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朝的士人自覺運動
第四節 名教標準之建構努力與其困難：新五代史與春秋
前面數節，主要都在討論宋代士人重新得到了政治社會上的領導地位之後，
尋求群體及個人自我定位，而以復興儒教秩序為主調。這裡必須再強調一次：儒 教的權威並不來自於它是一種特殊生活方式，而是因為它被認為代表了當時東亞 或者說天下的最高文明。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所講的道理應當作為人類社會的普
608 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頁 288-291。在這一點上，
歐陽修亦大同於范仲淹。《默記》載歐陽赴試時，見鄰座士人病而不能應試，乃極力鼓舞之，又 助其作文用事，遂同登榜。《默記》卷中，頁21。
609 《容齋隨筆》引時人說法，將不得志而投奔西夏的中國士人張元、吳昊也和范仲淹扯上關係。
說是二人設法引其注目果受引見，卻在將用未用間，先奔西夏了。此事未必可信，洪邁也指出其 歲時先後不審。但也可見范仲淹好士之廣泛有名，否則也不會有這一說法傳出。見《容齋隨筆》
記張元事條，頁554-555。
610 〈崑山縣新修文宣王廟記〉，《小畜集》，頁 152。
611 真宗朝名臣如王曾等，便為時人比為姚宋蕭曹。見《國老談苑》卷二，頁 186-187。
遍指導原則，服膺儒家名教的士人則是這個社會的領導者。士人群體中最優秀的 見解作為公議，應當被上至君主下至走卒的一般社會尊重乃至信從。這樣的政教 合一信念至少自漢以來一直被中國統治階級認可並多少得到實踐，而宋代君臣對 待這一傳統信念可說是空前的認真，士人政治運作最為接近理想。本節以歐陽修 及其新五代史為中心，考察以上所述的士人信仰的內涵。
歐陽修無疑是宋仁宗時代士論締造的關鍵人物之一，這當是無論當時後世，
眾口一辭的。蘇軾謂：
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 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以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
612
再略舉當時一例。曲洧舊聞載：
李肅之公明，文定公子也。在三司，論事切直，仁宗嘉納。歐公以簡賀 之，甚有稱賞之語。公明喜曰：「歐公平日書疏往來，未嘗呼我字也，
此簡遂以字呼我，人之作好事，可不勉哉！」613
而其新五代史法春秋的寫作意圖，在經學新解釋流行而為新興士人思想依恃的背 景下，其意義或還不僅在本身的成就而更在提供引導學者討論發明的方向，乃是 唐以後正史之中難得的私修之作，其意義不可輕忽。官修正史往往成為專家翻檢 查考之用而少為人閱讀，歐陽的作品則是一個例外。614如純以專門修史觀點來 說，宋人此類行為往往受到後人疵議。王鳴盛論與歐陽修同時的孫甫所作的唐史 論斷雖承認其言「多平正」，卻認為「皆空論不足傳」。對其所自作的欲法春秋 的唐史記，甚至說「幸其書亡，若存，徒汨亂學者耳目」。深惡痛絕之態度顯然，
其理據則是：
612 〈六一居士集敘〉，《蘇軾文集》卷十，頁 316。
613 《曲洧舊聞》卷一李公明論事切直仁宗嘉納得歐公稱賞條，頁 95。
614 楊聯陞，〈官修史學的結構——唐朝至明朝間正史撰修的原則與方法〉，收於《國史探微》，頁 358-359。
大抵作史者宜直叙其事，不必弄文法、寓予奪。讀史者宜詳考其實，不必 憑意見、發議論。宋人略通文義，便想著作傳世。一涉史事，便欲法聖人 筆削。此一時習氣，有名公大儒為之渠帥，而此風益盛。名公大儒，予不 敢議，聊借甫以發之。615
且不論王鳴盛自己著書考據之餘所發議論亦甚不少，此等憑意見、發議論的習氣 之意義得失，正要看領導者的名公大儒所論為何。為此一時習氣之渠帥的名公大 儒，無過於歐陽修。若不議之，則也不能對宋代士人政教風氣作出評斷。比之宋 初柳開和胡旦間發生的一段插曲，或可幫助我們理解其重大建設性：
柳仲塗開知潤州，胡旦祕監為淮漕。二人者，俱喜以名騖於時。旦造漢 春秋編年，立五始先經後經、發明凡例之類，切牟聖作。書甫畢，邀開 於金山觀之，頗以述作自矜。開從其招而赴焉，方拂案開編，未暇展閱。
開拔劍斥之曰：「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
至若丘明而下，公穀鄒郟諸子，止取傳述而已。爾何輩，輒敢竊聖經之 名，冠於篇首！今日聊贈一劍，以為後世狂斐之戒！」語訖，勇逐之。
旦闊步攝衣，急投舊艦，鋒幾及身。賴舟人擁入，參差不免。猶斫數劍 於舷，聊以快憤。616
這可以說是典型的狂生行為。但如此狂法顯然是極具時代特色，難於在宋前出現 的。歐陽撰著新五代史效法春秋不論成敗如何，其影響力與宋初的不得志儒生乃 無可比擬的。前節已經提到了這些有才學而自負不喜受拘係不得重用，也未必在 乎朝廷權威的士人因為慶曆諸臣出來轉移風氣，搭建連繫而有了共建儒教秩序的 可能。但刺激起了一時風氣是一回事，真要引導群士走上同一具體目標，則不能 不透過說理的手段以求思想上的接近，乃至必要時用政治權威的力量排斥異說。
