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節從歷史與制度面切入，分析台灣總督府的地方特色與政治妥協的功能；以 及，地方性集權政府的存在，也促進了台灣內部的政治變遷。
前面提到，文化統治是近代殖民主義的特殊因素；藉由強調他人文化與己身 的不同，所構造的一套文明開化論，也強固了殖民者揚帆他鄉、面對陌生異地的 信心來源。但這些統治與論述，都有賴一套在地型的政府制度加以強化或維持，
換言之，地方性的殖民政府，在決定殖民地的整體形象上，有關鍵的地位。
何以如此，這與日本蛻變為近代殖民帝國的時代因素有密切關係。當1853 年的美人裴利將黑船駛進東京灣，敲開了日本錮封國門。此時，日本就跟其他的 亞洲國家一樣，面臨著殖民時代的近身搏擊戰。後續的政治效應，導致了200年 歷史的德川幕府崩潰，1868年，大政奉還給年輕的明治天皇。儘管天皇的政權合 法性也有賴血緣倫理，但就制定亞洲的第一部成文憲法的層面而言，日本與其他 亞洲君主制國家，產生了關鍵差異。天皇親政之後，日本派遣大量人員到國外考 察政府制度，至明治廿二年二月廿一日(1889)，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總共耗時 20年。這部憲法，雖循天皇的名號而被慣稱為明治憲法，但內容其實是研究、模 仿歐洲君主制國家的結晶。以結果論，在英或德(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制度選項 上，日本偏向後者的君主立憲制。
只不過，當時的大英帝國可是地表上最強大的殖民國家，而德國要到1884 年，才在首相俾斯麥的擘劃下，依據柏林會議的外交協議，首度取得海外殖民地 (非洲喀麥隆)。換言之，以日本當時的政治條件，及明治憲法的體質，在建立新 政府的當下，不可能為擁有殖民地的將來未雨綢繆。於是，憲法中所揭櫫天皇崇 拜等同國體的日本文化論(丸山真男 1984：15)，就在日後的殖民擴張上，遇到了 民族同質論的詮釋困擾。這個問題如何解決，許多研究者均對此做出了相應的觀 察與解釋。
大江志乃夫(2001：vi)便認為，殖民時期的日本，曾經建立一套官方的敘述
公式：日本帝國透過中華文化圈共同範疇的假說，先以同化、進而皇民化的的文 化統合手段，來聯合東亞，以圖阻擋外來（歐美）文化。不過，大江對此官方說 法提出反駁，他分析道，日本的殖民擴張行動，乃是為了對應清朝的衰亡與朝鮮 動盪的時代條件，因此時人所取之新近代立場，根本上是揚棄、而非回頭擁抱中 華傳統。此外，在細部政策面上，春山明哲(2001)則指出殖民地台灣的統治原則 歷有轉向，殖民初期的後藤路線，是為特別統治主義；到1919年後，則以原敬的 內地延長主義為主。無論是從歷史大環境，抑或執行細節的方向，關注殖民歷史 的日本學者，都指出了日本對應新殖民地領有之事，不僅無前行經驗可恃，還需 隨時經歷試行錯誤的政策反省，以及面對歷史機遇的挑戰。
此外，抵台之初，殖民者遭遇的統治難題，也與清代官僚並無大異。土匪、
游擊、鄉勇等地方勢力不但繼續存在；且清方對移交過程又非常消極。由當時日 方要求清朝應列出的臺灣(官方)財產清單的兩造應對中可見，即便日人已先行草 就交接目錄的樣式，希望清廷方面能夠清楚填寫「各海口、各府縣廳的所屬的官 有財產種類」，但清朝派出的交割人員，卻提不出官衙與官方所屬單位的具體財 產事項，負責交接的清官僚李經方最後只好折衷地、以概括性的語言，不清不楚 地回覆這份「清單」。所以，初來乍到的殖民者威信有限，也無法大力仰仗舊日 的行政資源，許多綜合因素下，殖民初期的統治時光，顯然十分艱難。
總言之，十九世紀的整體發展，不僅彌漫著高漲的殖民氣氛，還挾帶著各種 西方優越論的假說。因歐美列強壓力而倉促進行改革，並因1895年殖民臺灣、方 加入殖民者新鮮人行列的日本人，使得日本的嶄新帝國身分，含有尷尬的成色。
於是，無法以天朝身份自居的殖民者，立刻便面臨一個制度面的問題：殖民地可 以直屬於帝國的一般行政層級嗎﹖
一開始，日人打算比照北海道或沖繩的異民族征服前例，將臺灣納入明治憲 法的涵蓋範圍之中，好把殖民地合法化、視為帝國的一般領土。不過，明治廿九 年(1896)一月廿八日，總督府民政局卻對此提出不同意見。這些未來的臺地行政 官僚，論及總督府官制該如何建立，特別指出，若將臺灣比照北海道廳長官、沖 繩縣的前例，置於拓殖省大臣治下，「臺灣之行政無論難免遲滯」，「今日徒以求 外觀之美，將文明之制度適用於民心向背之新領土之人民，是絕對不可」(陳文 添等 1992：103-104)。
於是，領臺之初，為了臺灣應屬帝國中的何種行政層級，總督的職權是否需 取得內閣中的拓殖務省的同意，便已在台灣總督府草案過程中吵翻了天。最終，
