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產業發展的議題 - 以系統觀探討台灣產業的發展

台灣產業發展，深受技術發展的影響；而以中小企業為主，台灣產業技術的學習和累積過程，政府和多國籍企業介入甚深。台灣朝已開發國家邁入，政府和多國籍企業的角色，已不同於以往。觀察台灣產業系統的發展，單純的經濟分析、雁行理論、國際貿易理論、路徑依賴、國家創新系統等，不易掌握各角色互動的動態過程。

產業系統的發展是一個十分複雜、動態的過程，除了受各國不同的歷史、文化、政治、經濟、社會和發展時機影響外，同時也受科學、技術相關政策所左右(王文娟, 1999; Abramovitz, 1989; Lemola, 2002)。開發中國家一員的台灣產業發展看似更為複雜，它包含了本土民間企業與多國籍企業的互動、政府扮演的角色(Ghemawat, 2001; Haley and Low, 1998; Mathews and Cho, 1999; Prahalad and Hammond, 2002)、及技術引進、學習、創新與累積等問題(王健全, 1995; Berardes and Albuquerque, 2003; Guerin, 2001;

Lin, 2003; Mahmood and Singh, 2003)。尤其中小企業眾多，技術如何有效發展、應用、升級與擴散，一直是台灣產業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議題(司徒達賢, 2000)，政府和多國籍企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丁偉, 1996; 江雪嬌, 2001; 江雪嬌, 2002; 吳青松, 1996; 承立平, 1997)。

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是近20 年來台灣產業技術發展更上層樓的制約因素。中小企業一直是台灣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角色，其組織靈活、生命力旺盛，在 1980 年代以前消費財仍是經濟主體的時代，的確為台灣創造不少經濟奇蹟。然而，1980 年代開始，資本財產業在台灣逐漸抬頭，技術、資金、人力、知識成為維持競爭優勢的要素，中小企業資金有限，無力從事技術研發，全球觀、產業與技術資訊、管理能力等不足，

遂成為台灣產業發展更上層樓的限制。

政府在開發中國家產業系統的發展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一個常被提及的課題。由於產業系統發展初期，常缺乏人才、技術、資金等所需資源，

又要面對已開發國家的市場競爭。因此，政府在產業發展初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常需制定保護政策及法規，以保護本土民間企業；甚至建立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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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研發機構，以支持企業發展(Passos et al., 2004; Shyu and Chiu, 2002)。但是，開發中國家的企業最終仍須面對來自國際的競爭(Wang and Pollard, 2002)，政府終究也無法單獨主導產業的發展。例如：半導體和資訊產業， Technology Advisory Group)，聘請海內外學者專家擔任科技顧問，與國內各政府單位、學術研究機構及企業界共同討論科技發展決策性問題，形成共識，再由行政院科技顧問組或相關部會擬訂方案或計畫加以推動。1980 年設置新竹科學園區，讓新創事業可以在創立初期即享有人才、技術、資金與資訊等經營上的地利之便。1989 年經濟部技術處成立產業技術資訊服務推廣計畫(Industrial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Services, ITIS)，從事產業資訊的蒐集、分析與研判，做為每年將近新台幣 150 億的科技專案預算，投入方向的引導機制，進一步協助廠商面對全球科技競爭與市場統合的態勢。1990 年通過「促進產業升級條例」，取代「獎勵投資條例」，利用租稅抵減獎勵措施來鼓勵廠商進行研究發展、自動化和人才培訓等(王健全, 1999)。1993 年開始積極和多國籍企業，簽署策略聯盟意願書，引進多國籍企業之資金與技術(丁偉, 1996)。1999 年實施「新興中小企業技術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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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92 年起，中國大陸已成為台灣每年對外投資最多的地區。至 2000 年底台灣對中國大陸的累計投資金額為 171 億美元，相當於台灣對外總投資的 39%。早期投資以中小企業為主，至 1990 年中期以後，越來越多資本、技術密集的大型企業加入投資行列，目的亦由早期海外加工，轉為市場開發。而 1993 年起，台灣成為中國大陸第二大進口來源，大陸則是台灣第二大出口市場。若香港列入計算，則 1994 年起，大陸已是台灣最大出口市場(342 億美元) 。台商到中國大陸投資，帶動台灣對中國大陸出口中間財、資本財。在中國大陸的台商則提供必要的資本、技術、與管理經驗。兩岸的經濟互賴絕對不僅僅侷限在貿易層面，更重要的是投資與生產的層面，已是全球生產架構下的一環，無法單獨看待 (童振源, 2001)。

多國籍企業對台灣產業發展影響深遠。例如：康柏、HP 與 IBM 等資訊大廠，除早期委外代工，將資金、技術、市場帶進台灣產業外，1990 年代中期以後，藉由「最佳運送模式」(Optimized Distribution Model; ODM) 與「接單生產」（Build to Order; BTO）等相關模式僅保留最具競爭力，並最具附加價值的核心業務（如產品規劃、行銷與採購），而將生產、物料倉儲、零組件／半成品／成品存貨、前段系統組裝等工作，交由台灣代工夥伴執行，進一步促使台灣產業在運籌管理能力上發揮 (陳信宏, 2000)。