這也可以說是清議的一種表現。如劉敞與歐陽二人曾一起上言阻止一個不合他們 心中學術標準，名叫龍昌期的士人接受朝廷褒獎：
615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二唐史論斷條，頁 672-673。
616 《玉壺清話》卷三頁 29-30。
敞與歐陽脩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使即 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 深淺」 昌期聞之，懼不敢受賜。617
龍昌期乃是文彥博等人所推舉而所受賜亦不大，在政治上可說無足輕重。歐陽修 與劉敞何苦與之為難？618或者也有政治性理由，但若從重清議建立價值標準角度 出發，亦似可通。又如他曾上過〈論雕印文字劄子〉，企圖使「今後如有不經官 司詳定，妄行雕印文集，並不得貨賣」，以控制文字的出版。其動機除了國家機 密的保持之外，尚有文化上的禁絕「非後學所須，或不足為人師法者，並在編集，
有誤學徒」的現象之用意。619只是這類消極手段不僅在技術面上不易實現，若沒 有正面的指引方向，禁止也是徒然。對孔門儒教道理的共尊共信在舊說已不足維 繫人心的情況下，要具體落實還必須透過當代的新解。楊聯陞對此有很好的論斷：
宋代史學此一特徵正與一個新興的、富創造性的學術運動——理學的精神 相一致，因為正如新理學家之大膽主張其乃真理之正統發言人一樣，它需 要同樣的信心與想像力以撰著歷史；而此史著的風格，唯有出諸聖人手 筆，方覺合宜。620
但這不是容易的工作。以前節已經提及的名教問題來說，理想狀況下修齊治 平固為一貫，但個人的名節和政治上群體的利益在實際上，往往不見得可以輕易 的協調一致，尤其是在政教傾頹的亂世之中。范仲淹對李膺等東漢黨錮士人的評 語值得引用：
漢李膺之徒黑白太明，而禁錮戮辱。雖一身潔清，千古不昧。奈何邪正 相激，速天下之禍，漢室亦從而亡之。僕以為與國同憂之人，宜弗為也…
617 《宋史．劉敞傳》頁 10386。
618 龍昌期事，可參宮崎市定〈辨奸論の奸を辨ず〉收於《宮崎市定全集》第 11 冊，頁 389-391。
又《澠水燕談錄》記其人曰昌期該洽過人，著撰雖多，然所學雜駁，又好排斥先儒，故為通人所 罪，而其書亦不行《澠水燕談錄》卷六，頁64
619 〈論雕印文字劄子〉，《歐陽修全集》，頁 1637。
620 楊聯陞，〈官修史學的結構——唐朝至明朝間正史撰修的原則與方法〉，收於《國史探微》，頁 364。
無專尚名節，而忘邦家之大。621
馮道的例子可以說充分體現了這一問題的重大。馮道的行為純以忠君的觀點來看 可說完全不合標準，但處於改朝易姓有如兒戲的亂世之中，他在政治中樞的表現 比起普通無所作為苟且度日的官僚，似又更勝幾分。故而不只當時，直至宋已在 政治上收拾了局面之後很久，馮道都一直保持著相當的聲望，同時也引來了許多 爭議。在神宗時君臣討論近代名臣，馮道猶居一席之地：
熙寧而來，大臣盡學術該貫，人主明博，議政罷，每留之詢講道義，日論 及近代名臣始終大節。時宰相有舉馮道者，蓋言歷事四朝不渝其守。參政 唐公介曰：「兢慎自全，道則有之。然歷君雖多，不聞以大忠致君，亦未 可謂之完。」宰相曰：「借如伊尹，三就桀而三就湯。非歷君之多乎？」
唐公曰：「有伊尹之心則可。況擬人必於其倫。以馮道竊比伊尹，則臣所 未喻也。」622
活到哲宗朝的吳處厚則認為「俗人徒見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濁心清，豈世 俗所知耶」？623可見新五代史深貶斥之的現實意義是很重的。錢穆言：
馮道列相八姓十一君，自稱長樂老，世人競慕之。得為一馮道，斯亦當時 人生之至高境界矣。下迄宋代，馮道仍然見尊。歐陽修為新五代史，始加 貶斥。而馮道之為人，遂再不見稱。韓愈言：「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 幽光。」此乃史官之任。歐陽修崇拜韓愈，其為新五代史，非在史官之任，
亦如孔子之作春秋，乃有其不得已之深心。後代中國人羣誦新五代史，薛 居正舊五代史則幾成廢物。近代國人，乃以薛書取材富，記事詳可資考證，
一時又轉居歐書之上。然非歐書，則民族大義，修身大節，皆無以見。使 北宋一代，歐書不出，恐此下中國亦無得如今傳之中國。624
621 〈又與省主葉內翰書〉，《范仲淹全集》，頁 263。
622 《湘山野錄》卷上，頁 15。
623 《青箱雜記》卷二，頁 17。
624 錢穆，〈中國歷史精神〉，收於《中國史學發微》（台北：東大，1989），頁 122。
錢穆此處對民族大義四字的用法，值得留意。不是指今日流行的可與民族主義混
錢穆此處對民族大義四字的用法，值得留意。不是指今日流行的可與民族主義混