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的風格

統計可以幫助史家在龐大的歷史資料中，找尋一個清楚的脈絡。馬克．波斯 特說「自 70 年代法國出版『年鑒』集團的著作、英國出版《過去和現在》（Past

and Present）、美國普遍向社會史和量化史轉向以來，數字已經取代敘述，成為

的數據化歷史，直到現在還是成為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工具，諸如社會經濟史、

社會史、人口史和家庭史等與歷史研究相關學門都會採用這種方式，他們相信透 過對歷史事件的定量分析，找出歷史事件在發展過程中的變化，這樣的歷史才能 有更客觀的展現。但史景遷認為，歷史不應該只是由一堆數字所疊合構成，統計 固然重要，它可以呈現更精確的數據，但這也使歷史研究充滿冰冷的數字，無法 跟讀史者拉近距離，讓歷史變成一種封閉式的鑽研成果。在中國選拔官吏制度中，

唯有考上科舉才能進入官場，進而擺脫原本的階層。西周的選官制度按《周禮》

劃分，分成天子、諸侯、卿與士等階級，爵位按血緣世襲。到了東周，禮樂崩壞，

各諸侯國為鞏固國家利益開始網羅人才，任用了許多知識分子（如孟嘗君、平原 君、信陵君和春申君）共同議事。漢朝則出現察舉制度，由各地官署推舉地方孝 順廉正的人才為官。魏晉南北朝出現「九品官人制」，由中央將人才按出身與品 德分成九個等級錄用，然而隨著世族勢力的擴張，影響評選考核標準，最後甚至 憑門第出身為任用標準，形成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極端現象。科 舉直到隋代有了初始的樣貌，改以考試任官，但在政治上影響力不大。唐代科舉 開始蓬勃發展，設明經科（經義背誦）和進士科（辭章策論），科舉一直延續了 兩千多年才被廢除。有學者將明清兩代的進士資料作一整理，歸納出「祖上三代 有舉人以上功名者」與「祖上三代無舉人以上功名者」兩類，最後發現明代進士 中約一半的比例來自祖上三代無舉人以上功名者。從這個分析中可以得知近半的 進士來自底層社會，故社會流動率非常大，科舉制度使得寒窗苦讀的子弟得以進 入官場服務；而清代的情況又與明代有所不同，在科舉制度的激烈競爭下，有些 人苦讀十年也不一定會考上進士（如《聊齋誌異》作者蒲松齡僅考上秀才，七十 一歲補為貢生），這當中所需花費的時間、金錢和精神已非一般百姓所能夠負荷，

因此清代的進士祖上三代無舉人以上者已降至百分之三十七的比例，顯示出官宦 子弟因其較有閒有錢，故有更多能力在準備科舉，因而提升世家子弟入仕的比例

（在會試中較祖上三代無舉人以上者增加百分之六十三），這也展現出明清兩代 進士存在著社會流動率下降的趨勢。⁸⁸然而呂元驄則指出：

87 郭宏安、徐葆耕、劉禾主編，《國際理論空間．第一輯》，北京：清華大學，2003 年，頁 55。

88 參見周樑楷、吳振漢、胡昌智編著，《史學導論》，臺北：空大，1995 年，頁 144-145。

富裕家庭的成員並不一定能通過科舉考詴……出身名門望族的子弟均不超過百分之十。

因此，科舉考詴尌像是一次劃分社會地位的演習。富裕家庭的子弟也容易養成奢侈的習 慣而散盡家財……名門望族往往難以將其社會和經濟地位保持至三代以上。⁸⁹

在漫漫科舉路上，無疑是一條所費甚貲的道路，也因此有了家庭的支持變得十分 重要，但更重要的仍是科考人自身的想法（否則他們大可不必參加科舉，可以繼 續當紈褲子弟）。

對於提高社會地位來說，財富的確是一個重要因素，這些富家子弟的家庭有 著雄厚的財力，因此他們可以負擔兒子讀書的費用，最後將他們培育成進士，進 入官場並透過各種途徑繼續累積財富。而在乾隆年間的進士邵洪，祖父邵基是康 熙年間進士，曾任翰林院掌院學士、江蘇巡撫；父親邵鐸是乾隆年間進士，官至 翰林院檢討。雖然祖上皆為進士，是個標準官宦世家，但祖上為官清廉，至邵洪 這一代已家徒四壁，但他仍奮發勤讀，最後於乾隆三十六年考上進士，後任安徽 巡撫兼提督、吏部與禮部右侍郎。從以上例子看來，如果單就統計「祖上三代是 否有舉人以上」來看，的確可以看出明清兩代的進士在比例上的不同，進而歸結 出兩個朝代在社會流動上所呈現的樣貌。但另一方面，從富家子弟與官宦世家這 兩個例子當中，則又提供了不同的省思（富家子弟可能不想參與科舉進入官場，

