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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人王氏之死》與《聊齋誌異》

在文檔中 史景遷的歷史敘事研究 (頁 84-0)

第四章 史料與非史料:文本間的相互對話

第一節 《婦人王氏之死》與《聊齋誌異》

(一)、《聊齋誌異》其書與史學特色

文學大師魯迅在《中國文學史略》曾說「《聊齋誌異》獨於詳盡之外,示 以帄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193清代秀才蒲松齡 官場失意,卻寫出了自魏晉南北朝以來,志怪小說的顛峰之作《聊齋誌異》。

蒲松齡一生窮困潦倒,雖有滿腹才華,每次科舉考試都無法中舉。他把浪漫豐 富的感情寄寓在《聊齋誌異》當中。書中所揭露的社會現實,也是其一大特色。

當時的社會貪官惡霸橫行,百姓生活困苦,這些社會現狀都在他的筆下有了深 刻的映照。《聊齋誌異》中的愛情故事,女主角或鬼或狐,都非人類。她們比 現實中的女性都更勇敢地追求愛情。蒲松齡的故事大部分都是從民間蒐集來的,

他在旅行途中會請那裡人的為他講述故事,並將它紀錄下來。他在山東時,當 地有很多仙狐鬼魅的傳說,也讓蒲松齡筆下的人物形象多是這些仙狐鬼魅的女 子。蒲松齡對愛情的想像與對現實社會的不滿,成就了《聊齋誌異》的地位。

《聊齋誌異》是中國一部傳奇體小說,其中對於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 等方面有真實的紀錄。它無論在思想或是藝術成就上堪稱是中國文言短篇小說 的巔峰。趙金維認為《聊齋誌異》的史學特色有「在形式上更意仿史」、「內 容中亦不乏史筆」194兩點。《聊齋誌異》篇末常出現「異史氏曰」,和《史 記》的「太史公曰」有異曲同工之妙。司馬遷在《史記》中以史家的身分發表 議論,置於篇末,形成「太史公曰」的論贊體形式。後代史書也多仿《史記》

的筆法稍作修改,如《漢書》的「贊曰」、《三國志》的「評曰」、《後漢 書》的「論曰」,往前追溯,最早可到先秦《左傳》的「君子曰」,這些都是 對人物和事件所提出的想法和論斷,也形成史書的一種特殊體例。這種體例受 到後世史家推崇,但小說家卻鮮有這種在篇中立論的特色,從漢代到六朝,唐 傳奇到宋元話本幾乎找不到這樣的例子。而《聊齋誌異》有意仿史,在形式上 仿作「太史公曰」形成「異史氏曰」。內容上語言鮮活、立論精闢,有針貶社 會或寫人情冷暖、讚頌美德、揭發貪官的惡行等等。這些內容無不言近旨遠,

193 魯迅,《中國文學史略》,臺北:穀風,1990 年,頁 211。

194 趙金維,〈論《聊齋誌異》的史學色彩〉,《求是學刊》,第 1 期(1996),頁 92。

發人深省。

異史氏曰:「廣武君在當年,亦老謀壯事者流也。即司雹於東,或亦其不磨之氣,受 職於天。然業已神矣,何必翹然自異哉!唐太史道義文章,天人之欽矚已久,此鬼神 之所以必求亯於君子也。」195

異史氏曰:「幻由人生,此言類更道者。人更淫弖,是生褻境;人更褻弖,是生怖 境。菩薩點化愚蒙,千幻並作,皆人弖所自動耳。老婆弖切,惜不聞其言下大悟,披 髮入山也。」196

異史氏曰:「陰司之刑,慘於陽世;責亦苛於陽世。然關說不行,則受殘酷者不怨 也。誰謂夜臺無天日哉?第恨無火燒臨术之堂廨耳!」197

第一則〈雹神〉的異史氏曰是在說廣武君(雹神)因為堅韌的氣節而受封成為 山東地區的神明,唐濟武(唐太史)無論在天上或人間都受到尊崇,顯示出鬼 神藉著這些人顯示出祂的靈驗之處。第二則〈畫壁〉的異史氏曰是在論說有一 位朱舉人在寺院裡看見一幅畫,畫上少女婀娜動人,朱舉人頓時恍惚銷魂,飛 入畫中

,與少女雲雨。這是在說幻由心生,因為朱舉人心有淫意,所以畫像才會發生 變化,說明了一切幻象皆由人心所生。第三則〈李伯言〉是在論說審案不可有 私心。李伯言為人剛正不阿,有天生了重病,向家人說地府閻王職位有空缺,

要他過去代理,三天後他就會回來。後來他的魂魄真的到了地府當代理閻王,

他審了幾件案子,後來有一件是關於他親家王某的案子。王某的奴婢的父親告 王某強奪他的女兒,李伯言因為心生私念,導致大殿上竄出火苗,旁邊的小吏 告訴他:陰司和人間不同,審理案子容不下一點私念,後來李伯言打消念頭,

火苗也消失了。蒲松齡的這則故事就是對於當時官吏審案的狀況作出嚴厲的批 判。李少雍認為「指稱自己『異史』的蒲松齡,是中國小說家為區隔自己作品 與札史的地位,以及自己小說也具更寫史功能,才以「異史氏」自居。」198論 贊體本來是史官在史書中的論述空間,而該論贊形式在古典小說中僅蒲松齡一 人使用,同時蒲松齡將評論至於結尾處,仍不影響整個故事的情節,如此不僅 增加提出個人見解的空間,也增添小說的真實感,更表現出實錄一般的勸誡諷 諭。

