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理解與同情：史學家的任務
第三節 史氏作品的轉譯現象
史景遷的這些著作順利的將中國歷史傳播到西方讀者的視野中，然而有趣的 是這些作品不論在臺灣或是中國地區，均出現大量的中文譯本（幾乎每一本著作 均有繁體字或簡體字），可見其著作不僅在海外熱銷，連作為交流主體的臺海兩 岸地區也非常的受歡迎。史景遷如何讓海外讀者對中國歷史提起興趣？史氏敘寫 中國歷史總是鉅細靡遺的處理史料，鋪陳所有有關其寫作對象的細節，讓讀者感 受到他敘事中的每一道紋路與肌理。他書寫歷史不從單一處下筆，而是儘可能的 讓讀者了解事物的來龍去脈而引人入勝。例如在書寫王氏之時，她僅僅只是縣志 裡的短短十幾個字，但他卻可以蒐集所有的材料，並且鉅細靡遺的將王氏的生活 和形象描繪出來。他寫作並不特意寫出什麼新的觀點，或者展現出這個人物是否 有著不為人知的軼事，而蹦出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新論點。但從他將所有材料組 合成一個豐富且易讀的歷史著作，他的目的就是要使西方讀者從陌生化為熟悉，
透過組織材料和編織文字，使得事件的前因後果清楚明瞭，這就是史景遷最重要 的目標。
所以史景遷的著作在海外或是海峽兩岸均受到廣大的迴響，然而我們從翻譯 的流程來看，是透過中文→英文→中文的傳播途徑來進行的，這就牽涉到一種「轉 譯」的問題。長易認為「轉譯也叫重譯，是指將一種文字通過媒介語翻譯為另一 種文字。轉譯通常更 3 種情況：A→B→C，A→BC→D，A→BC→A'。」256首先
「A→B→C」的形式指的是通過一種語言來翻譯另一種文字，例如日本明治維新 時期所譯介的法國文學作品主要是透過英譯本來完成；其次「A→BC→D」的形 式指的是從另一種文字到另一種文字經過兩次的翻譯才能成功，例如二十世紀中
256 長易，〈轉譯──一種被忽視了的翻譯現象〉，《重慶工學院學報》，第 17 卷第 6 期（2003），
頁 109。
國出版的許多托爾泰作品的中譯本，如《戰爭與和平》是透過英譯本來翻譯的；
最後是「A→BC→A'」的形式是說一種語言翻譯至他國後，又因為某些原因而被 翻譯成其他語言或是翻譯成原語言輸出國的文字，這個例子可以史景遷的翻譯流 傳形式來說明，史景遷介紹中國歷史時所採用的史料多是中文著作，如《郯城縣 志》、《福惠全書》和《聊齋誌異》三個以中文書寫而成的史料，但也有例外，如
《陶庵夢憶》這本書史氏根據的則是 Brigitte Teboul-Wang 的法譯本，這又經過 一層的翻譯，以上這些材料經過史氏的書轉成英語，最後又經過翻回中文而進入 兩岸地區讀者的視野，完成了「A→BC→A'」這一種轉譯形式。
轉譯是一種有別於普通翻譯的一種寫作形式，轉譯的譯者根據的通常不是原 文，而導致難以將原文和譯文逐一對比，而且轉譯還是會像前文所述的文化交流 時所遭遇的翻譯問題，會形成誤譯或誤讀的現象。不過史景遷在引用諸如《聊齋 誌異》或是《陶庵夢憶》等文學性較強的材料時，所採取的策略並非原文照翻，
而是將其改造成白話文英譯之形式（猶如我們常見的文言文語譯），王萬象認為
「譯者總得按照著作者的意思去詮釋原文，卻不能把自己的詮釋也加進去，因為 那樣做便是改寫，只譯出了內容，已改變了原文的形式。」257因為《聊齋誌異》
本身是文言短篇小說，而《陶庵夢憶》則是文言散體小品，在進行翻譯之時難以 避免的會遇到句式的形式（文言文可以將語句濃縮凝鍊）、意象修辭（中國文學 作品常帶有意象修辭而臻至藝術鑑賞之美），但假如逐字逐句翻譯可能會獲致誤 譯的窘境，因為在文言文當中一個字可能當好幾個字使用，如果不能了解其意義，
那麼就有可能歪解了原文的意思。於是史景遷採取了這樣的形式，雖然沒有全文 照翻，但他能顧及原文整體之意義，得到翻譯的最佳效果，並將原文所要傳達的 意義彰顯出來，正如勒弗維爾所說的「能夠度量原作的傳意價值和含意，再在譯 文裏儘可能表達出來。」258
關於轉譯的產生原因，長易認為大致有四個方面：「原文是用古老或使用人 數很少的語言寫成」、「原文不是該國通用外語」、「一時難以得到原文」、「譯者的 獨特追求」259。首先轉譯的產生不外乎就是原語言在接受者文化當中無法使用，
