情事發生之時，由當地(保良)分局提報總局審查後，呈報政府處理」一條，
呈現出日本統治異地遭遇語言困難外，其他十一條章程與舊日的鄉約、總理等民 間協調組織並無大異(林品桐等 1993：205-206)。「保良局係地方仕紳所設立」，
殖民者考慮到要「疏通上下之感情」故而被動地接受（林品桐等譯 1994a：394），
保良局並不是為了保護殖民者的利益而設立的投降組織。
實際上，保良局後來還發展出其他類似名稱，如良民局、保安局等均是，其 功能與臺灣原有的自治慣習互相重疊。所以，沒有增設保良局等名號的地方，就 是直接援用總理或董事等傳統職位，其下還設有壯丁團等巡邏人力(文書課 1985/
明治卅年：70)，等於變相接管街庄治安事務，民刑事案件也委由地方總理裁判。
檢視淡水支廳的總理事務日誌，明治廿八年八月下旬相關案件內容，便可以見到 臺籍總理不但主動在街巡查排解紛爭，也可以派人傳喚相關人等(林品桐等譯 1994a：772-773)。據淡水支廳廳長北村的九月行政報告，評估依循舊慣令當地人 士自治，也給予相當正面的評價，「轄內置總理一人，使其勸解簡易案件及調查 有關當地人各種事情，…一切循依舊慣，支廳則專司監督其自治而已，然迄自今 日反而造成良好結果並未見其弊害」(林品桐等譯 1994a：845)。
然而，殖民者並非不曾感覺到，自己受到民間自治勢力的制肘。在李春生等 接受授勳後四個月，也就是保良局機關正式得到殖民者承認將近兩個月，台北縣 知事田中綱常在上呈民政局長水野遵的公文內，主張應廢除保良總局。他指出：
現在北部地區已經戡定，依今日景況推斷，認需以保良局特別輔助 鎭撫工 作之時機已過，更何況其分局設於各堡各庄，其數達廿六處之多，而其經 費一處至少三十圓，…將來所費不貲。以知推斷將來，即使在施政上有若 干利便之處，…難免害處亦隨之而來。不如趁現在該局基礎未固，枝葉未 繁之時，斷然予以廢局較妥(林品桐等 1993：211)。
相對於田中知事的不安，當初鼎力奔走、籌組保良局的臺人李春生也上書水 野遵，力保總局與卅餘分局的存在價值，只在是否由民辦改為官辦上，留有選擇 餘地。最後，官方認為先暫時維持總局，「暫時只對總局每月撥付維持費三佰五 什圓，至於分局之存廢任由地方決定」(林品桐等 1993：213)。等於說，像保良 局這種新瓶裝舊酒的組織，此刻變成了存置機關，它的功能很快遭到架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