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欽定吏部則例》及其治吏之道
二、 司法職能與官員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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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私罪之別有著基本的定義，不過孰為秉持「私心」而犯？孰為因「公事」， 孰為緣「私事」？這其實都留下了解釋的空間。或許也就是如此，才能為君 主的權力運作預留方便之門。如有論者所言，清代官員處分制度的嚴苛，甚 至使得「要缺久懸，政務乏人」，所以皇權的法外調節反倒有其必要，34且處 分則例中亦可明顯找出為皇權運作留下空間的條款：
吏部辦理處分案件，遇律例並無正條又無可旁引比照之案，該 司員將案情詳細查核，酌定處分，回明堂官確查，斟酌定議，
於疏內聲明請旨著為定例，以備引用。35
從此條可明顯得知，官員在當前法規範並無追究，且又無可比附援引之 成案下，仍有可能會被問責。不過須注意的是，由於係「請旨著為定例」，故 已經立法程序而成法規範，於一定意義上已並非行政機關（此處當指吏部）
片面、恣意的處分決定，而是來自於不容懷疑的帝王權威。此係無可避免的、
專制體制之下的官員宿命，亦係現代人理解傳統中國的官員職務責任時，不 可不知的基礎背景。
二、 司法職能與官員責任
本節以下，將配合本章一直以來的理路，交相參看官箴與法規範的內容，
以融合理論與實務、勸諭與強制、士人論述與官方表達的方式，希冀在特定 議題上建構出司法職責運作下的清代官員倫理責任，而可一窺傳統司法官倫 理的一面，並進而思索當時所可能遭遇的困境。
（一）法律知識具備的要求與整體期許
本文前已多所描述，州縣官作為最親民之官，「須周一縣一州而知之」， 地方上的興衰利病其均有責關心，而想當然地，隨著處理事務的繁雜，處理
34 詳參孟姝芳，〈清代皇權在官員處分中的決定性作用〉，《內蒙古社會科學》27:5（2006），
頁 48-49。
35 詳參故宮博物院編，《欽定吏部則例》第一冊，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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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必須有相應的知識技能才會不被難倒。作為清代的一位基層地方官，其 職責範圍是極為寬泛的，以今日的術語來說便是「行政與司法合一，審判與 檢察合一」，從行政性的勘察檢驗、追緝人犯，乃至司法性的審理詞訟、斷罪 擬判，都是當時州縣官無可迴避的、例行的職責。36所以本節所謂「司法」職 能，並非現代意義下的「司法」權力運作，而係就地方官為踐行其維持地方 社會秩序的使命，運作政府賦予其之權力的場域而言。而這種權力的運作，
往往以「緣法而治」的形式展現，就算是為了「弼教」，也必須先「明刑」， 在以《大清律例》為首的國家法律體系下，地方官員作為執法者而依法行動，
並連帶地宣揚法律背後承載的理念。37在以上的意義之下，方能跳脫出當今對 於「司法官」一詞的種種束縛，從而使得探討「傳統司法官」有了可能性。
當然，無論係為了理念上的明刑以弼教，還是為了實踐「緣法而治」的 職務責任，法律知識的攝取絕對是必備的。不過當時士人的自小所學與步入 宦途後所用係兩個不同的世界，如當時人所感嘆：「自科舉肇興，父兄之誨子 弟惟斤斤焉，弊精疲神，求符有司之尺寸。猝膺民社，所習與所用齟齬不合，
子羔尹何，甚者禍其國以及其家。」38這一方面固然造成了官箴書文化的興 盛以期彌補實務知識的不足，但另一方面政府也會更加留心於使士人熟悉現 實為治所必備的法律知識。而這種具備法律知識的要求，最終便成了官員的 應然責任，並進入倫理規範的層次，使得官員們於理論上成為具備一定法學 修養的法律專業人士，遂有傳統司法官存在之可能。本款接下來所要論述的，
便是從官箴乃至國家規範面所呈現出的法律知識要求，看是怎樣的「雙重層 次」作用，使得傳統讀書人有兼為法律專業人之可能，並成傳統司法官的必 備元素。
清代時由於官箴文化鼎盛，可以想見於士人間輾轉流布的各類官箴書會
36 詳參那思陸，《清代州縣衙門審判制度》，頁 16-17。
37 如於大清律的序中，即言明「爾內外有司官吏，敬此成憲，勿得任意低昂，務使百官萬民 畏名義而重犯法，冀幾刑措之風，以昭我祖宗好生之德。」法律在約束百姓的同時，也 制約了作為特權階級的官員自身。詳參吳壇著，馬建石、楊育棠主編，《大清律例通考校 注》，頁 2。
38 詳參方大湜，〈平平言〉，收入《官箴書集成》第七冊，頁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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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分龐雜的，39不過《州縣事宜》一書在背後的帝王權威「加持」之下，其 半官方的性質想必更能使其深入當時士人的案牘之上、書房之中，所以當有 其高度的參考價值。而對於官員們法律知識的具備，《州縣事宜》內更是著有 專條，從字裡行間可明顯看出地方官熟悉律例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弼教在於明刑，陳法因而布令。律例一書乃本朝之定典，萬世 之成憲也。…百司官吏士庶均應熟讀講明，而在州縣中之初任，