而必須經過翻譯才能傳入另一文化當中。如中國佛經的翻譯，在東漢時期就有了 翻譯的活動，而到了前秦則出現較有組織性的翻譯，到了唐代則是佛經翻譯的高 峰。中國的佛經翻譯大部分都是從天竺的梵文經典翻譯而來，而梵文相對於當時 中國通行的文字是相對陌生的（也可以說無人能懂），而在這段期間有兩大著名 的翻譯者，分別為鳩摩羅什和玄奘，鳩摩羅什翻譯的數量雖然沒有玄奘多，但其 翻譯的品質卻是勝過玄奘的（或許和他的父親是天竺國宰相之子的背景有關，能 夠瞭解這些梵文所代表的意義，並轉換成中國人可以讀懂的文字），而在他所翻 譯的經書中，又以《金剛經》備受推崇，因此後來的翻譯者皆以他的翻譯為本。
257 王萬象，《中西詩學的對話：北美華裔學者中國古典詩研究》，臺北：里仁，2009 年，頁 58。
258 勒弗維爾著，周兆祥節譯，〈譯詩的真諦〉，轉引自王萬象，《中西詩學的對話：北美華裔學者 中國古典詩研究》，頁 57。
259 長易，〈轉譯──一種被忽視了的翻譯現象〉，頁 110。
其次是非通用外語的部分，這是因為原文並非本國文化所熟悉的語言所寫成，故 須透過其他本國熟悉之外語再度轉譯，如西方讀者不了解什麼是《陶庵夢憶》， 所以在史氏的作品引用中必須先透過法譯本的作品來參照，才能轉換成西方讀者 通用的英語語言形式。再次是難以得到原文，只好通過其他語言來轉譯，如當年 西夏在西元一二二七年被蒙古攻滅，所有的史料消失在歷史的荒漠之中，連西夏 文的書寫與閱讀也出現斷裂，成了一個死去的文字，因此想翻譯西夏文的著作就 必須透過和西夏語相關的羌語來進行轉譯與還原。最後是譯者的獨特追求，換句 話說就是譯者本身雖然懂得原作語言，但他還是會透過其他語言來轉譯，例如透 過英語來轉譯俄羅斯文學作品的現象。而史景遷的作品在海外廣受歡迎，自然吸 引了兩岸地區出版社的注意，因而有許多史氏的中譯本問世。
然而中譯本所採取的策略卻和史景遷的方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將史氏著作中 涉及文獻史料的部分嘗試恢復成史籍原文，如《郯城縣志》、《福惠全書》或是《陶 庵夢憶》的原文內容，而特別的是只有《聊齋誌異》本身沒有恢復成原始的文言 文，反而是轉換成白話式的翻譯，並在書末附上未經翻譯的原文作一對照，這是 不同於史氏的《婦人王氏之死》英文本著作中的撰書形式。我們或許可以略見一 些端倪，無論是《郯城縣志》、《福惠全書》或是《陶庵夢憶》，他們在史氏所引 用的文字比例相較《聊齋誌異》比例較低，故在恢復原文的考量上採取了部分文 言文部分白話文的翻譯策略，但這並不阻礙原文意義之傳達，仍是一項特殊的轉 譯風格。不過這裡有一點仍須注意的是，史氏身為海外漢學家，固然對這些中文 古籍的翻譯上仍存在一些錯誤，是有待加強的地方，畢竟他的著作鎖定的對象並 不是那些鑽研中國歷史的學者，而是希望激起一般讀者對中國歷史產生理解與認 識，他們自然不會去查找原文而予以校正勘誤，即便有翻譯錯誤的問題也難以察 覺，這是較為可惜之處。而經由中譯本轉譯回來的這些書籍，將古籍文獻全部轉 成原文的文言文或白話翻譯之形式，即便史氏原文有誤讀者也難以察覺，例如在 第一章〈觀察者〉中寫到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序〉，這篇序是較為晦澀難懂的，
而史氏節錄了其中的一段文字，當中也不乏怪異之語句，如「蕭蕭瑟瑟，案冷疑 冰」就成了「the wind sighs through my bleak studio, my work table has an icy chill.」
（風吹過我荒涼的工作室，我工作的桌子變得冰冷），似乎和原句的意思不大一 樣了，但在中譯本中卻也將這些文字全部轉換成文言文，恢復了原本的面貌，這 是轉譯的過程中會有的一種現象，這樣的錯誤顯然是古文閱讀能力之不足。英語 讀者並不會去看原文（文言文），不知道哪裡有誤；而兩岸三地讀者所接受的是 處理過的譯文，更不會再去翻閱原文（英文），也不會有誤解的問題，這是轉譯 的過程中常有的問題。然而重要的是無論是史氏或是轉譯者，在進行文化轉換時 仍須注意是否造成接受者的誤解，這是必須持續努力完成的任務；而在史氏漫遊 中西之後所帶出的理解與同情，卻也是在跨文化交流中最為珍貴且重要的目的：
中西雖分屬不同文化，但史氏透過過濾與誤讀，促使兩大系統得以完成一種統一 的文化理解，並探求其中的內在關係，特重在不同地區的人們互相影響與借鑒，
注重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重新了解，並打破中心（西方）與邊緣（東方）的藩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