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產業發展模式

台灣的產業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產業發展初期技術的學習與累積，

政府藉由培育人才、技術研發計畫、租稅獎勵等方法協助形成。

陳慧瀅(1997)根據 Hoffman 理論，當產業結構從基本的消費財產業逐 漸發展到資本財產業時，其Hoffman Ratio 值會隨之下降。觀察台灣從 1952 年到 1995 年間，製造業內部結構的變化，指出 1991 年 Hoffman Ratio 值 0.5，真正進入資本財產業的時代。

台灣中小企業眾多，技術如何有效發展、應用、升級與擴散，一直是 台灣產業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議題(司徒達賢, 2000)，政府和多國籍企業一直 扮演重要的角色(丁偉, 1996; 江雪嬌, 2001; 江雪嬌, 2002; 吳青松, 1996;

承立平,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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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組織靈活、生命力旺盛，一直是台灣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 重要角色。然而其資金有限，無力從事技術研發，全球觀、產業與技術資 訊、管理能力等不足，則是台灣產業發展更上層樓的限制 (司徒達賢, 2000)。

1980 年代中期以來，台幣大幅升值、勞工、土地成本高漲、環保意識 抬頭，促使台灣產業加速朝技術、資本、知識密集型態發展，朝亞太製造 研發中心邁進，成為政府施政重要目標(王健全, 1995)

台灣政府為了完成經濟政策目標，經濟部從 1993 年 2 月到 1996 年 6 月間，共與 41 家多國籍企業簽署策略聯盟意願書，彼此交換無法藉由市 場交易取得的專屬優勢，引進跨國企業之資金與技術，發展台灣成為亞太 營運中心(丁偉, 1996)。

1987 年台幣開始大幅升值，台灣經濟發展進一步朝資本財產業集中，

產業科技議題益受重視。行政院院會於 1995 年通過「發展台灣成為亞太 營運中心計畫」，確立「民間主導、政府輔導」的產業技術政策，以整體 提昇科技研發能力(孫克難, 1998)。

強化技術能力是台灣中小企業，邁入 21 世紀增加競爭力的不二法門。

由於技術之研發具有明顯的產業外溢效果，政府遂於 1999 年開始實施「鼓 勵新興中小企業開發新技術推動計畫(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SBIR)」執行，鼓勵新興中小企業發展高科技產業(江雪嬌, 2001)。

台灣政府除了藉由科學工業園區之設置，造成聚落效應，讓新創事業 可以在創立初期即享有人才、技術、資金與資訊等經營上的地利之便外，

並藉由協助關鍵技術之取得、促使學術界與產業界合作、創新育成中心之 支援、資金或財務的支援等，營造有利的創業環境(江雪嬌, 2002)。

台灣科技產業的發展初期，幾乎全由政府主導，然後隨著本土民間企 業實力逐漸茁壯，政府漸退居第二線(承立平, 1997)。

1990 年代中期以來，台灣產業發展呈現兩極化現象：已是全球分工體 系一環，國內良性競爭激烈，技術不斷提昇以成為多國籍企業夥伴的資訊 電子業一支獨秀；而在「新經濟」思潮下，食品、紡織、營建、石化等傳 統產業，在資金、技術、人才及租稅獎勵等資源取得屈於劣勢下，長期表 現不佳(王健全,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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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灣資訊電子產業過去數十年的發展經驗得知，台灣產業全球競爭 力主要來自於大量生產的代工模式，後所衍生之運籌管理能力，以及製程 改善之創新能力。但是，在面對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這些競爭優勢已漸 漸不足以因應環境變化。邁入 21 世紀，台灣經濟發展朝知識經濟邁進，

產業結構亦由以往強調製造轉向高附加價值創新活動發展；以往偏重技術 應用、產品改良和製程改善的研發功能，轉而為以領先當前三至五年技術 的創新研發為主；具體而言，其內涵為新領域技術、前瞻性技術、深層次 技術和產品創新。政策轉為鼓勵從事創新研發，引進全球研發資源，建構 研發社群，培育創新科技產業等(黃重球和呂正華,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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