尤其須臾不可釋手者。蓋州縣親民之官，百姓訴訟既聽其剖斷 以辨是非，上司批發更藉其審定以成讞獄。若胸中茫然並不諳 曉律意，則事由之輕重、案情之出入，不能識其端委而奸胥猾 吏得以高下其手。…如曰署中延有幕賓，是固熟諳律例者，何 必官又讀之講之也。不知幕中之友佐理簿書以分其勞，而刑名 錢榖我為官守，若不能明白於胸，了然於口，洞悉於首尾，斟 酌於情理，而夢夢焉徒聽於入幕之賓，此即謂尸位而素餐也。…
故初任牧令，其於辦事之暇，即應將大清律例逐篇熟讀，逐段 細講，務必曉暢精意。…40
原文頗冗，不過倒是論述得酣暢淋漓，更明顯刻畫出州縣官有責任成為 一位熟讀法規並執行法規的專業官員。其從律例本身對於國家整體的重要性 與神聖性論起，強調「百司官吏士庶均應熟讀講明」的概念。也就是說，人 人都有責任明瞭到底法律都規定些什麼，並從中去體諒「聖意」為何。在此 前提之下，「親民」之州縣官更是有責任去熟諳律例，否則何以遂行其聽訟決 獄之重要職責？文中並否定了當時的一般概念，認為既有幕友等專職人員存 在，則官員自己又何必辛苦鑽研律例？《州縣事宜》對此認為，為官者是州 縣印官而非幕友，若於刑名錢榖諸事不明不白而概聽幕友指點，則將是「尸 位而素餐」。換句話說，通曉律例本即官員自身的「責任」，是其能否「盡職」
的所在，故無可將其諳熟律例之責任推諉於幕友。
39 如有學者針對明清官箴書，彙整分類成七大類：通論性著作、地方行政手冊、與上級的溝 通往返手冊、專業技術指南、政書和名人論著選編、公牘文選、專業性公書，且內含 24 項及 21 子目的分析整理，共千餘本書之規模。詳參蔡基祥，〈官箴、官場與官術－－清 代基層官員實務知識的生產與流傳〉，頁 21-22。
40 詳參田文鏡，〈州縣事宜〉，收入《官箴書集成》第三冊，頁 68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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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可知，熟悉法律與懂得運用本身，被視作是官員的固有責任，會 影響到其「盡職」與否，更將決定其是不是一位良善的、稱職的官員。所以 法律知識的具備在探討官員能力的語境中，被拉到了一個很高的層次，已非 若無則已，若有甚佳，而係「無可或缺」的一種要求。而這種要求，並非只 是官箴書中的偶然美言，其餘權威政書中亦多所著墨，41且成為國家法規範體 系之一部，故不可等閒視之。而在法規範的呈現方面，便不能不從《大清律 例》這部根本大法論起。於雍正三年纂修新律之時，雍正帝所親寫之序即點 明臨民治事之官員必須通曉律例：
…俾官習之而能斷，民知之而不犯。…凡士之注名吏部將膺民 社之責者，講明有素，則臨民治事不假於幕客胥吏而判決有餘。
若自通都大邑至僻壤窮鄉，所在州縣仿周禮布憲讀法之制時為 解說，令父老子弟遞相告戒，知畏法而重自愛。如此，則聽斷 明於上，牒訟息於下，風俗可正，禮讓可興。42
這段文字彰顯了當時最高統治階級所以為的「法治」為何。眾所皆知，
於儒學思想瀰漫的傳統社會，從「息訟」乃至「無訟」的司法理念，以及「淳 風俗、興教化」的整體社會目標，是為政者所念茲在茲的。統治階級為了達 致以上施政目標，發展出了「明刑以弼教」之思想與政教傳統，法律的頒布 係為了使「聽斷明於上，牒訟息於下」，進而「風俗可正，禮讓可興」。不過 徒法不足以自行，為了該一理念的實踐，上至「膺民社之責」的國家官員，
乃至僻壤窮鄉的里民百姓，皆必須明瞭、遵循律典之治理。這一理念雖然崇 高，但至少須緣法而治的官員，有其明確的責任去熟悉國家所頒布之法律，
才可能做到「臨民治事不假於幕客胥吏而判決有餘」的要求 。對於「胥吏治 國」的恐懼與厭惡，是當時上層統治階級的普遍共識，於第三章時已多所贅 述故於此不詳談，不過也就是這一心理趨向，使得士人階級乃至最高層的統 治者，都更致力於強調官員自身無可推卸的職務責任與相對應的能力要求。
41 例如汪輝祖於其《學治說贅》中，即有專條論及「律例不可不讀」。而且觀其脈絡，其亦 是為了完善踐行聽訟斷獄之職責，才鑽研相關之法律條文。故無關於聽訟職責之律例條 文，就可委諸幕友而不須熟悉。詳參汪輝祖，〈學治說贅〉，收入《官箴書集成》第五冊，
頁 311。
42 詳參吳壇著，馬建石、楊育棠主編，《大清律例通考校注》，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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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知識的必備便是在此一脈絡下被強調、被重視，乃至進入官員的職務規 範當中。
所以對於官員應具備法律知識的要求，不光於理念上呈現於國家大法的
所以對於官員應具備法律知識的要求，不光於理念上呈現於國家大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