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在 1898 年便舉行首次的臨時台灣戶口調查，但未竟其功。總督府考慮治臺初 期游擊武力仍頻，以及人口流動等先天因素，正式的調查延宕到 1905/10/1 才 開始。而戶口調查與人口統計，在確定人民國籍、界定親屬關係之上，發揮了 普遍統治功能
戶口問題是台灣社會的黑洞。過去，臺地未嘗存在周延的戶籍制度。康熙五 十三年(1714)，以前年戶籍資料為定例，聖祖下令此後永不新增丁稅，對人口的 掌握，此後開始走下坡。到了雍正時期，不僅獨身者不徵戶稅；有家室者，一戶 中男稱丁女稱口，只對十六歲以上五十六歲以下的丁徵人頭稅。換句話說，在戶 數紀錄短缺，且只計算可勞動人口的狀況下，當時的臺灣人口可能超過半數是隱 形的。由於不曾對戶口資料進行大幅度訂審，到了乾隆十年，人丁滋生與中部地 區的大舉開發，使得前述粗略的戶籍制度等於崩壞，所以研議將「丁銀平均分配 於全島田園賦稅內共徵之」(林品桐等譯 1995：164)。這就是攤丁入畝的原則，
人頭稅自此偏廢。此外，清代政府的歲收主要來源，除了部分消費稅可資挹注國 庫外，傳統的土地稅其實佔了稅收大宗。官方對掌握戶口的興趣，本來就遠低於 土地。
清末，為了自籌建省經費，劉銘傳力圖改革稅制，重心也放在土地稅。然而，
要將舊有三級稅制重訂為五級稅制，必須對土地的等級加以清查。官方人力有 限，於是徵調地方有力人士加入田園調查，積極者須陪同下鄉，消極者至少也須 編入保甲制中，十家連坐、互為保證所呈土地清冊的可信度。劉銘傳對土地稅制 的改革，連帶催生了具備半官方色彩的保甲制度，也審定了戶籍。後來，殖民者 就是沿用了保甲制的這批地方代表，給予正式職稱、辦公場所、固定薪酬，一方 面尋求他們轉達官方意旨，另一方面，則編派了更多的地方事務給他們執行。同 時，殖民者卻也體會到，從這些地方人士之處獲得的資訊，無論對方是否有意隱 匿，斷簡殘編和溝通困難實在難以避免，以致政務推行經常遇到困難。
日人對臺灣的初步了解，若不是來自於重新編撰前朝文書等檔案作業，就是 必須親身下鄉、倚賴當地人士報導。一開始日人繼承前朝舊慣，結合當地人士，
如地方庄的約首、街董事，取得部分地區的戶口冊，且視之為必要的資訊來源。
例如明治廿九年二月份的淡水支廳行政報告中，收稅官吉井大藏的囑託要項，就 包括島內外貿易品項、台灣社會習性的初步描述、部分戶口與土地的舊慣調查(林 品桐等譯 1995：153)。這個月份中，殖民者要求地方人士應做的行政性回報，主 要集中於戶口冊之上。偶有較為積極的約首，除「稟呈戶口冊一本」外，尚且「稟
本庄小地名註在冊內」(林品桐等譯 1995：170)。
只是，戶口冊並不等於人口統計。受限於劉銘傳的設計，它主要環繞著田賦 等級制、繇役折入田賦的攤丁入畝原則，還兼具保甲制等保安功能，在在都是要 讓土地稅容易收取。然夾帶地籍確認功能的戶籍紀錄，往往因一田多主、買賣成 例複雜等因素，降低其可信度。因而，業主不在其地，大量的隱匿人口隱藏在表 面的戶口冊之後，不僅是清代官僚頭痛的問題，同樣的燙手山芋，此刻也掉進殖 民者的手中。
再者，親屬關係的認定，也令日人困惑。小官僚如是抱怨道，所有調查之中
「戶籍調查之困難最甚。於舊政下對於人身之買賣置之不問，娶嫁養子悉無不由 買賣，且有血拜兄弟者，…而其交與血緣親族無異。而且大致同居幾乎無法判別 親否。又有奴隸者，所謂與親父母斷絕關係，成為家族之一種而終身被使役者，
此為一家族中有異姓、有同年齡兄弟姐妹及妻婦等原因」(林品桐等譯 1994a：
904)。在此時期，家族的定義含混又寬縱，以血緣定親疏的現代式核心家庭制，
並未普及。
此外，也因生老病死之故，動態人口因素更使戶政調查變得棘手。殖民者起 初採取消極的自主申報作法。明治廿八年八月宜蘭支廳張貼告示，要求轄區人 民，如有新生嬰兒「限十日內開具年月日親赴該庄總理街長之處報明。若有死亡 者，其家屬或親朋當將其致死之病名即日報之該庄總理街長。該總理等于每月末 日，應將收報等情彙造住居所處花名清冊，送到支廳衙門以便稽查。倘荒野道旁 眼見死屍，… 若親戚朋友能認識之者，准將死者之情報告來廳…」(林品桐等譯 1994a：738)。
光是消極地等民人來報戶口還不夠，殖民者很快便改弦更張。日軍推進到中 部的明治廿八年底，鹿港出張所先要求地方人士出任保長、總理等職，「同時命 其為戶口之調查」。但民間呈報的資料無法取信日人，於是明治廿九年二月廿一 日，再「由守備軍隊，進行武器之搜索，民政部員亦必跟進，同時有戶口調查之 命令。故所員與警察官交互跟進軍隊而行，派遣至各方為戶口調查」（林品桐等 譯 1995：252，254）。比較三個月內的民間呈報與武裝調查數字，鹿港出張所的 下轄戶數與人口，呈現大幅差距：
