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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建構回應社會的司法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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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建構回應社會的司法倫理

倫理判斷與相應行為模式的選擇乃具體情狀與時空下所作出的價值抉擇,

有其獨特的「背景文化脈絡」,而法律專業倫理所致力探討者,無非是法律專 業人士如何完善並促進其於社會角色中的責任。這使得本文以為,一切倫理 議題的本源,當皆屬於一文化性問題,有其歷史的澱積,有其思想的軌跡。

故為了在法曹倫理相關制度的繼受浪潮下提供一省思的起點,在司法官倫理 議題的探討上,本文以文化考古的方式,選擇從傳統素材入手,歷經清代官 箴書、法規範等各面的爬梳,試圖描繪出傳統社會脈絡下司法官倫理的一方 剪影,以整體勾勒出傳統司法官的倫理形象。

面對繼受所帶來的變局與挑戰。本文堅信在吸收外來新事物的同時,必 須更加仔細的檢視固有,因惟有對於自我的透徹理解,才更有可能掌握他者 的脈絡,進而摸索出未來發展的方向。而對於自我的理解,除了可依賴基礎 事實建構與數據分析的記敘性研究,以實證的方式分析當今社會脈絡下的司 法官文化,1更宜直探本土文化之深層,從傳統文化之澱積中省思當今法文化 發展之定位,2為當今的法律專業倫理繼受事業建立一反思的座標。

基於這股重建「自我」以與西方對話的動機,首要的使命便是釐清傳統

「法律專業」與「司法官」3概念所帶來的難題。本文認為,無論是「專業」

還是「司法官」,皆係特定歷史脈絡所發展而成的「專有名詞」,故不宜使用 於傳統中國法文化脈絡的探討上。但這不代表相關討論即應嘎然而止,相反 地,經由傳統治理制度與思想的爬梳,可從中定位法律專業的文化座標,發 現傳統意義下的司法官存在脈絡。以上所述,其實便交織成一種專屬傳統中 國法文化的「特殊性」,而註定使西方專業化理論的視角無法詮釋傳統中國法

1 詳參劉恆妏,〈戰後台灣司法人之研究--以司法官訓練文化為主的觀察〉《思與言》第 40 卷第 1 期(2002),頁 128-129。

2 詳參劉恆妏,〈由包公系列小說看傳統中國正義觀〉《月旦法學雜誌》53(1999),頁 35。

3 倘侷限於「司法專業」之概念,則清代的所謂法律專業人士當只限於兩類:任職中央刑部 之官員與刑名幕友。詳參何勤華、魏瓊編,《董康法學文集》(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4),頁 737。依本文脈絡當然無法同意此等看法,因為除了這兩種人,當時還有包括州 縣官在內的許多官吏在共同維繫帝國司法體系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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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職業乃至專業倫理的歷史。

而為持續描繪前述所點出的「特殊性」,以期在西方專業化理論之外找到 省思相關議題的另一個基準點,本文於「距現代最近之傳統」的清代,以當 時的權威官箴《學治臆說》為核心,藉由爬梳其內容對於各種倫理議題的闡 揚,以描繪出屬於傳統歷史脈絡下的司法官倫理傳統,進而思索固有文化傳 承中,無論職務內外的司法官形象與價值特點。可以說,在「父母斯民」的 使命大旗下,凡事皆須「盡心」但卻又孤立無援而必須單獨奮鬥是倫理州縣 官的最佳職務環境寫照。汪輝祖所揭示「官須自做」、「以勤為上」的哲學,

其背後實承載著沉重的倫理責任。

同樣地,經由官箴文獻的幫助本文進一步爬梳法規範面所呈現的倫理責 任,除與官箴之前所述可收互為印證之功外,更可進一步看到倫理訴求的實 踐所導致的種種倫理難題。古今皆然,「才識」與「妥速審判」之倫理要求皆 為司法運作中所無可或缺的倫理考量,無論係清朝或是現代政府皆納入政策 之一環而予以編入司法官倫理責任的體系之中。不過由整體政治環境、思想 傳承、社會人際網絡脈絡等背景所交織而成的「特殊性」,使得傳統中國在這 兩項議題上所面臨的倫理危機與其所呈現的脈絡與現代迥然。可看到,依違 於「官」與「吏」之間的責任拉鋸與職務定位,使關於「才識」的討論容有 灰色地帶而讓職責疏闊的州縣官得有喘息的空間。又以中央集權、防弊等概 念為出發點,披上倫理責任外衣的高壓職權管制與究責機制,否定了各下級 地方司法官員自主與彈性審理事務之可能。故為避免被動地居於被彈壓之地 位,各種規避處分與草草交代之惡習便於實務上油然而生,整體上這便代表 著倫理責任的崩潰。

面對這種失敗或說是倫理政策的失靈,本文認為可從「回應社會」的觀 點進行反思。我們已知道倫理判斷與相應行為模式的選擇皆有其獨特的「背 景文化脈絡」,但其不光是具體情狀與時空下所作出的價值抉擇,更是社會人 群互動後的結果。法曹倫理之革新,一方面可能是政府效能或職業群體的自 我進化,但最可能的進步動力,是回應社會「需要」,是來自於社會對於該等 職位或地位之人的期待。在此所欲強調的,便是法與社會是處於一種相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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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關係,任何形式的法律不光是在這個社會背景中運作,且是被構成這個 社會背景的互動形式所影響與形塑。4在本文研究主題下,前面的法或法律可 逕理解為司法官的倫理規範。那麼在本文所強調的「傳統的描繪」、「特殊性 之勾勒」等研究思維下,則傳統脈絡下的司法官倫理議題是否有一定意義的

「回應社會」?其是否也有其特殊性而成特定脈絡?