選擇虛度光陰，最後散盡家財；而官宦世家子弟也可能因為祖上為官兩袖清風，

最後無法支持他這一代繼續參加科舉），因此史景遷認為歷史研究當中最重要的 是仍是那些活生生存在的個體，他們的種種生活經歷、心情，才是讓我們認識、

同情與理解歷史的關鍵，何俊在〈余英時的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指出「歷史的 主角是人，史學在任何方面的研究實際上都只不過是在重建歷史的場景，其最終 的目的是為了呈現出場景中的人。但事實上，在大量的史學研究中，人卻是缺席 的，更不必說鮮活的呈現。」⁹⁰

史家的任務是重構人類過往的文化活動，同時告訴我們所發生的事件樣貌為 何，提供我們一個清晰的歷史圖像。然而在許多歷史研究中，學者轉而關心歷史 數據的展現，而缺乏了對「人」此一主體的表現。古往今來的資料過於繁雜，史 家無法在一定時間擷取所需要的訊息，因此史料必須透過大數據（Big Data），

透過電腦科技去執行繁複的處理與解讀，可以快速找出一個發展趨勢。數字在某 個程度上（除去一些因素，如誤植或偽造）是客觀且精確的，這的確符合歷史研 究的基本要求。但事實上，數字的統計只能用於人類歷史的外在活動（如經濟活 動、遷徙範圍），而內在活動（如思想、情感與行為）則無法透過數字作衡量，

也就無法經由統計得到一個概況。也因此在歷史研究中，人幾乎只剩冰冷的數字，

缺乏了人所擁有的情感面向，也讓讀史者讀來有些枯燥乏味，也因此史景遷在史 料統計之餘，所關心的仍舊這些人物的思想與情感。歷史是鮮活的圖像而不應是 機械式的結構。這些情感或許是內顯而不直白顯露，唯有替人物填回空白的情感，

89 呂元驄、葛榮晉，《清代社會與實學》，香港：香港大學，2000 年，頁 30。

90 田浩，《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2009 年，頁 443。

才能使歷史人物有了活力，也才能感動讀者並讓歷史知識的傳遞發揮效用。史氏 將歷史描述奠基在人類普遍的情感經驗之中，使得歷史的描述發揮了更大的功能，

逝去的歷史記憶也能夠再現。

史景遷書寫中國歷史時，遵循西方漢學的傳統──即「注重歷史個朙的考查，

同時又常以宏大的歷史敘事來承載其研究的成果，從而使得其作品在為學界關注 的同時常常又成為大眾的暢銷讀物。」⁹¹他的著作絕大部分都是書寫中國近現代 史的風貌，除了有個案的呈現，如康熙、雍正、胡若望、利瑪竇、洪秀全、毛澤 東、張岱以及王氏之外，也有以宏大歷史時空間來敘述的，如敘寫一八九五年到 一九八○年的一百年間，中國知識份子面對中國近世的遽變，如何摸索自我定位 與省思出路，同時他認為中國近現代的開端應當從晚明（不同於西方史學家所認 為西方文化介入中國，以鴉片戰爭為中國近現代史開端），因晚明的經濟與社會 文化已將中國推向一個高峰。史氏在史學家不可欠缺的史料基礎上，融入文學家 豐富的想像力、細緻的心理描寫和吸引讀者的敘事能力，也因此廣受中西方讀者 的注意。

史氏擅於從小處著眼，透過史料細微之處的挖掘與分析來建構其所要描寫的 主題，進而完成一部宏觀的史學著作，這是史景遷的史學特色之一。他在閱讀史 料時，透過細心觀察個別事件的細節，並將這些細節之間的關聯相互串接在一起，

創造出整個歷史環境。汪衛東認為「小事情是個體存在與時代命運的扭結，是小 自我與大時代的直接碰撞，是當下發生的歷史……小事情更能揭示時代的真相。」

92在《婦人王氏之死》一書中，史景遷曾說他想為王氏書寫只是因為書上僅記下 寥寥數語，但當史氏要為她書寫時，便竭盡所能的為王氏蒐集史料，為她提供最 好的歷史背景，他認為王氏之死並非偶然，這件事對於山東或是整個中國具有普 遍性意義的，他在書中加深對各種細節的描寫，全文先由一系列不足為道的事件 作為鋪陳，最後才揭示了王氏的死，這些發生在郯城的事件與主題看似毫無關聯，

卻對王氏的遭遇有著不可分離的重大意義。這種不著眼於大歷史視角的取材，搭 配其獨特的敘事手法，更增添史氏著作中那份深層的歷史省思。

此外，對於人物內心世界的描摹與勾勒也是史景遷的書寫特色之一，「史氏 對人物內弖的探尋則是建基於自身的生活經驗之上，通過移情的方式來進行的。」

93史景遷認為，對於人物內心的描摹其實就是在尋找自己身上所缺乏或是缺少的 東西，而這種自我理解的過程則是根基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中。在《康熙：重 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中的〈阿哥〉一章中，他認為康熙皇帝一生縱橫，

93史景遷認為，對於人物內心的描摹其實就是在尋找自己身上所缺乏或是缺少的 東西，而這種自我理解的過程則是根基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中。在《康熙：重 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中的〈阿哥〉一章中，他認為康熙皇帝一生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