另觀察臺灣的 IC 產業發展歷程，亦可看出多國籍企業對台灣產業發展的影響。自1966 年高雄電子成立，之後 1969 年飛利浦建元廠、1970 年德州儀器等外商，陸續成立，為台灣發展 IC 產業埋下種子。1976 年工研院引進美國 RCA 公司七微米製程技術，打開 IC 製造業的大門。1987 年飛利浦的參與，促使專業代工廠台積電的設立。1990 年代日商來台合資建 DRAM 廠，而美商 IC 設計公司則參與專業代工廠的設立，間接促使台灣 IC 產業成為全球第四大。

隨著產業發展日益複雜，工研院特別成立產業經濟與資訊服務中心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Center, IEK)，簡稱經資中心，以協助產業發展。1980 年代台灣致力發展半導體、資訊等科技產業，工研院從事技術研發，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Jan and Chen, in press)。然而，進入 1990 年代，本土民間企業已具相當實力、大陸經濟興起、多國籍企業全球佈局，

產業發展變得更為複雜與動態。工研院遂於 2000 年將原本散於各所的產業研究人員集中，成立，期望藉由同時掌握技術與產業發展動向，引導技術研發方向，協助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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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台灣產業系統的發展，有眾多方法，例如：藉由 Hoffman Ratio 值可以看出，台灣經濟由消費財產業朝資本財產業轉型。然而，卻無法進一步說明促成成轉變的原因。陳慧瀅(1997)根據 Hoffman 理論的研究，可以看出台灣經濟發展，1952~1960 資本財產業處於萌芽期，1961~1987 則是消費財產業和資本財產業並重，1988~1995 經濟發展進入以資本財產業為主的階段，但卻無法說明其轉變的原因。

「雁行理論」(“Flying geese”, FG model )說明已開發國家將低附加價值的產業，轉移到開發中國家的過程，但卻無法說明，台灣半導體產業獨創的專業分工方式，為何得以成功。關於開發中國家的產業系統和環境的互動，早在 1930 年代日本學者 Akamatsu 比較東亞各國進口、本地生產、出口隨著時間變化的趨勢，提出「雁行」的說法。隨後在 1960 年代於英文期刊發表，根據比較利益說明以日本為首，接著台灣、韓國、香港、新加坡，而後東南亞等國，產業遞延發展的現象。「雁行」是一個開發中國家產業系統與環境互動的發展模式，是開發中國家的本地企業和多國籍企業互動促使產業發展的具體呈現，它說明了已開發國家將低附加價值的產業轉移到開發中國家的過程(Kojima, 2000)。例如：早期日本將電視機製造先轉移到韓國、台灣等地，接著再轉到馬來西亞、泰國等地生產(Cutler, 2003;

Kojima, 2000)。但雁行理論卻無法說明，台灣半導體產業獨創的專業分工方式，為何得以成功。

國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相關研究說明，多國際企業在開發中國家投資的考量因素和變化趨勢；然而，卻不易掌握其間各種角色的互動過程，和相互影響。國際貿易理論的國外直接投資是另一種互動模式，開發中國家的政府藉由開放市場、提供土地、勞動力、租稅優惠等吸引多國籍企業直接投資，以發展技術與產業(Liu and Wang, 2003;

Ramamurti and Doh, 2004)。而本地企業和多國籍企業的國際合作也常是，

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產業發展的重要方法之一。例如：台灣資訊產業早期藉由替多國籍企業代工，得以茁壯；半導體則透過工研院引進 RCA 技術，進而衍生公司，創造產業；汽車產業也是靠技術母廠不斷的提供新車型，以確保市場競爭力。國外直接投資可以看出，多國際企業對開發中國家產業系統發展的重要性，和投資的考量因素與變化趨勢。然而，卻不易掌握其間各種角色的互動過程，和相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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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徑依賴(Path Dependence)觀點得以描述產業發展途徑，卻無法說明角色互動和政策作為對產業發展的影響。路徑依賴決定產業發展走向，於 1980 年代開始漸有學者提出，經濟學家重新對以歷史演化觀點看經濟現象，產生興趣(Garrouste and Ioannides, 2001)。產業發展期初狀態和正回饋 (Positive Feedback)作用，產生網路外部性，促使產業依循特定方向發展，

演化分析模式遂成為探究產業發展的方法之一。1980 年代初期台灣在既有電玩、電視機、電子零組件等產業基礎下，順利邁入資訊產業，即是路徑依賴的例證，但卻無法具體說明其間的互動關係。

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Innovative System, NIS)需要加以修正，以確切說明台灣產業發展的脈絡。國家創新系統從創新及知識創造的觀點，探討企業、學術界、及研究單位三者的互動關係(Ennals, 2004; Freeman, 1995;

Hayashi, 2003; Levin, 2004; Nelson and Rosenberg, 1993)，這種「三者螺旋」

(Triple Helix)的整合模式常見於已開發國家。雖然也有許多開發中國家採用此模式來提升產業研發水準 (Intarakumnerd et al., 2002; Konde, 2004;

Lu and Lazonick, 2001; Parayil and Sreekumar, 2004)。但這種方式卻有其缺點，因為開發中國家的技術發展，大多是以學習導向而非創新導向(Viotti, 2002)。以台灣為例，台灣學術界早期以基礎研究為主，對產業的發展貢獻較為有限。因此，產業技術系統的發展，集中在政府支助的研發單位與企業的互動上 (Jan and Chen, in press; Chen and Jan, 2005^b)。而台灣的汽車產業技術則大多仰賴，多國籍企業的技術母廠，且以組裝為主(Jan and Hsiao, 2004)。

為數眾多的中小企業對台灣產業發展影響深遠，產業技術的研發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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