本文認為問題點便在「社會」二字,因倫理政策所回應的究竟是什麼意 義之下的社會?係常民社會、專家社會還是某種熔於一爐的社會共識?承載 傳統司法官倫理知識的官箴書,其於清代經由私領域乃至公領域的傳遞交流,

讓當中專業的行政知識、經驗與理念在政府單位及官員之間的流通量與影響 力達到高峰。從「公諸同好」、「嘉惠後進」、「裨於吏治」、「謀福於民」等訴 求看來,仕宦階級內部的互相期勉,不但讓官箴書成為官員、幕友等人的知 識交流媒介,5更是形塑出了為治之道的典範,汪輝祖乃至《學治臆說》等官 箴所描繪出的司法官倫理形象,俱是此種典範的投射。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從君王(上層統治階級)--地方官吏--民人的 三階社會結構看來,前述知識交流所造成的觀念(共識)形塑,似只集中於 中階的地方官吏一階。對於上層統治階級而言,於有清一代從未意識到結構 性的社會變遷或許需要一種司法體系的變遷,甚至是官僚體系的擴充,遂僅 將地方上的各種亂象,歸因於地方官員的失敗、吏役訟師等奸徒的為禍,故 帝國官僚體系需要重法厚賞以及能吏根據行政法律的規定忠實地履行他們的 責任。但現實就是,行政能力不足的「小型政府」與數量上微不足道的官僚 機構,使國家治理成為間接,並注定這種官員倫理政策失敗的命運。6從階級 差異與權力運作的觀點看來,以上所述實已反映出了當時官員倫理責任運作 的社會脈絡,因在三階社會結構上,所謂「最為親民之官」的地方州縣官便 位處關鍵中階而分別與官箴書所代表的官箴文化、處分則例所代表的法規範 交織出我們所能感受到的、生動而崇高的父母官倫理形象。然而這種倫理訴 求或責任設定,其實是單向、高壓權力運作下的產物或反映,如下圖所示:

4 詳參 Lon L. Fuller, “Human Interaction and the Law”, p. 27.

5 詳參蔡基祥,〈官箴、官場與官術--清代基層官員實務知識的生產與流傳〉,頁 114-129。

6 詳參 Melissa Macauley 著,明輝譯,《社會權力與法律文化:中華帝國晚期的訟師》,頁 92-93、

9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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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形下,從上層統治階級而來的,以處分則例為代表的種種司法 官倫理責任規範,並不是一種「互動的語言」,並不是「人際交往的成果」,

更非「穩定的相互期待」。7身處中階的地方司法官僅能於令人窒息的嚴苛處 分下苦苦掙扎,以崇高道德相尚,8以勤治事自勵,如《學治臆說》等官箴所 刻劃出的倫理形象般,努力維繫危在旦夕的倫理秩序。不過傳統知識分子理 念、抽象上所建構的倫理王國在變化莫測的現實世界前終顯蒼白無力,最後 仍是無法承受來自上層的壓力而告崩潰,而犧牲最重的卻是始終難以參與討 論的民人階層。9所以從這所能得到的啟發,便是社會中應有維持並保護溝通 管道整全(the integrity of the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之機制,使得人們 可以交流彼此的觀點、感覺及渴望,進而尊重社會處境之下的每個人。所以 國家法律應予「自發性法律」(reflexive law)發展的空間,實質的法律判斷、

價值、倫理抉擇盡量留給人民經由自律規範作出,國家只提供結構上以及程

7 詳參陳起行,〈由富勒人際交往的法理學論 MGM v. Grokster 案〉,《台大法學論叢》38:1

(2009),頁 23。

8 本文所著墨的汪輝祖便是說得到也做得到的清代典範,不過其個人並非毫無缺點。詳參張 偉仁,〈良幕循吏汪輝祖〉下,頁 45-48。

9 地方官伴隨其職務所生之貪、酷之弊若作為一個社會現象進行考察,則大抵有其制度性脈 絡背景,非可單純歸咎於個人的私德水準,這是本文內容所欲強調之點。關於晚清衙門司 法實務運作的描繪與批判,可參閱吳珊妃,〈晚清州縣司法制度與獄政管理--以李伯元

《活地獄》為中心〉,頁 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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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上符合正當性的確保即為已足,這樣方能有社會中各族群充分互動,彼此 互相影響對方的健全發展。10所以當代面對法曹倫理規範的修訂乃至司法官評

序上符合正當性的確保即為已足,這樣方能有社會中各族群充分互動,彼此 互相影響對方的健全發展。10所以當代面對法曹倫理規範的修訂乃至司法官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