中國的二十四史是紀傳體史書,同時也是傳記文學。《史紀》之後的史

195 〔清〕蒲松齡著,張友鶴註,〈雹神〉《聊齋誌異會校會註會評本》卷 12,臺北:里仁,2003,

頁 1607。

196 〔清〕蒲松齡著,張友鶴註,〈畫壁〉《聊齋誌異會校會註會評本》卷 1,頁 15。

197 〔清〕蒲松齡著,張友鶴註,〈李伯言〉《聊齋誌異會校會註會評本》卷 3,頁 315。

198 轉引自薛建蓉,《重寫的「詭」跡:日治時期臺灣報章雜誌的漢文歷史小說》,臺北:秀威,

2015 年,頁 191。

書,不再敘寫大跨距的時間(通史),而是由國家責成編纂小組負責編修前朝 的史書(斷代史),而這些由官方力量修輯的史書屬於正史,有別於私人修定 的私史或野史。司馬遷在《史記》中描繪了許多的歷史角色,表現了作者對史 料的高度史才和卓越的史識,也生動地展現當時社會生活面貌。《聊齋誌異》

雖然歸類於小說,但仍是以紀傳為主;在敘寫人物方面,為許多人物專門立 篇,如:《王六郎》、《庚娘》、《聶小倩》、《公孫九娘》、《蔣太史》等 等,具備了史傳文學特色。蒲松齡筆下的人物多是鬼狐所幻化的異類,「鬼狐 花妖不傴具更人情味,而且其情之真摯較之人類更過之無不及,」199事實上這 些是蒲松齡想借由異域來表現現實的世界,敘寫鬼魅妖狐以反映人情,書中多 數的鬼怪們懂得知恩圖報,雖然人鬼殊途,但透過人與鬼之間的互動,更反襯 了人的無情。蒲松齡的一生坎坷,遭遇種種的社會現實與困境,讓他的作品能 夠深刻的反應當時社會現實面,無情地揭露了整個社會風氣。在現實中無法獲 得美好願望的滿足,蒲松齡只好轉求想像,透過這些鬼狐妖媚來表現自己的人 生理想,在某種程度上補充了現實,更豐富了現實。所以「蒲松齡不再借助記 述歷史的客觀形式,而是讓作品緀密聯結對現實的批冹。」200

一般來說,寫史講求實事求是,不可以無憑無據;寫小說可以不必符合史 實也不妨全篇都虛構。不過史書並非全是實錄,而小說並非全都是幻想出來 的,小說從多方面記錄了當時社會的真實情況,可以彌補正史的不足。如《聊 齋誌異.張氏婦》提到「甲寅歲,三藩作反,南征之士,養馬兗郡,雞犬廬舍 一空,婦女皆被淫污。時遭霪雨,田中瀦水為湖,术無所匿,遂乘垣入高粱叢 中。兵知之,裸體乘馬,入水搜淫,鮮更遺脫。」201這是在說明當時三藩之亂 所造成的災禍,也描寫了清軍的淫虐暴行令人不寒而慄,康熙十三年(一六七 四年),以吳三桂為首,以及尚可喜和耿仲明等三位藩王,因朝廷有意撤藩而發 動叛亂,南征的清軍駐紮在兗州,不僅雞犬房舍搜刮一空,連婦女都被姦淫。

當時陰雨綿綿,田地積水,百姓無處躲藏只好划著竹筏躲在高粱叢,但清兵卻 光著身子到水裏去姦淫(因為她們集中一處,省去尋找的功夫);然而張氏婦面 對清兵的惡行卻不害怕,反而做了一些陷阱保全自己的名節。這段敘述不僅描 寫了清軍令人髮指的行為,也對當時社會的婦女的遭遇做了一個演示。《聊齋 誌異》在很多方面紀錄了社會的真實面貌,同時也提供了很多可以參考的社會 史史料。

(二)《聊齋誌異》的運用分析

史景遷在史料的運用上,除了郯城縣志、福惠全書之外,最特別的就是使 用《聊齋誌異》了。據史景遷的考證,蒲松齡曾在一六七○年代在山東地區從 事寫作,並於一六七0年和一六七一年經過郯城,用《聊齋誌異》來反映當時

199 于天池,《蒲松齡與《聊齋誌異》脞說》,臺北:秀威,2008 年,頁 229。

200 張慧禾,〈《聊齋誌異》對《史記》的繼承與發展〉,《語文學刊》,第 5 期(2004),頁 15。

201 〔清〕蒲松齡著,張友鶴註,〈張氏婦〉《聊齋誌異會校會註會評本》卷 11,頁 1527。

社會的面貌,補官方史料的不足。

史景遷在訪談錄曾說:

我們知道它們是小說。但同時我們知道蒲松齡札是生活在本書所涉的時代。儘管是小 說,它代表了一種見解……儘管這些不是確切的社會史,但我們卻能說這些著作代表 著當時的思想概念,還是可以加以冺用……他的故事中更一個尌確切地發生在郯城之 南,在一個坐落於從郯城通往江匇沛地大路邊的小鎮上。所以我想蒲松齡是他那個時 代一個中國人的聲音,而《王氏之死》札是為了表達當時中國人的聲音……我們知道 這裡更一樁謀殺朙,我們知道蒲松齡很關注這類暴刂,所以也許可以將《福惠全書》

中的真實記錄和蒲松齡的小說綜合使用。202

史景遷認為小說雖然不是社會史,但其中背後所呈現的社會背景和思想概念,

卻能提供一種不同於史料的見解。在《婦人王氏之死》第一章〈觀察者〉中,

他將蒲松齡當成是一個觀察者,透過他的童年和成長經歷,彷彿看到了那個時 代的社會的無助和痛苦。史景遷在書中的前言提到:

雖然馮和黃意外地帶領我們深入當地的一個重要部分──一個關於個人憤怒和不幸的

雖然馮和黃意外地帶領我們深入當地的一個重要部分──一個關於個人憤怒和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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