表 5-5 /明治廿九年鹿港地區人口匿報表
資料來源 戶數 男 女 總人口數
地方人士呈報 50935 143481 102717 246198 軍警武裝調查 63299 169549 125941 295490 兩次差距 12364 26068 23224 49292
(增加：戶/人) 匿報率(%)，
四捨五入至小 數點第一位
19.5% 15.4% 18.4% 16.7%
資料來源：（林品桐等譯 1995：253）。
當時的鹿港人口調查，是為搜取地方槍砲、好扼抑游擊武力，同時恫嚇人民 與宣示軍威。不過，這麼粗略的、勉強完成的戶口調查，還是產生了與過去舊例 極大的差別。差別主要顯示於兩個方面，首先，戶的概念雖還繼續存在於調查範 圍裡，然清代時期的「口」，概指農業社會中具有勞動力的十五歲以上、六十五 歲以下的成年男性，不過殖民者對戶「口」的調查，此刻已從勞動人口的概念上，
大幅擴充到男女老幼。此外，表 5-5 中，從兩次資料差距所得的匿報率還顯示舊 資料的不可靠。地方人士呈報資料不可能無中生有，應來自於劉銘傳時期編寫的 戶口冊，然殖民者匆促的下鄉武裝調查，立即得出懸殊的數字來；日人不可能不 意識到，若不加思索地逕行援用前朝資料，反會使施政遇到困難。
因此，過渡時期雖還繼續收集地方資訊、尋求在地人士協助，殖民者也同時 試探另起爐灶的可能。即是展開全島性的人口普查。然人口在哪裡?觸目可見皆 是嗎？日人先在明治廿九年(1896)八月的訓令第八五號，制定「台灣住民戶籍調 查規則」，第一條中便提及戶籍調查用紙及戶籍登記書兩種表格，內含「戶主家 人的姓名、年齡職業及其他調查」等項(文書課編 1985/明治廿九年：263)。這份 戶籍調查規則，已脫離以保長、甲長為主的保甲制，而把「個人」提升到戶”口”
的層級上。過去清代重視戶遠過口，是著眼於「戶」下的土地租權；而此時殖民 者調查戶口，則將「口」的重要性提升，目標是要確認個人的國籍，是為明年五 月八日將屆的國籍選擇期預做熱身，屆期不離開者將自動取得「台灣住民」的戶 籍身分。簡言之，殖民者是要藉助戶”口”調查，以區別出「清國人台灣人」(文 書課編 1985/明治卅年：63)。
國籍選擇期結束前，日人所實施區域性戶口調查，多半挾有治安目的。只不 過，官方對此也自承，由於當時兵馬倥傯，不管是戶口調查還是制止民間武裝游 擊，結果都不怎麼成功(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1933b：660-663)。殖民者認知到，
如果不進行普遍戶籍調查，人民就感受不到國籍身份的重要性。領臺第十年，就 在正式舉行全島性調查的前一天，官方的漢文報紙刊登了以〈國勢調查辨惑〉為 題的時論，就把人口調查與國籍身分的關係，凸顯得至關重要：
我臺自改隸以來，經幾次調查，然各處官衙，不一其辦法，不同其時日，
又任人民自報，終未逐名稽查，故全島人口，其數究有幾何，終不能明。…
有實非國民，而有國籍者，有實為國民，而反無國籍者…(漢文台灣日日 新報 明治卅八年九月三十日：第二版)。
上文的國勢調查，指的就是依據府令第卅九號「戶口調查規則」而施行的「第 一回臨時台灣戶口調查」。時間從明治卅八年(1905)十月一日零時起，三天內結 束。除了像宜蘭、基隆等地因雨霾誤期，而屏東地區有蕃人反抗等意外，以及未 納入計算的番社戶口外，完成臺灣首次戶口調查。此戶口調查，主要是要掌握靜 態人口與國籍。靜態人口等於常住人口加上浮動人口，國籍分為內地人、本島人、
外國人三種。常住人口還包含有住居處調查，以及戶中所居他人。這就是為戶口 調查預作準備。明治卅八年十二月，發布府令九十三號「戶口章程」，第三條中 規定，「本島人住所為主者，是為本居，以外之住所為寄留。…內地、清國人之 住所為寄留」(臺法月報 明治卅九年 2/2：58)。於是以國藉區分，只要非本島人 都算浮動人口。
這些戶口資訊，由於已經預先排除番地，畢竟不能反映全島人口詳情，但透 過調查，卻建立一套很管用的戶口登錄系統。官方先採人民自主申報方式，再行 催告後仍不受的人民，才要接受戶口「實查」：
開具秉單經由所轄警察官吏派出所遞呈廳長，在本島人除所轄警官派出所 外，應經由保正。如有期內(十日內)不報者，警察官為之催告，…仍未報 明者，准以戶口實查代做稟報((臺法月報 明治卅九年 2/2：59)。
這套新戶口檔案，不僅統計表面人口數，它也要更深入地挖掘臺地舊俗，將 收養的血緣關係納入調查範圍。於是，交辦給戶口調查員的注意事項，便對此特 別囑託：
本島人之養子，有過房與螟蛉之分，過房，取諸親戚也，螟蛉者，取諸異
本島人之養子，有過房與螟蛉之分，過房，取諸親戚也，螟蛉者，取諸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