經歷了藩閥政府與帝國議會兩造間，有關台灣問題的眾多爭論後，才折衷協調出 一個外於明治憲法涵括區的特殊地域法來，這就是明治廿九年（1896）之後，法 律第六十三號(簡稱六三法)出現的背景。地方性質的總督府，於是獲得獨攬全部
殖民地權力的特殊法源。
除掉最後一條規定有效期限外，六三法就像人類的手掌一樣，關鍵內容也只 有五條：
一 台灣總督得在其管轄區域內，發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
二 前條之命令，須取得台灣總督府評議會之議決，經拓殖務大臣請求敕 裁。台灣總督府評議會組織，以敕令定之。
三 臨緊急之時，台灣總督得不經前條(第二條)之手續，而直接發佈第一 條之命令。
四 依前條(第三條)所發之命令，須於發布後即請敕裁，並報告於台灣總 督府評議會。不准敕裁時，總督府須即公布其命令對於將來無效力。
五 現行法律、或將來發布之法律，其全部或一部，要施行於臺灣者，以 敕令定之。
六三法的第一條即表示：「臺灣總督得在其管轄區域內，發佈具有法律效力 之命令」。總督府發布的法令即為律令，再通過第二條的重複認證後，便成為層 級最高的天皇命令，稱為敕令。就第二條內容而言，臺灣評議會及內閣的拓殖務 大臣似乎扮演了限制總督府立法權的角色，但是同年敕令第八九號的「台灣總督 府評議會章程」中卻表示，評議會組成成員不外乎總督府高層官僚，以及總督私 人幕僚；至於拓殖務省的功能，更像是個轉達公文給天皇的收發處。
六三法施行時間前後共十年，臺灣總督可於「管轄區域」逕行施政，在法律 層面上，除了天皇之外，他沒有其他的頂頭上司，而且島內的立法、行政權一手 抓，台灣外於明治憲法的內閣、議會等制度之外。此外，在六三法的羽翼時期 (1896-1906)，台灣共經歷了五任總督。五任總督的背景，則有共通之處。從明治 卅年(1897)開始，台灣總督府的官規/官制第二條規定「總督ハ親任トス陸海軍大 將若ハ中將ヲ以テ之ニ充ッ」(敕令362號)。此中有個關鍵詞，即是總督必須由軍 方出身；行憲後的明治政府，儘管維持代議制度，但日本內閣從來無法對軍方人 事置喙，因此台灣總督的任命，也等於軍方的內部人事，這個狀況維持到1919 年後，臺灣方出現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
1896-1906年間的六三法，不僅主張台灣是異法地域，甚至使軍方出身的總督 不必經由議會同意、任命。以六三法做為權力法源的台灣總督府，擁有無限大的 權力，集中於總督一人一身。大正九年(1920)發行的《臺灣青年》，回顧這段法律 時期，便總結為，「台灣總督，思欲所為，無論對於臺灣人，或內地人，凡居住 臺灣之人民之生命與財產之安固，均為加危。而生殺予奪之權，悉盡歸於總督一 人之手矣」(《臺灣青年，漢文部》1/5：8)。
由於六三法之故，使總督府牴觸了帝國議會的主權，六三法的適憲性一直頗 富爭議。每在三年期限將屆、提交議會重審時，屢屢陷於不同派閥利益鬥爭，變 成内地某些政治事項的交換條件(吳密察 1991：139)。直到明治卅九年(1906)，六 三法遭到廢棄，以法律第三十一號(簡稱三一法)取代，三一法的使用時期為明治 卅九年至大正九年(1920)：
第一條 臺灣所要法律之事項，得以台灣總督之命令規定之。
第二條 前條之命令，需經主務大臣請敕裁。
第三條 臨緊急之時，台灣總督得直接發佈第一條之命令。
前項之命令，須於發布後直請敕裁，若不准敕裁時，台灣總督須 即公 布其命令對於將來無效力。
第四條 法律之全部或一部，要施行於台灣者，以敕令定之。
第五條 第一條之命令，不得違背依第四條在臺灣施行之法律，及特以在 台灣施行為目的而制定之法律以及敕令。
將三一法與六三法相比，兩者間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只不過，三一法的第二 條撤銷了官樣文章的總督府評議會，稍稍提高了內閣官員的行政功能；第四及第 五條，則讓帝國議會制訂的內地法律，應用於台灣時，改以層級高於總督律令的 敕令來發布。雖然三一法的出現，彌補了帝國議會遭到地區性總督府挑戰、限縮 的立法權，但內地法令還不能直接援用到台灣，總督府的權限仍然很大。
大正十年（1921）廢除三一法，頒布法律第三號(簡稱法三號)，把立法的優 先權改給中央（內地）敕令，在第二條補充「無可施行之法律、或難依前項（第 一條）之規定者，因臺灣特殊之事情限於必要之時，得以臺灣總督之命令為之」
(臺灣青年漢文部 大正十年3/1：2)。於是，相較於一0年代六三法及三一法的異
(臺灣青年漢文部 大正十年3/1：2)。於是，相較於一0年代六三法及三一法的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